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甩鍋美國!所謂"拉美陷阱" 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這個詞讓多少人在思維上偷了懶，看不清真相。
1拉美陷阱，內涵變化多次的偽命題
昨天那篇文章寫完後，有位讀者順勢給我提了個問題，說小西，你能不能順勢講講你眼中的“拉美陷阱”問題？
的確，“拉美陷阱”，或曰“中等收入陷阱”，是壹個近些年來引發廣泛熱議的話題，似乎只有拉美國家出點什麼事，就會有人跳出來說：你看，拉美陷阱的又壹例證！
但我對這個詞的使用乃至濫用，壹直是懷有疑義。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當我們輕易使用某個概念語詞，其實我們很可能的不自覺地遮蔽了某些非常關鍵的問題，而我非常想請大家思考的壹個問題其實是——如果我們先把“拉美陷阱”這個詞拿掉，窮究其本質進行思考，你覺得“拉美陷阱”這個概念今天所暗示的那些內涵真的存在麼？
其實上溯源頭，拉美陷阱，或曰拉美問題的最早提出者，其實上世紀80-90年代的左翼學者，當時由於裡根的新自由主義、冷戰結束、東歐及蘇聯現狀等原因，過去西方左翼所熱衷批判的西方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逐漸緩和，或者說跟東歐陣營的同類問題相比不算個事兒了。
但這批學者總得批評點什麼活著啊。於是他們就調轉槍口，提出了“南北問題”或曰“拉美問題”，這方面的代表，比如美國著名社會主義社會學者、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在他的巨著《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就認為，全球化的確幫助美國等發達國家消滅了其國家內部的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緩和了貧富分化問題，但卻將這個問題轉嫁給了發展中國家。
沃勒斯坦在書中舉的重點例證，就是拉美，什麼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乃至墨西哥、古巴、危地馬拉，沃勒斯坦話裡話外的意思就是你美國裡根政府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壹套禍害了拉美，美國資本家要為拉美尖銳的階層矛盾負總責。
沃勒斯坦這套“世界體系理論”在90年代的歐美學術圈壹度風靡壹時，因為那會兒正趕上蘇聯陣營大潰敗，西方社群主義左派理論匱乏無話可說麼，所以他這個理論就成了學術明星。
但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再看這套理論，會發現它錯的相當之離譜——別的先不說，沃勒斯坦假設全球化有利於美國和西方緩和國內階層矛盾，縮小內部貧富差距這個預判本身就錯了麼！如果這個預判是對的，那今天美國還鬧什麼占領華爾街、紅脖子們還推什麼特朗普上台，搞什麼逆全球化呢？
但是，跳蚤有時候也能產下龍種，在上世紀90年代那波學術熱潮中，“拉美陷阱”終於作為壹個概念，被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提出了。
與左翼社會學者們立論起手壹定要痛斥萬惡的資本社會不同，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比較老實，所以愛德華茲只是相對較為客觀的描述了壹下眼中的拉美國家普遍遇到的問題：
1. 不平等和貧困：如當時歐美學界所熱衷討論的，拉美地區的確普遍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以及貧困問題。 這些問題限制了社會資源的均衡分配，加劇了社會動蕩，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 資源依賴：許多拉美國家依賴出口原材料（如石油、礦產等）來維持經濟增長，而這種依賴導致經濟高度脆弱，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
3. 政治不穩定：拉美國家普遍存在政治腐敗、不穩定和不可靠的政治體制，極左和極右輪流上台，無法確立穩定的經營環境。
可以看出，相比沃勒斯坦，愛德華茲的“拉美陷阱”理論是多少把問題從意識形態先行那裡往回拉了壹點的。
可是“拉美陷阱”這個語詞在本世紀頭拾年經介紹被引入中國之後，由於歷史教育賦予中國人對“拉美”這個詞的特殊認知，在哪怕是學界的討論中，當我們壹談起拉美陷阱，又附上了兩層自帶的暗示光暈：
首先就是所謂的“地緣政治博弈”理論，所謂拉美拉美麼，那肯定是相對美國而言的，拉美為什麼發展不起來啊，“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麼！像委內瑞拉，混成這個慘樣，還不是因為美國對它搞制裁？還有智利當年銅礦，阿根廷當年的貨幣……總之拉美的壹切問題都可以歸結給美國。“拉美陷阱”實則是美國陷阱。
第贰層意思就更深壹些了，那就是以國別為分野的社會階層天花板理論，也就是認為拉美國家之所以在貧困和中等收入之間輾轉反側，就是因為其產業被死死的卡在礦產、原材料和農產品供應的這些低端地段，無法向高端躍遷。那為什麼不能躍遷呢？說來說去，還是發達國家占據了高端段位，不肯讓出……於是問題又歸結到了美國那裡。
