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静:"遇见徐桂芬,是我的幸运"(图
这也是我演艺生涯第一次尝试在历史题材剧里出演一个分量、体量、重量都很重和个人魅力如此鲜活的女性角色。剧中沉重的氛围里，徐桂芬是一个始终带着暖色的人，即使在极端的苦难面前，也葆有惊人的生命力。在那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她可能不是炫目的花朵、繁茂的青草，也不是让人第一眼即可看到的参天大树，但她却是让万物生根、承载一切的土地，靠近她的人都会感到心安。
这片深厚而温润的土壤，象征着生命的孕育、未来的延展与代际的传承，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于历史的尘埃中呼吸，在与徐桂芬“合二为一”的日子里，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她历经黑暗却依然向上生长的力量。
表里合一，潜入她的灵魂深处
我是一个山西人，要塑造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性，其实也曾有过忧虑。
我能不能说一口标准的东北方言，“扎根”那片黑土地？但导演很早之前，就带着我们从各种史料里了解20世纪40年代的哈尔滨，当时的东北人，不仅生活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口音也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而导演也不希望我们过分侧重于口音，让剧情变得过于“喜感”，从而削弱这部剧的严肃基调。没有了这个“负担”，对我来说，要演好徐桂芬，首要任务就是在形象、肢体上更贴近徐桂芬，以及更贴近一个真正的孕妇。
我的造型前后修改了三四次，第一次定妆的效果其实和我的预期很接近，那时我的发型是把头发扎起来，然后让碎发自然垂落。但造型老师认为不太合适，那个年代的人不会天天洗头发，所以历史资料里女性的头发都很油亮，于是就变成了如今剧中所呈现的那种贴头皮的梳法。这个改动其实更贴合人物的性格——干净、利落。
对于服装的整洁度，我们也曾经收到过一些反馈，例如有弹幕提到“衣服太干净了，不符合时代”。但我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并非战区，徐桂芬的丈夫有工作有存款，当别人还在为温饱发愁时，他就已经当上了“送货郎”。所以，我们的家境比周围人要好一些，这是符合角色逻辑的。我常常戴着一对银耳环，偶尔还会穿着旗袍，造型老师也参考了许多老照片，那个年代的女性确实会穿这样的衣服。于是，当我穿上戏服，进入片场时，自己也越发相信：我的装扮是合理且真实的，我就是徐桂芬。
在整部剧里，徐桂芬的身体变化本身就是一条叙事线，从怀孕初期到最后生产，不同时期她的身体状态也不一样，随着她身体状态的逐渐变化，我的表演也要呈现出这种渐进性。为了体验那种步履沉重、行动不便的真实感，我特意要求服装老师千万不要给我的“孕肚”减重。我不想自己只是“看起来”是个孕妇，而是真实地感受到孕妇那份笨拙与负担，到怀孕后期时，甚至连坐下、起身都十分费力。所有的细节，都是值得的，因为我相信，当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些下意识的反应才会是真实的。
而为了感知徐桂芬的内心，更贴近角色的内核，在进组前，我查阅了很多史料去了解东北那片黑土地的这段过往，也在纪录片、幸存者访谈和堆积如山的罪证资料里，了解那个时代普通女性的生活状态。我在心中拼凑出一个时代的轮廓，也开始想象徐桂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昼与夜，以及她在绝境中生长出的坚韧与善意。进组后，我们还参观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肃穆的陈列馆，看到那些冰冷的罪证和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沉重”二字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实感，我对徐桂芬的所有想象，也具象化了——她的每一次忐忑、每一次恐惧，仿佛都有了确切的来处。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东北女性总是与豪爽、泼辣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更想呈现的是撕去了这些标签的真实形象——她的性格里也有“柔软”的一面，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时候的徐桂芬只是一个以家庭为重、操持家务的普通女人。平日里，她是平稳、内敛的，只有每次风雨袭来时，她才展现出刚强的那一面，永远站在家人的身前。
她的勇敢与脆弱、泼辣与温柔，并不矛盾，一切都源自对家人、对生命深切的爱。所以，在塑造徐桂芬时，我没有让她一直处于亢奋和高频的状态，大多数时候她是收着情绪的，只有在关键时刻她内心的那股力量才会迸发出来。收与放之间的张力，让她显得格外生动，她的魅力，也恰恰在于“温柔而强大”。
那些剧本之外的“鲜活”瞬间
我一直认为，要塑造一个真实的人物，就是要让她在你的身体和心灵里“活”过来。是历史资料的厚重、服化道的真实、我与对手演员之间的默契与即兴火花，以及那些剧本里没有写出的细节，增强了我的信念感：我就是她。
