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 英媒警告:英國必須宣布獨立於美國,否則將滅亡
美國總統特朗普(专题)想要獲得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並與歐洲多國打貿易戰。此舉引發歐洲輿論反思。英國《每日電訊報》1月18日發表題為《英國必須宣布獨立於美國，否則將滅亡》的文章稱，特朗普並非與他的前任們背道而馳，他只是在遵循自由主義的傳統。文章作者是該報專欄作家提姆·斯坦利（Tim Stanley）。
對於特朗普試圖占領格陵蘭島的種種解釋，表面上最說得通的莫過於總統患有老年癡呆症。如果是那樣的話，何不幹脆假裝把格陵蘭島給他呢？把他送到某個看起來綠意盎然的地方，舉行壹場閱兵式，然後告訴他壹切搞定了。老年癡呆症患者的幻想就此實現。
唉，形勢遠比這嚴重得多。特朗普並非瘋了，他只是在延續美國壹貫的作風，只不過這次更加粗俗、更加明目張膽。本周，我偶然讀到加拿大(专题)哲學家喬治·格蘭特（ George Grant）1965年出版的《國家的哀歌》（Lament for a Nation），這讓我更加確信這壹點。
格蘭特寫作此書時，正值加拿大歷史的轉折點。1957年，加拿大選出了壹位名叫約翰·迪芬貝克（John Diefenbaker）的保守黨總理，他與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甚至與特朗普頗為相似：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並且極度反左。但當美國要求在加拿大領土上部署核武器時，迪芬貝克——出乎我的意料——拒絕了。
他認為自己有權這樣做，因為北約名義上是壹個平等聯盟——而且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壹旦加拿大成為導彈基地，所有獨立外交政策的偽裝都將不復存在。
商界和文化精英紛紛倒戈，最終將他趕下了台。
當時的美國沐浴在肯尼迪的光環之下，被譽為現代性的化身：民族主義顯得過時而古怪。格蘭特認為，加拿大放棄核武器標志著經濟和文化同化的最終階段。壹個如此高度融入美國模式的社會不僅缺乏資源，更重要的是，缺乏獨立自主的想象力。
當代歐洲亦是如此，美國企業在歐洲占據主導地位並從中牟利，卻同時逃避了大量稅負。例如，愛爾蘭理所當然地譴責了特朗普對反對其侵略格陵蘭島的國家發動的關稅戰——然而，該國卻以犧牲主權為代價，成為全球主義默許的典范。它擁抱自由市場（低企業稅）和自由流動（大規模移民(专题)），結果是，都柏林表面上依然保留著愛爾蘭特色——依然美麗——但房價高昂，並且深陷壹場激烈的身份認同危機。
這些經濟政策被其精英階層辯稱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必要條件（“我們需要資金，我們需要工人”），而令人震驚的是，蘇格蘭民族黨（SNP）也提議，如果蘇格蘭獨立，就采取類似的措施。正如格蘭特在1965年所觀察到的，現代民族國家只有擁抱全球資本主義才能發展，但全球資本主義“意味著那些賦予民族主義實質的本土差異的消失”。
簡而言之，美國資本使我們所有人變得富有，但也使我們變成了美國的復制品。我確信，許多英國人極度不快樂，甚至精神失常，因為他們感覺自己不再是自己了。
這壹點在我們如今的言談舉止（糟糕透頂）和情感表達（過於頻繁）中顯而易見，但最明顯的體現還是在我們的政治中——它脫離了我們真實的歷史，完全是舶來品。身份政治起源於美國：當聯邦特工在明尼蘇達州槍殺壹名抗議者（在我看來是謀殺）時，工黨市長們卻不得不寫信支持明尼阿波利斯的民主黨市長。為什麼？
另壹方面，詹姆斯·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聲稱他的英雄是裡根，保守黨用裡根式的理想來兜售美好生活，而那份臭名昭著的詹裡克備忘錄——旨在策劃他叛逃到改革黨——將他描述為“鎮上的新警長”。備忘錄的作者甚至把“favorite”（最喜歡的人）拼錯了，少了壹個“u”。
右翼智庫人士認為，在歐盟之外，唯壹的希望是與美國達成協議。就連英國首相斯塔默也接受了這種邏輯，並尋求在人工智能的未來監管方面達成壹致。
人們懷疑，盡管工黨對馬斯克深惡痛絕，但它永遠不會封禁X，因為特朗普幾乎肯定會實施制裁。
我們不應該像壹些尷尬的美國人那樣，認為這位總統“不美國”，而應該認為他是史上最“美國”的總統，也就是說，他是終極自由主義者。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即使在具體政策上存在分歧，也都源於自由主義的哲學傳統，其根源在於對個人自由的熱愛和對個人激情的釋放。特朗普想要什麼，他就會去實現。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意義所在，而且它也已經影響了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在英國，婚姻和生育不再流行，教堂空空蕩蕩，而我們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講述的是叛徒為了錢殺害信徒的故事（“她演得太棒了，”他們說，仿佛人際關系是壹場競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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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對於特朗普試圖占領格陵蘭島的種種解釋，表面上最說得通的莫過於總統患有老年癡呆症。如果是那樣的話，何不幹脆假裝把格陵蘭島給他呢？把他送到某個看起來綠意盎然的地方，舉行壹場閱兵式，然後告訴他壹切搞定了。老年癡呆症患者的幻想就此實現。