其實上述兩個藏在語詞裡的暗示，只需要舉兩個反例就可以不攻自破——你說“拉美陷阱”坑在離美國太近，那加拿大離美國更近，怎麼沒見被美國霍霍？你說“拉美陷阱”坑在向高端進軍路上被人卡了脖子，那德國、日韓、北歐、乃至又是加拿大，為什麼沒被卡這壹下，順利突破了這個陷阱？
而且梳理了“拉美陷阱”這個語詞的由來之後，你會發現，這個概念所指稱的問題，已經至少叁度發生變化了，從沃勒斯坦指責西方世界推動“全球化”轉移自身內部矛盾，造成了拉美的亂局，到今天很多人怪川普政府推動“逆全球化”，不買拉美國家資源，造成了個別國家的亂局……
合著無論全球化、逆全球化都有錯，反正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混成這個樣子，就得賴別人，是麼？
“外因是次要的，內因是主要的，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辯證法的這個思考，到這裡哪去了呢？
所以梳理至此，我們不得不說，所謂“拉美陷阱”到底存不存在，其實是非常存疑的，亦或者說，即便這個問題存在，也不是如它的中文語詞所暗示的那樣，主要原因來自於它的外部性。那麼問題究竟來自於哪裡？
2、誰制造了“拉美”？
真要細究起來，拉丁美洲這個詞匯，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思考過這樣壹個問題沒有——墨西哥以南的這片廣袤的美洲大陸，為什麼會被泛稱為拉丁美洲？
的確，這些國家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歷史上都曾被西班牙、葡萄牙這對利比裡亞半島鄰國殖民過，官方語言都是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
但是很奇怪，這篇區域，最終的稱呼不叫“西班牙美洲”或“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或“伊比利亞美洲”，而是“拉丁美洲”，這又是為什麼呢？
昨天的《特朗普抓馬杜羅，是最原教旨的“帝國主義”行為》壹文，我曾向你介紹了“帝國主義”概念的起源，而拉美這個詞的起源，其實就來源於壹段19世紀的帝國博弈史。
1803年，受困於英國大陸封鎖政策的拿破侖將面積足有214萬平方公裡的法屬路易斯安那地區賣給了美國，這場“世紀交易”讓美國的領土直接翻了壹倍，也導致了法國至此退出了從波旁王朝時代開始就苦心經營多年、投資巨大的美洲殖民地爭霸。
但高傲而野心巨大的法國人豈肯這樣善罷甘休，1851年，拿破侖壹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借法國保守派和革命派矛盾加劇之機發動政變上台執政，次年舉行全民公投，恢復帝制，自稱拿破侖叁世，法國在其後的近贰拾年裡，至少在名義上恢復了“拿破侖帝國”的榮光。
拿破侖叁世這個人其實非常有意思——壹方面，他在文韜武略上可能相比自己那有名的贰大爺確實遜色了不少，他自己也深知這壹點，在外交上極力避免與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之間沖突，也盡量避免對其他歐洲列強乃至“共和姊妹”美國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他只看不起壹個國家，那就是普魯士）。可是另壹方面，他卻又擁有不次於他贰大爺的帝國雄心，在位期間積極進行亞非擴張，殖民非洲和越南，想要重建法蘭西的世界帝國。
那麼美洲，這塊法國曾經闊過的土地，拿破侖叁世就相當的意難平了。當時美國的門羅主義已經提出，英國又嚴防法國勢力重歸魁北克等北美地區，拿破侖叁世有心對美洲施加影響力，卻就是下不了嘴。
於是最終他想出了壹個口號作為對美洲施加軟影響的“方便法門”，這就是——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這個概念，嚴格來說，是法國政治家米歇爾·舍瓦利耶最早提出的，他將美洲分為“拉丁美洲”和“盎格魯·撒克遜美洲”，以強調兩者的文化背景的差異。大革命後的法國“羅馬主義”盛行，時時處處以羅馬共和國的正統繼承者自居，所以法國人認為，自己在民族歸屬上與伊比利亞半島的兩牙壹樣，都是“拉丁人”，是古羅馬的“親兒子”，至於英國佬，他們在羅馬時代是帝國遠邊疆、化外蠻民麼，跟我們就不是自己人！
於是拉丁美洲這個詞匯，其實天然的就有含有鼓動拉美人集體杯葛英美這兩個尚在北美的兩大強國的意思。
那拉美不跟英美混，跟誰混呢？拿破侖叁世壹拍胸脯，說，跟我，不，跟朕啊！
西班牙、葡萄牙現在是明日黃花、老大帝國、爛泥糊不上牆了，但法國現在第贰帝國皇帝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壹排勃勃生機萬物竟發的狀態啊。所以拿破侖叁世在外交場合言必稱拉美，並且特別喜歡以拉丁民族的總保護人自居。不計成本的接受拉美留學生、在拉美投資辦學、派遣法國軍事、技術顧問。考慮到拿破侖叁世同時也是世界史上第壹個公開自稱要搞帝國主義的皇帝，可以認為，法國在第贰帝國時代，對（自己親自給予概念的）拉美地區，進行了壹場強力、且成功的文化滲透。
那麼對這種滲透，拉美地區的精英作何感想呢？他們很多甘之如飴。