每次佟长富出门时，我都会伸手帮他整理一下衣领，这个动作不是剧本里写的，这是身为妻子的徐桂芬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担心他冷，思虑他的安危，万般牵挂都在这轻轻一捋之中。而剧集前期，我常常会“拳头会比嘴快”，这也是我与佟长富的扮演者江奇霖在现场磨合出的夫妻间特有的交流方式。这些即兴的、细微的互动，让我们的关系“活”了起来，有了老夫老妻之间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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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深厚而温润的土壤，象征着生命的孕育、未来的延展与代际的传承，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于历史的尘埃中呼吸，在与徐桂芬“合二为一”的日子里，我也深深体会到了她历经黑暗却依然向上生长的力量。
表里合一，潜入她的灵魂深处
我是一个山西人，要塑造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性，其实也曾有过忧虑。
我能不能说一口标准的东北方言，“扎根”那片黑土地？但导演很早之前，就带着我们从各种史料里了解20世纪40年代的哈尔滨，当时的东北人，不仅生活方式与现在大不相同，口音也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而导演也不希望我们过分侧重于口音，让剧情变得过于“喜感”，从而削弱这部剧的严肃基调。没有了这个“负担”，对我来说，要演好徐桂芬，首要任务就是在形象、肢体上更贴近徐桂芬，以及更贴近一个真正的孕妇。
我的造型前后修改了三四次，第一次定妆的效果其实和我的预期很接近，那时我的发型是把头发扎起来，然后让碎发自然垂落。但造型老师认为不太合适，那个年代的人不会天天洗头发，所以历史资料里女性的头发都很油亮，于是就变成了如今剧中所呈现的那种贴头皮的梳法。这个改动其实更贴合人物的性格——干净、利落。
对于服装的整洁度，我们也曾经收到过一些反馈，例如有弹幕提到“衣服太干净了，不符合时代”。但我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并非战区，徐桂芬的丈夫有工作有存款，当别人还在为温饱发愁时，他就已经当上了“送货郎”。所以，我们的家境比周围人要好一些，这是符合角色逻辑的。我常常戴着一对银耳环，偶尔还会穿着旗袍，造型老师也参考了许多老照片，那个年代的女性确实会穿这样的衣服。于是，当我穿上戏服，进入片场时，自己也越发相信：我的装扮是合理且真实的，我就是徐桂芬。
在整部剧里，徐桂芬的身体变化本身就是一条叙事线，从怀孕初期到最后生产，不同时期她的身体状态也不一样，随着她身体状态的逐渐变化，我的表演也要呈现出这种渐进性。为了体验那种步履沉重、行动不便的真实感，我特意要求服装老师千万不要给我的“孕肚”减重。我不想自己只是“看起来”是个孕妇，而是真实地感受到孕妇那份笨拙与负担，到怀孕后期时，甚至连坐下、起身都十分费力。所有的细节，都是值得的，因为我相信，当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些下意识的反应才会是真实的。
而为了感知徐桂芬的内心，更贴近角色的内核，在进组前，我查阅了很多史料去了解东北那片黑土地的这段过往，也在纪录片、幸存者访谈和堆积如山的罪证资料里，了解那个时代普通女性的生活状态。我在心中拼凑出一个时代的轮廓，也开始想象徐桂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昼与夜，以及她在绝境中生长出的坚韧与善意。进组后，我们还参观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肃穆的陈列馆，看到那些冰冷的罪证和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沉重”二字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实感，我对徐桂芬的所有想象，也具象化了——她的每一次忐忑、每一次恐惧，仿佛都有了确切的来处。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东北女性总是与豪爽、泼辣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更想呈现的是撕去了这些标签的真实形象——她的性格里也有“柔软”的一面，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时候的徐桂芬只是一个以家庭为重、操持家务的普通女人。平日里，她是平稳、内敛的，只有每次风雨袭来时，她才展现出刚强的那一面，永远站在家人的身前。
她的勇敢与脆弱、泼辣与温柔，并不矛盾，一切都源自对家人、对生命深切的爱。所以，在塑造徐桂芬时，我没有让她一直处于亢奋和高频的状态，大多数时候她是收着情绪的，只有在关键时刻她内心的那股力量才会迸发出来。收与放之间的张力，让她显得格外生动，她的魅力，也恰恰在于“温柔而强大”。
那些剧本之外的“鲜活”瞬间
我一直认为，要塑造一个真实的人物，就是要让她在你的身体和心灵里“活”过来。是历史资料的厚重、服化道的真实、我与对手演员之间的默契与即兴火花，以及那些剧本里没有写出的细节，增强了我的信念感：我就是她。
每次佟长富出门时，我都会伸手帮他整理一下衣领，这个动作不是剧本里写的，这是身为妻子的徐桂芬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担心他冷，思虑他的安危，万般牵挂都在这轻轻一捋之中。而剧集前期，我常常会“拳头会比嘴快”，这也是我与佟长富的扮演者江奇霖在现场磨合出的夫妻间特有的交流方式。这些即兴的、细微的互动，让我们的关系“活”了起来，有了老夫老妻之间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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