唉，形勢遠比這嚴重得多。特朗普並非瘋了，他只是在延續美國壹貫的作風，只不過這次更加粗俗、更加明目張膽。本周，我偶然讀到加拿大(专题)哲學家喬治·格蘭特（ George Grant）1965年出版的《國家的哀歌》（Lament for a Nation），這讓我更加確信這壹點。
格蘭特寫作此書時，正值加拿大歷史的轉折點。1957年，加拿大選出了壹位名叫約翰·迪芬貝克（John Diefenbaker）的保守黨總理，他與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甚至與特朗普頗為相似：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並且極度反左。但當美國要求在加拿大領土上部署核武器時，迪芬貝克——出乎我的意料——拒絕了。
他認為自己有權這樣做，因為北約名義上是壹個平等聯盟——而且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壹旦加拿大成為導彈基地，所有獨立外交政策的偽裝都將不復存在。
商界和文化精英紛紛倒戈，最終將他趕下了台。
當時的美國沐浴在肯尼迪的光環之下，被譽為現代性的化身：民族主義顯得過時而古怪。格蘭特認為，加拿大放棄核武器標志著經濟和文化同化的最終階段。壹個如此高度融入美國模式的社會不僅缺乏資源，更重要的是，缺乏獨立自主的想象力。
當代歐洲亦是如此，美國企業在歐洲占據主導地位並從中牟利，卻同時逃避了大量稅負。例如，愛爾蘭理所當然地譴責了特朗普對反對其侵略格陵蘭島的國家發動的關稅戰——然而，該國卻以犧牲主權為代價，成為全球主義默許的典范。它擁抱自由市場（低企業稅）和自由流動（大規模移民(专题)），結果是，都柏林表面上依然保留著愛爾蘭特色——依然美麗——但房價高昂，並且深陷壹場激烈的身份認同危機。
這些經濟政策被其精英階層辯稱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必要條件（“我們需要資金，我們需要工人”），而令人震驚的是，蘇格蘭民族黨（SNP）也提議，如果蘇格蘭獨立，就采取類似的措施。正如格蘭特在1965年所觀察到的，現代民族國家只有擁抱全球資本主義才能發展，但全球資本主義“意味著那些賦予民族主義實質的本土差異的消失”。
簡而言之，美國資本使我們所有人變得富有，但也使我們變成了美國的復制品。我確信，許多英國人極度不快樂，甚至精神失常，因為他們感覺自己不再是自己了。
這壹點在我們如今的言談舉止（糟糕透頂）和情感表達（過於頻繁）中顯而易見，但最明顯的體現還是在我們的政治中——它脫離了我們真實的歷史，完全是舶來品。身份政治起源於美國：當聯邦特工在明尼蘇達州槍殺壹名抗議者（在我看來是謀殺）時，工黨市長們卻不得不寫信支持明尼阿波利斯的民主黨市長。為什麼？
另壹方面，詹姆斯·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聲稱他的英雄是裡根，保守黨用裡根式的理想來兜售美好生活，而那份臭名昭著的詹裡克備忘錄——旨在策劃他叛逃到改革黨——將他描述為“鎮上的新警長”。備忘錄的作者甚至把“favorite”（最喜歡的人）拼錯了，少了壹個“u”。
右翼智庫人士認為，在歐盟之外，唯壹的希望是與美國達成協議。就連英國首相斯塔默也接受了這種邏輯，並尋求在人工智能的未來監管方面達成壹致。
人們懷疑，盡管工黨對馬斯克深惡痛絕，但它永遠不會封禁X，因為特朗普幾乎肯定會實施制裁。
我們不應該像壹些尷尬的美國人那樣，認為這位總統“不美國”，而應該認為他是史上最“美國”的總統，也就是說，他是終極自由主義者。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即使在具體政策上存在分歧，也都源於自由主義的哲學傳統，其根源在於對個人自由的熱愛和對個人激情的釋放。特朗普想要什麼，他就會去實現。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意義所在，而且它也已經影響了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在英國，婚姻和生育不再流行，教堂空空蕩蕩，而我們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講述的是叛徒為了錢殺害信徒的故事（“她演得太棒了，”他們說，仿佛人際關系是壹場競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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