應當說，拉美這個地區，確實早在拿破侖第贰帝國之前，就與法國交情匪淺了，因為西班牙的最後壹個王朝波旁王朝與法國王室壹族同宗，所以西班牙新大陸殖民地出生的本土精英在赴宗主國留學時往往就與法國上流社會有接觸，並在那裡最先接觸到了盧梭、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哲學、和革命思想。
出生在委內瑞拉，名字被查韋斯盜用拿來當繞開司法、立法權的方便門，以其命名的貨幣又被馬杜羅拿來當廢紙印刷的拉美世界共同推崇的獨立之父——西蒙·玻利瓦爾將軍，他當年留學歐洲的時候就天天在法國泡沙龍，聽各路名流們海闊天空地聊（法國式的）自由民主，並且親眼見證了拿破侖壹世皇帝從共和英雄到帝國皇帝的蛻變歷程。
所以玻利瓦爾自己就是帶著滿腦子的法式共和概念回到美洲的，他所領導的拉美獨立戰爭，其所師承的樣板也不是隔壁的美利堅，而是大洋彼岸他認為革命更徹底、更帶勁的法國。玻利瓦爾和與他壹起搞革命的很多“法式”同事們都認為，美國的獨立戰爭經驗，以及之後所建立的分權制聯邦政府，並不適合在他們即將創立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中復刻。
因為西班牙的新大陸殖民地並不存在北美拾叁州那樣的州議會基礎，西班牙在美洲的經濟政策是國家所有制的前身，皇家所有制的種植園經濟。政治政策則是由西班牙國王直接任命的總督制，各行省總督只向西班牙國王負責，各行省從民眾到社會精英，本來就沒有投票、代議制民主的習慣，新大陸帝國向西班牙本土的經濟輸血，也多是用黃金白銀、種植園作物以及其所換來的金錢，而不是北美大陸那樣從民營資本那裡征收的賦稅。
所以玻利瓦爾等人掀起的拉美獨立戰爭，從壹開始就是壹場本地貴族精英受法國革命思想鼓動所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戰爭，而不是北美那樣，經過“無代表，不納稅”的充分鼓動而發起的自下而上變革。
玻利瓦爾等人在驅逐了西班牙軍隊後，立刻在試圖建立的，就是同期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的，依舊以中央統御各行省，而各地民眾只有對中央政府的選舉權的統壹型共和國。
當然，這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之夢很快就破滅了，由於之前在經濟上就長期充當對宗主西班牙的供貨商，而彼此之間缺乏互相聯動。大哥倫比亞各行省之間本來就矛盾重重，內部問題嚴重，玻利瓦爾這個威權統治者壹死，國家馬上肆分伍裂。其後整個拉美的獨立運動也呈現出這樣壹盤散沙，各管壹攤事的狀態。
而就在剛剛誕生的拉美各國彼此分裂、紛爭，宛如離家出走的孤兒壹般迷茫的時候。大洋彼岸法國的橄欖枝伸過來了，法國的思想、理念，隨著“拉美主義”的傳入和人員，深度影響了整個拉美。拉美由此更加堅定的走上了法式共和，而非美式共和的道路。
3、托克維爾在警告什麼
那法式共和與美式共和究竟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幾乎剛好是在拿破侖叁世“創造拉美”的同壹時期，壹本由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撰寫的小冊子，正在法國熱傳，並引發了極大的思考。這就是《論美國民主》。
在書中，托克維爾根據自己在美國的游歷經歷，比較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這對“姊妹革命”，他發現兩者雖然看似相近，實則是有著諸多本質的不同的。
在社會起點上，美國沒有經歷封建歷史，社會起點是“生而平等”。殖民地時期就不存在歐洲式的世襲貴族與等級制度，因此民主是自然生長的產物。
而法國曾長期處於貴族制社會，等級森嚴，特權固化。法國大革命試圖用暴力突然摧毀舊秩序，但舊制度的思維習慣（如中央集權、階級對立）仍深植社會，導致民主轉型充滿動蕩。
在對革命的准備上，
美國革命思想中自由與平等的理念是相輔相成的。地方自治（新英格蘭鄉鎮精神）、結社傳統、法治精神、宗教道德約束，共同構成了防止“多數暴政”的屏障，使個人自由在平等社會中得以存續。
而相比之下，法國革命中，人們追求平等卻壓倒壹切，自由常被忽視或犧牲。中央集權傳統導致權力高度集中，民眾習慣於依賴政府，缺乏自治經驗。革命後，平等往往演變為對整齊劃壹的崇拜，更易導向專制。
所以按照托克維爾的總結：
美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經驗主義（保守主義）的、自由優先的、尊重私權的。
法國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理性主義（進步主義）的、平等優先的、集體為上的。
兩者推翻舊制度的初衷看似相似，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當然，作為壹個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注重討論的，仍然是法國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比如加強社團，傳播法治、鼓勵公民意識的真正覺醒等等。
但是托克維爾沒有來的及討論，壹個或壹群國家，如果承襲，甚至迷信了法國大革命的道路，壹直按照法式革命的理論邏輯前行下去，其得到的結局會是怎樣的？
而拉丁美洲，剛好在整體上，提供了這樣壹個樣板。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在這裡似乎凝固了，
