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用福利換選票的新式民粹主義:如何重塑印度的選舉
印度的免費福利民粹主義
在這篇分析深刻的評論中，歐洲民粹主義研究中心（ECPS）青年小組成員 Saurabh Raj 探討了直接福利交付正如何改變印度的選舉政治。文章以近期比哈爾邦（Bihar）議會選舉為例，指出可見且定向的福利——尤其是針對女性的現金轉移支付——已成為壹種強有力的政治語言，深刻塑造著選民的參與和選擇。
文章將這壹轉變概念化為“免費福利民粹主義”（freebie populism），認為福利如今不僅是發展工具，更是壹種通過數字基礎設施和個性化互動實現的政治動員模式。雖然種姓、宗教和意識形態依然具有影響力，但 Raj 強調，“個體受益者”正作為壹種新的政治歸屬軸心日益崛起。文章將比哈爾邦置於更廣泛的邦際格局中，對民主問責制、政治理性以及印度民主的未來軌跡提出了關鍵質詢。
近期的比哈爾邦議會選舉為我們提供了壹個有益的透鏡，用以審視“以福利為中心”的動員如何重塑印度當代的選舉政治。比哈爾邦[1] 創下了該邦歷史上最高的投票率，達到66.9%。其中性別模式的差異更為驚人：女性投票率高達71.6%，而男性為62.8%。在243個選區中，有130個選區的女性投票人數超過男性。這並非微小的波動或壹次性的反常現象，而是代表了參與主體及決定選舉結果力量的結構性轉變（Basu 2021）。
選舉結果的分布模式與這壹轉變高度吻合。在女性投票率領先的130個選區中，執政聯盟贏得了114個席位，占比接近88%。這種選票流向與直接惠及女性的福利措施在規模和時機上的高度重合，值得深入分析。選前不久向超過1200萬女性發放約120美元（約合10000盧比）的直接現金轉賬，僅僅是更廣泛福利計劃的壹部分，該計劃還包括增加養老金、減免電費以及提高壹線工人的薪酬。反對派則通過“保證書”、登記活動和未來支持的承諾進行回擊，新成立的政黨“詹·蘇拉傑”（Jan Suraj）[2]也分發了卡片，試圖構建另壹種福利願景。顯然，福利不再是競選活動的附屬品，而是政治動員的核心軸心。
此次選舉揭示了壹個正在印度各地展開的更廣泛現象。以福利為中心的選舉策略正在改變政治傳播、選民理性以及民主歸屬的情感結構。“免費福利民粹主義”的興起——本文用此術語來描述民粹主義修辭與高度可見、個性化的福利交付相結合的現象——標志著國家形象的構建方式以及選民評估政治行動者的方式發生了明顯轉變。在此，“免費福利民粹主義”是壹個分析范疇而非道德評判。它指的是壹種特定的政治邏輯，即競爭性選舉激勵機制優先考慮福利的即時性、可見性和個性化。這種邏輯不同於基於權利的或制度化的福利體制，後者通常將權益常規化，且與選舉周期的關聯較弱。區分這壹點至關重要，因為本文的論點關注的是政治動員的模式，而非福利本身的合法性。
研究方法說明
本評論基於印度選舉委員會（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2024）的公開數據、邦預算文件、新聞稿、印地語和英語媒體的現場報道，以及關於民粹主義、福利交付和投票行為的學術文獻。解釋性論點建立在關於民粹主義的比較研究（Mudde, 2004; Mudde & Kaltwasser, 2017）以及將福利交付與政治參與聯系起來的學術成果（Khemani, 2022; Kruks Wisner, 2018）之上。此外，本文還參考了關於性別政治參與、數字福利架構和直接利益轉移系統的研究。本文旨在進行分析而非預測，試圖將比哈爾邦的經驗置於更廣泛的概念和實證框架中，以闡明印度選舉政治不斷變化的性質。
對民粹主義的經典理解
Cas Mudde 將民粹主義定義為壹種“薄中心意識形態”（thin-centred ideology），它將社會想象為“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之間的對立，並堅持政治必須直接表達“普遍意志”（Mudde, 2004）。由於其意識形態內核較薄，它可以依附於各種意識形態項目，包括右翼、左翼或特定區域的福利、民族主義和身份認同構想。Mudde 和 Kaltwasser 指出，當領導人將自己表現為普通公民的直接保護者，並構建能夠繞過既有制度和復雜政策辯論的情感及符號捷徑時，民粹主義就會變得強大（Mudde & Kaltwass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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