[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困局 :壹場延續百年的資源詛咒
其中最激進、最著名的榜樣是墨西哥：1938年，拉薩羅·卡德納斯總統頂住巨大的國際壓力，毅然簽署法令，征收所有外國石油公司的資產，成立了完全國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這是壹次激進的政治決斷，旨在完全收回資源主權。
相比之下，考慮到國家財政和政權穩定對石油經濟的高度依賴，委內瑞拉並未貿然復制墨西哥式的強制征收，而是試圖在不“驚嚇”外國資本的前提下，逐步重新分配石油收益。他們先是在1943年通過新《石油法》，強化了國家的監管和稅收地位；1948年，政府進壹步推動並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利潤對半分成”制度，強制規定國家至少獲取石油生產淨收益的50%。這種“漸進式贖買”並未觸碰外資公司的產權基礎，卻顯著抬高了國家在石油收益分配中的地位。
這種溫和路線的背後，隱含著委內瑞拉政治精英的壹種普遍擔憂：激進國有化可能引發外國資本撤離、技術中斷乃至歐美大國的政治與經濟報復，從而危及國家財政，乃至政權本身。
在相當長壹段時間內，委內瑞拉選擇以提高分成比例、強化稅制和行政控制來替代直接征收——這壹選擇有效避免了正面的地緣政治沖突，卻也在客觀上延長了外國資本的制度性影響。而重新分成後石油收入的提升，又繼續強化了國家對石油收入而非技術和產業自主的結構性依賴。
1958年，委內瑞拉人民推翻了佩雷斯·希門尼斯的軍事獨裁統治，開啟了所謂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時代。為確保新生民主政體的穩定和持續，1958年10月，委內瑞拉叁個主要政黨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小鎮蓬托菲霍簽署協定，就尊重民主選舉結果、民主政體下的權力分享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後形成了委內瑞拉基督教民主黨與民主行動黨兩黨輪流執政的“蓬托菲霍體制”。
不同政黨間的權力分享和政治妥協維系了新體制的穩定，但作為代價，無論執政黨如何輪替，兩黨政治精英形成了高度壹致的隱形共識：不挑戰以石油收益為中心的經濟模式。
從軍人獨裁到民主政治，委內瑞拉還是沒能擺脫這種跟石油收益之間穩定但扭曲的共生關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依然圍繞石油收入的再分配展開，兩黨皆通過庇護和裙帶關系來鞏固其對委內瑞拉政治的控制。委內瑞拉的民主化變革只是調整了“租金國家”的分配規則，而非其本質的運作方式。
直到196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石油市場格局的變化，委內瑞拉的資源民族主義才再次獲得制度性突破。1960年，委內瑞拉聯合中東產油國，共同創立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試圖通過產油國的集體行動，奪回長期被跨國公司掌控的定價權。
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後油價的急劇上漲，為委內瑞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政空間和政治自信，被視為推動“經濟解放”的歷史性窗口。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充沛的財政的支持下，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於1976年完成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成立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
1974年3月16日，奧地利維也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召開為期兩天的會議，旨在討論原油價格。參與國家包括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厄瓜多爾、加蓬、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尼日利亞、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這仍是壹場制度化、補償式、避免正面沖突的國有化，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它象征著國家對資源主權的最終收回，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委內瑞拉對外國石油資本的依賴。
冷戰時期的委內瑞拉，時不時表現出壹種深受庇隆主義感染的勢頭，強調民族獨立和反霸權，積極倡導拉美壹體化，在外交上跟東西方似乎都保持著距離，甚至公開批評蘇聯在古巴的革命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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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考慮到國家財政和政權穩定對石油經濟的高度依賴，委內瑞拉並未貿然復制墨西哥式的強制征收，而是試圖在不“驚嚇”外國資本的前提下，逐步重新分配石油收益。他們先是在1943年通過新《石油法》，強化了國家的監管和稅收地位；1948年，政府進壹步推動並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利潤對半分成”制度，強制規定國家至少獲取石油生產淨收益的50%。這種“漸進式贖買”並未觸碰外資公司的產權基礎，卻顯著抬高了國家在石油收益分配中的地位。
這種溫和路線的背後，隱含著委內瑞拉政治精英的壹種普遍擔憂：激進國有化可能引發外國資本撤離、技術中斷乃至歐美大國的政治與經濟報復，從而危及國家財政，乃至政權本身。
在相當長壹段時間內，委內瑞拉選擇以提高分成比例、強化稅制和行政控制來替代直接征收——這壹選擇有效避免了正面的地緣政治沖突，卻也在客觀上延長了外國資本的制度性影響。而重新分成後石油收入的提升，又繼續強化了國家對石油收入而非技術和產業自主的結構性依賴。
1958年，委內瑞拉人民推翻了佩雷斯·希門尼斯的軍事獨裁統治，開啟了所謂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時代。為確保新生民主政體的穩定和持續，1958年10月，委內瑞拉叁個主要政黨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小鎮蓬托菲霍簽署協定，就尊重民主選舉結果、民主政體下的權力分享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後形成了委內瑞拉基督教民主黨與民主行動黨兩黨輪流執政的“蓬托菲霍體制”。
不同政黨間的權力分享和政治妥協維系了新體制的穩定，但作為代價，無論執政黨如何輪替，兩黨政治精英形成了高度壹致的隱形共識：不挑戰以石油收益為中心的經濟模式。
從軍人獨裁到民主政治，委內瑞拉還是沒能擺脫這種跟石油收益之間穩定但扭曲的共生關系——在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依然圍繞石油收入的再分配展開，兩黨皆通過庇護和裙帶關系來鞏固其對委內瑞拉政治的控制。委內瑞拉的民主化變革只是調整了“租金國家”的分配規則，而非其本質的運作方式。
直到196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石油市場格局的變化，委內瑞拉的資源民族主義才再次獲得制度性突破。1960年，委內瑞拉聯合中東產油國，共同創立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試圖通過產油國的集體行動，奪回長期被跨國公司掌控的定價權。
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後油價的急劇上漲，為委內瑞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政空間和政治自信，被視為推動“經濟解放”的歷史性窗口。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充沛的財政的支持下，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於1976年完成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成立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
1974年3月16日，奧地利維也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召開為期兩天的會議，旨在討論原油價格。參與國家包括委內瑞拉、阿爾及利亞、厄瓜多爾、加蓬、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尼日利亞、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這仍是壹場制度化、補償式、避免正面沖突的國有化，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它象征著國家對資源主權的最終收回，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委內瑞拉對外國石油資本的依賴。
冷戰時期的委內瑞拉，時不時表現出壹種深受庇隆主義感染的勢頭，強調民族獨立和反霸權，積極倡導拉美壹體化，在外交上跟東西方似乎都保持著距離，甚至公開批評蘇聯在古巴的革命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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