壹百年，兩百年，走不出的輪回。
4、拉美為何“百年孤獨”
如前所述，由於經濟、文化背景和法國19世紀所施加的強大影響力，拉美的普遍政治審美、革命審美壹直都是法國式的，不斷魔幻現實主義重演的拉美“百年孤獨”，其實總在反復上演這樣壹個相似的劇本——
在革命之前，由於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外加強大的中央集權式統治，拉美國家的社會階層高度分化為廣大的底層貧民和少數的、依附威權發財的權力貴族。等到貧富差距和階層分化到壹定的程度，貴族階層當中往往會從“貴族派”當中分化出少數“民主派”貴族，他們或基於社會良知，或參雜著個人野心，走向大眾，發出“多洛雷斯的呼聲”之類的振臂壹呼，然後引發群情洶湧，原本赤貧且散碎的貧民階層，宛如突然獲得了結晶晶核的冰點液體壹般迅速集結，短時間內山呼海嘯、形成壓倒壹切、也主張掠奪壹切的運動。
然後這個運動會公推出壹名領袖來試圖重新改造甚至挽救自己的國家，這時候手握絕對威權和支持度的領袖有兩種選擇：
壹種是如阿根廷的貝隆夫婦、智利的阿連德、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壹樣，直接利用手中的強力去推動國有化、福利制度、和對民間資本、企業的定向逼迫，這會導致社會活力的喪失，以及有限資源向公權力的過分集中。等到公權力可以調配絕大多數資源，對民間財富予取予求時，又極少有權力持有者能夠禁得住誘惑，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於是昔日共推出的英雄演變為新貴族，這個循環持續。
在極少情況下，權力持有者（智利的皮諾切特），會選擇另壹條路，他們會有限開放自己聚集起來的威權，放松民間資本的活力空間，先“放水養魚”的復蘇社會的經濟活力。然後再逐步進行深化改革，實現權力的徹底釋放。
但是這個過程壹定會走的非常凶險，因為首先，其改革的第壹步動向是與大眾普遍期望的“均貧富”相背離的，公權力退讓所釋放出來的自由空間，即便不定向輸出給權力的側近，也會被社會中少數有能力又足夠幸運的民間精英所獲得，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加劇了整個社會其他人的被剝奪感的。這就意味著公權力在放權的同時又要在另壹個維度上維護甚至加強其威權，以及這壹時段不得不依附於威權之上的法治、與穩定。
而等到民間活力逐步上升，形成了托克維爾在美國社會中所艷羨和贊歎的“中間階層”力量，公權力又要逐步的向其讓渡權力、並且與這個剛剛形成、尚不懂得如何達成妥協與合意的中間階層不斷完成妥協與合意。這個過程，將宛如壹個“意志堅強的人完成自殺”，它本身就近乎壹個悖論——壹個人如果意志堅強，他就不會自殺，而他如果自殺，何談意志堅強。
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中間階層的強化，又可能增加停留在貧民階層的民眾的被剝奪感。而公權力在這壹階段內持續自我削弱，壹旦其中有反對者振臂壹呼，則社會又回到了“玻利瓦爾呼聲”“多洛雷斯呼聲”的軌道中去了。則以上循環又將重復。
這就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書中所言，革命並不是發生在舊制度最頑固的時候，而恰恰發生在它有所松動，開始改革的時刻。
所以，由於拉美國家普遍選擇了法式共和的體制和政治審美，它也就承襲了這條道路的艱難，與走入正門的狹窄。而只要不能走入現代化國家的正門，最擁有活力的民間私權資本，就時刻面臨公權力的侵奪和貧民階層的嫉妒這雙向的審視，無法長到太大就會迎來毀滅。
所以與真正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拉美壹直缺乏壹流的私營企業、跨國公司或財團。這當然不是美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 通過不擇手段的外加限制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這套體系的內部自限性，決定了其發展的高限，永遠只能是籠中鳥、盆中景。
所以綜上，拉美的陷阱，其實遠遠不是壹個查韋斯、馬杜羅、貝隆夫婦、阿連德的錯誤決策所能決定的悲劇，也不是被這些“左翼”改革者沒收了資產而惱羞成怒，實行經濟制裁的美國所能左右的棋局，它甚至不是拉美左翼夢想締造的福利國家有多麼遙不可及。它是壹個又經濟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的內部自洽系統所締造的悲劇。
誠如黑格爾所說的，“我們可以說，斯巴達人有這樣的文化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制度。也可以說，他們有這樣的制度是因為他們擁有那樣的文化。而討論到最終我們發現，在制度與文化之上，有壹個更高的主宰在統御著兩者，那就是斯巴達人的精神，或者說他們的哲學……”
所以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拉美陷阱”如果真的存在，也是它的歷史所賦予它的精神或者說拉美哲學所決定的。只是這種精神和哲學，並不是因為獨有什麼才造就了拉美的悲劇的。而恰恰是因為它缺少了壹些東西——
