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教中文:优绩主义的另一张脸
第一堂课，双向考验
落地加拿大的第二个月，我开始了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在法语区最好的一所公立大学里教汉语。走进教室，里面坐了五十个年龄、肤色各异的本地学生，以及一台年迈的投影仪；这是基础班，他们中的多数人从未听或说过任何中文。当我问，这门课的绩点对你来说重要吗？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每年，这所大学开设近二十门语言课，中文显然是其中最难学的之一，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每周两次坐进这间教室？这些北美年轻人里的天之骄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拥有着肤色、家境、语言等诸多特权（privilege）的他们，也会被优绩主义裹挟吗？怀着好奇，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教学与观察。
每学期的首周，学生有权随时换课弃课，第一节课因此成了我的大考。与中国高校相比，北美大学里的师生权力动态更为双向。教授当然掌握对课堂与成绩的全部解释权，但学生也有多种办法给出有力度的反馈。如果一门课臭名昭着，长期被打低分，教授就会面临不少麻烦。为了避免破坏基本平衡，大学一般不会强硬干涉教学自由，但也必须确保师生之间的评估是经过制度化的双向关系。
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本事驯服这五十个名校骄子。这所大学的录取率很低，偏好擅长批判性思维的申请者，因此汇聚了加拿大最会读书，个性也最鲜明的年轻人，我担心随时有挑战从台下发射。
走进教室的第一分钟，投影仪坏了。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只能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邮箱，嘴里讲解课程大纲，手上修投影仪，眼神尽量与每个学生达成一到两次交汇，以免留下腼腆的刻板印象。
突然有个学生大声问：“教上午课的教授也姓王，这是巧合吗？”
我一边修投影仪一边回答，姓和名在亚洲的功效与北美恰恰相反，比如美国可能有几十万个人名叫“泰勒”，但姓“斯威夫特”的家族屈指可数，同姓因此意味着很多潜在信息。而亚洲人往往与几千万人共用姓氏，主要靠名字来区分彼此，如果某个中国妈妈把头伸出窗户大喊“王，王！快过来吃饭！”，那她最好是有足够的饭来招待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
有学生追问：“那么我喊 Wang Laoshi ，你们怎么分得清是在叫谁？”
我说没关系，你管他叫王老师吧，叫我时大喊喂喂喂就行。
所有人都笑了。投影仪在此刻接纳了我的电脑，我打开幻灯片，教他们如何用普通话读一到十。
第二节课，五十张面孔几乎都还在，我通过了他们的考验。
九个学分的重量，与那些通往未来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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