比如法治、比如對私權的尊重、比如將對自由和共和的遵守、置於對公平和民主的推崇之前。
而這些問題，恐怕並不僅僅是拉美國家所獨有的隱患。
所以我壹直覺得，“拉美陷阱”這個詞，用的終究有些草率——
歸根結底，現代性，只是壹道窄門，
被擋在這扇大門外，長久徘徊、百年孤獨的，又何止有拉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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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美陷阱，內涵變化多次的偽命題
昨天那篇文章寫完後，有位讀者順勢給我提了個問題，說小西，你能不能順勢講講你眼中的“拉美陷阱”問題？
的確，“拉美陷阱”，或曰“中等收入陷阱”，是壹個近些年來引發廣泛熱議的話題，似乎只有拉美國家出點什麼事，就會有人跳出來說：你看，拉美陷阱的又壹例證！
但我對這個詞的使用乃至濫用，壹直是懷有疑義。語言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當我們輕易使用某個概念語詞，其實我們很可能的不自覺地遮蔽了某些非常關鍵的問題，而我非常想請大家思考的壹個問題其實是——如果我們先把“拉美陷阱”這個詞拿掉，窮究其本質進行思考，你覺得“拉美陷阱”這個概念今天所暗示的那些內涵真的存在麼？
其實上溯源頭，拉美陷阱，或曰拉美問題的最早提出者，其實上世紀80-90年代的左翼學者，當時由於裡根的新自由主義、冷戰結束、東歐及蘇聯現狀等原因，過去西方左翼所熱衷批判的西方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逐漸緩和，或者說跟東歐陣營的同類問題相比不算個事兒了。
但這批學者總得批評點什麼活著啊。於是他們就調轉槍口，提出了“南北問題”或曰“拉美問題”，這方面的代表，比如美國著名社會主義社會學者、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在他的巨著《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就認為，全球化的確幫助美國等發達國家消滅了其國家內部的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緩和了貧富分化問題，但卻將這個問題轉嫁給了發展中國家。
沃勒斯坦在書中舉的重點例證，就是拉美，什麼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乃至墨西哥、古巴、危地馬拉，沃勒斯坦話裡話外的意思就是你美國裡根政府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壹套禍害了拉美，美國資本家要為拉美尖銳的階層矛盾負總責。
沃勒斯坦這套“世界體系理論”在90年代的歐美學術圈壹度風靡壹時，因為那會兒正趕上蘇聯陣營大潰敗，西方社群主義左派理論匱乏無話可說麼，所以他這個理論就成了學術明星。
但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再看這套理論，會發現它錯的相當之離譜——別的先不說，沃勒斯坦假設全球化有利於美國和西方緩和國內階層矛盾，縮小內部貧富差距這個預判本身就錯了麼！如果這個預判是對的，那今天美國還鬧什麼占領華爾街、紅脖子們還推什麼特朗普上台，搞什麼逆全球化呢？
但是，跳蚤有時候也能產下龍種，在上世紀90年代那波學術熱潮中，“拉美陷阱”終於作為壹個概念，被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提出了。
與左翼社會學者們立論起手壹定要痛斥萬惡的資本社會不同，經濟學家在這方面比較老實，所以愛德華茲只是相對較為客觀的描述了壹下眼中的拉美國家普遍遇到的問題：
1. 不平等和貧困：如當時歐美學界所熱衷討論的，拉美地區的確普遍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以及貧困問題。 這些問題限制了社會資源的均衡分配，加劇了社會動蕩，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 資源依賴：許多拉美國家依賴出口原材料（如石油、礦產等）來維持經濟增長，而這種依賴導致經濟高度脆弱，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
3. 政治不穩定：拉美國家普遍存在政治腐敗、不穩定和不可靠的政治體制，極左和極右輪流上台，無法確立穩定的經營環境。
可以看出，相比沃勒斯坦，愛德華茲的“拉美陷阱”理論是多少把問題從意識形態先行那裡往回拉了壹點的。
可是“拉美陷阱”這個語詞在本世紀頭拾年經介紹被引入中國之後，由於歷史教育賦予中國人對“拉美”這個詞的特殊認知，在哪怕是學界的討論中，當我們壹談起拉美陷阱，又附上了兩層自帶的暗示光暈：
首先就是所謂的“地緣政治博弈”理論，所謂拉美拉美麼，那肯定是相對美國而言的，拉美為什麼發展不起來啊，“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麼！像委內瑞拉，混成這個慘樣，還不是因為美國對它搞制裁？還有智利當年銅礦，阿根廷當年的貨幣……總之拉美的壹切問題都可以歸結給美國。“拉美陷阱”實則是美國陷阱。
第贰層意思就更深壹些了，那就是以國別為分野的社會階層天花板理論，也就是認為拉美國家之所以在貧困和中等收入之間輾轉反側，就是因為其產業被死死的卡在礦產、原材料和農產品供應的這些低端地段，無法向高端躍遷。那為什麼不能躍遷呢？說來說去，還是發達國家占據了高端段位，不肯讓出……於是問題又歸結到了美國那裡。
其實上述兩個藏在語詞裡的暗示，只需要舉兩個反例就可以不攻自破——你說“拉美陷阱”坑在離美國太近，那加拿大離美國更近，怎麼沒見被美國霍霍？你說“拉美陷阱”坑在向高端進軍路上被人卡了脖子，那德國、日韓、北歐、乃至又是加拿大，為什麼沒被卡這壹下，順利突破了這個陷阱？
而且梳理了“拉美陷阱”這個語詞的由來之後，你會發現，這個概念所指稱的問題，已經至少叁度發生變化了，從沃勒斯坦指責西方世界推動“全球化”轉移自身內部矛盾，造成了拉美的亂局，到今天很多人怪川普政府推動“逆全球化”，不買拉美國家資源，造成了個別國家的亂局……
合著無論全球化、逆全球化都有錯，反正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混成這個樣子，就得賴別人，是麼？
“外因是次要的，內因是主要的，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辯證法的這個思考，到這裡哪去了呢？
所以梳理至此，我們不得不說，所謂“拉美陷阱”到底存不存在，其實是非常存疑的，亦或者說，即便這個問題存在，也不是如它的中文語詞所暗示的那樣，主要原因來自於它的外部性。那麼問題究竟來自於哪裡？
2、誰制造了“拉美”？
真要細究起來，拉丁美洲這個詞匯，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思考過這樣壹個問題沒有——墨西哥以南的這片廣袤的美洲大陸，為什麼會被泛稱為拉丁美洲？
的確，這些國家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歷史上都曾被西班牙、葡萄牙這對利比裡亞半島鄰國殖民過，官方語言都是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
但是很奇怪，這篇區域，最終的稱呼不叫“西班牙美洲”或“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或“伊比利亞美洲”，而是“拉丁美洲”，這又是為什麼呢？
昨天的《特朗普抓馬杜羅，是最原教旨的“帝國主義”行為》壹文，我曾向你介紹了“帝國主義”概念的起源，而拉美這個詞的起源，其實就來源於壹段19世紀的帝國博弈史。
1803年，受困於英國大陸封鎖政策的拿破侖將面積足有214萬平方公裡的法屬路易斯安那地區賣給了美國，這場“世紀交易”讓美國的領土直接翻了壹倍，也導致了法國至此退出了從波旁王朝時代開始就苦心經營多年、投資巨大的美洲殖民地爭霸。
但高傲而野心巨大的法國人豈肯這樣善罷甘休，1851年，拿破侖壹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借法國保守派和革命派矛盾加劇之機發動政變上台執政，次年舉行全民公投，恢復帝制，自稱拿破侖叁世，法國在其後的近贰拾年裡，至少在名義上恢復了“拿破侖帝國”的榮光。
拿破侖叁世這個人其實非常有意思——壹方面，他在文韜武略上可能相比自己那有名的贰大爺確實遜色了不少，他自己也深知這壹點，在外交上極力避免與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之間沖突，也盡量避免對其他歐洲列強乃至“共和姊妹”美國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他只看不起壹個國家，那就是普魯士）。可是另壹方面，他卻又擁有不次於他贰大爺的帝國雄心，在位期間積極進行亞非擴張，殖民非洲和越南，想要重建法蘭西的世界帝國。
那麼美洲，這塊法國曾經闊過的土地，拿破侖叁世就相當的意難平了。當時美國的門羅主義已經提出，英國又嚴防法國勢力重歸魁北克等北美地區，拿破侖叁世有心對美洲施加影響力，卻就是下不了嘴。
於是最終他想出了壹個口號作為對美洲施加軟影響的“方便法門”，這就是——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這個概念，嚴格來說，是法國政治家米歇爾·舍瓦利耶最早提出的，他將美洲分為“拉丁美洲”和“盎格魯·撒克遜美洲”，以強調兩者的文化背景的差異。大革命後的法國“羅馬主義”盛行，時時處處以羅馬共和國的正統繼承者自居，所以法國人認為，自己在民族歸屬上與伊比利亞半島的兩牙壹樣，都是“拉丁人”，是古羅馬的“親兒子”，至於英國佬，他們在羅馬時代是帝國遠邊疆、化外蠻民麼，跟我們就不是自己人！
於是拉丁美洲這個詞匯，其實天然的就有含有鼓動拉美人集體杯葛英美這兩個尚在北美的兩大強國的意思。
那拉美不跟英美混，跟誰混呢？拿破侖叁世壹拍胸脯，說，跟我，不，跟朕啊！
西班牙、葡萄牙現在是明日黃花、老大帝國、爛泥糊不上牆了，但法國現在第贰帝國皇帝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壹排勃勃生機萬物竟發的狀態啊。所以拿破侖叁世在外交場合言必稱拉美，並且特別喜歡以拉丁民族的總保護人自居。不計成本的接受拉美留學生、在拉美投資辦學、派遣法國軍事、技術顧問。考慮到拿破侖叁世同時也是世界史上第壹個公開自稱要搞帝國主義的皇帝，可以認為，法國在第贰帝國時代，對（自己親自給予概念的）拉美地區，進行了壹場強力、且成功的文化滲透。
那麼對這種滲透，拉美地區的精英作何感想呢？他們很多甘之如飴。
應當說，拉美這個地區，確實早在拿破侖第贰帝國之前，就與法國交情匪淺了，因為西班牙的最後壹個王朝波旁王朝與法國王室壹族同宗，所以西班牙新大陸殖民地出生的本土精英在赴宗主國留學時往往就與法國上流社會有接觸，並在那裡最先接觸到了盧梭、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哲學、和革命思想。
出生在委內瑞拉，名字被查韋斯盜用拿來當繞開司法、立法權的方便門，以其命名的貨幣又被馬杜羅拿來當廢紙印刷的拉美世界共同推崇的獨立之父——西蒙·玻利瓦爾將軍，他當年留學歐洲的時候就天天在法國泡沙龍，聽各路名流們海闊天空地聊（法國式的）自由民主，並且親眼見證了拿破侖壹世皇帝從共和英雄到帝國皇帝的蛻變歷程。
所以玻利瓦爾自己就是帶著滿腦子的法式共和概念回到美洲的，他所領導的拉美獨立戰爭，其所師承的樣板也不是隔壁的美利堅，而是大洋彼岸他認為革命更徹底、更帶勁的法國。玻利瓦爾和與他壹起搞革命的很多“法式”同事們都認為，美國的獨立戰爭經驗，以及之後所建立的分權制聯邦政府，並不適合在他們即將創立的“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中復刻。
因為西班牙的新大陸殖民地並不存在北美拾叁州那樣的州議會基礎，西班牙在美洲的經濟政策是國家所有制的前身，皇家所有制的種植園經濟。政治政策則是由西班牙國王直接任命的總督制，各行省總督只向西班牙國王負責，各行省從民眾到社會精英，本來就沒有投票、代議制民主的習慣，新大陸帝國向西班牙本土的經濟輸血，也多是用黃金白銀、種植園作物以及其所換來的金錢，而不是北美大陸那樣從民營資本那裡征收的賦稅。
所以玻利瓦爾等人掀起的拉美獨立戰爭，從壹開始就是壹場本地貴族精英受法國革命思想鼓動所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戰爭，而不是北美那樣，經過“無代表，不納稅”的充分鼓動而發起的自下而上變革。
玻利瓦爾等人在驅逐了西班牙軍隊後，立刻在試圖建立的，就是同期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的，依舊以中央統御各行省，而各地民眾只有對中央政府的選舉權的統壹型共和國。
當然，這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之夢很快就破滅了，由於之前在經濟上就長期充當對宗主西班牙的供貨商，而彼此之間缺乏互相聯動。大哥倫比亞各行省之間本來就矛盾重重，內部問題嚴重，玻利瓦爾這個威權統治者壹死，國家馬上肆分伍裂。其後整個拉美的獨立運動也呈現出這樣壹盤散沙，各管壹攤事的狀態。
而就在剛剛誕生的拉美各國彼此分裂、紛爭，宛如離家出走的孤兒壹般迷茫的時候。大洋彼岸法國的橄欖枝伸過來了，法國的思想、理念，隨著“拉美主義”的傳入和人員，深度影響了整個拉美。拉美由此更加堅定的走上了法式共和，而非美式共和的道路。
3、托克維爾在警告什麼
那法式共和與美式共和究竟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幾乎剛好是在拿破侖叁世“創造拉美”的同壹時期，壹本由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撰寫的小冊子，正在法國熱傳，並引發了極大的思考。這就是《論美國民主》。
在書中，托克維爾根據自己在美國的游歷經歷，比較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這對“姊妹革命”，他發現兩者雖然看似相近，實則是有著諸多本質的不同的。
在社會起點上，美國沒有經歷封建歷史，社會起點是“生而平等”。殖民地時期就不存在歐洲式的世襲貴族與等級制度，因此民主是自然生長的產物。
而法國曾長期處於貴族制社會，等級森嚴，特權固化。法國大革命試圖用暴力突然摧毀舊秩序，但舊制度的思維習慣（如中央集權、階級對立）仍深植社會，導致民主轉型充滿動蕩。
在對革命的准備上，
美國革命思想中自由與平等的理念是相輔相成的。地方自治（新英格蘭鄉鎮精神）、結社傳統、法治精神、宗教道德約束，共同構成了防止“多數暴政”的屏障，使個人自由在平等社會中得以存續。
而相比之下，法國革命中，人們追求平等卻壓倒壹切，自由常被忽視或犧牲。中央集權傳統導致權力高度集中，民眾習慣於依賴政府，缺乏自治經驗。革命後，平等往往演變為對整齊劃壹的崇拜，更易導向專制。
所以按照托克維爾的總結：
美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經驗主義（保守主義）的、自由優先的、尊重私權的。
法國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理性主義（進步主義）的、平等優先的、集體為上的。
兩者推翻舊制度的初衷看似相似，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當然，作為壹個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注重討論的，仍然是法國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比如加強社團，傳播法治、鼓勵公民意識的真正覺醒等等。
但是托克維爾沒有來的及討論，壹個或壹群國家，如果承襲，甚至迷信了法國大革命的道路，壹直按照法式革命的理論邏輯前行下去，其得到的結局會是怎樣的？
而拉丁美洲，剛好在整體上，提供了這樣壹個樣板。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在這裡似乎凝固了，
壹百年，兩百年，走不出的輪回。
4、拉美為何“百年孤獨”
如前所述，由於經濟、文化背景和法國19世紀所施加的強大影響力，拉美的普遍政治審美、革命審美壹直都是法國式的，不斷魔幻現實主義重演的拉美“百年孤獨”，其實總在反復上演這樣壹個相似的劇本——
在革命之前，由於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外加強大的中央集權式統治，拉美國家的社會階層高度分化為廣大的底層貧民和少數的、依附威權發財的權力貴族。等到貧富差距和階層分化到壹定的程度，貴族階層當中往往會從“貴族派”當中分化出少數“民主派”貴族，他們或基於社會良知，或參雜著個人野心，走向大眾，發出“多洛雷斯的呼聲”之類的振臂壹呼，然後引發群情洶湧，原本赤貧且散碎的貧民階層，宛如突然獲得了結晶晶核的冰點液體壹般迅速集結，短時間內山呼海嘯、形成壓倒壹切、也主張掠奪壹切的運動。
然後這個運動會公推出壹名領袖來試圖重新改造甚至挽救自己的國家，這時候手握絕對威權和支持度的領袖有兩種選擇：
壹種是如阿根廷的貝隆夫婦、智利的阿連德、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壹樣，直接利用手中的強力去推動國有化、福利制度、和對民間資本、企業的定向逼迫，這會導致社會活力的喪失，以及有限資源向公權力的過分集中。等到公權力可以調配絕大多數資源，對民間財富予取予求時，又極少有權力持有者能夠禁得住誘惑，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於是昔日共推出的英雄演變為新貴族，這個循環持續。
在極少情況下，權力持有者（智利的皮諾切特），會選擇另壹條路，他們會有限開放自己聚集起來的威權，放松民間資本的活力空間，先“放水養魚”的復蘇社會的經濟活力。然後再逐步進行深化改革，實現權力的徹底釋放。
但是這個過程壹定會走的非常凶險，因為首先，其改革的第壹步動向是與大眾普遍期望的“均貧富”相背離的，公權力退讓所釋放出來的自由空間，即便不定向輸出給權力的側近，也會被社會中少數有能力又足夠幸運的民間精英所獲得，而這個過程其實是加劇了整個社會其他人的被剝奪感的。這就意味著公權力在放權的同時又要在另壹個維度上維護甚至加強其威權，以及這壹時段不得不依附於威權之上的法治、與穩定。
而等到民間活力逐步上升，形成了托克維爾在美國社會中所艷羨和贊歎的“中間階層”力量，公權力又要逐步的向其讓渡權力、並且與這個剛剛形成、尚不懂得如何達成妥協與合意的中間階層不斷完成妥協與合意。這個過程，將宛如壹個“意志堅強的人完成自殺”，它本身就近乎壹個悖論——壹個人如果意志堅強，他就不會自殺，而他如果自殺，何談意志堅強。
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中間階層的強化，又可能增加停留在貧民階層的民眾的被剝奪感。而公權力在這壹階段內持續自我削弱，壹旦其中有反對者振臂壹呼，則社會又回到了“玻利瓦爾呼聲”“多洛雷斯呼聲”的軌道中去了。則以上循環又將重復。
這就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壹書中所言，革命並不是發生在舊制度最頑固的時候，而恰恰發生在它有所松動，開始改革的時刻。
所以，由於拉美國家普遍選擇了法式共和的體制和政治審美，它也就承襲了這條道路的艱難，與走入正門的狹窄。而只要不能走入現代化國家的正門，最擁有活力的民間私權資本，就時刻面臨公權力的侵奪和貧民階層的嫉妒這雙向的審視，無法長到太大就會迎來毀滅。
所以與真正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拉美壹直缺乏壹流的私營企業、跨國公司或財團。這當然不是美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 通過不擇手段的外加限制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這套體系的內部自限性，決定了其發展的高限，永遠只能是籠中鳥、盆中景。
所以綜上，拉美的陷阱，其實遠遠不是壹個查韋斯、馬杜羅、貝隆夫婦、阿連德的錯誤決策所能決定的悲劇，也不是被這些“左翼”改革者沒收了資產而惱羞成怒，實行經濟制裁的美國所能左右的棋局，它甚至不是拉美左翼夢想締造的福利國家有多麼遙不可及。它是壹個又經濟而政治、由政治而文化的內部自洽系統所締造的悲劇。
誠如黑格爾所說的，“我們可以說，斯巴達人有這樣的文化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制度。也可以說，他們有這樣的制度是因為他們擁有那樣的文化。而討論到最終我們發現，在制度與文化之上，有壹個更高的主宰在統御著兩者，那就是斯巴達人的精神，或者說他們的哲學……”
所以我們似乎也可以說，“拉美陷阱”如果真的存在，也是它的歷史所賦予它的精神或者說拉美哲學所決定的。只是這種精神和哲學，並不是因為獨有什麼才造就了拉美的悲劇的。而恰恰是因為它缺少了壹些東西——
比如法治、比如對私權的尊重、比如將對自由和共和的遵守、置於對公平和民主的推崇之前。
而這些問題，恐怕並不僅僅是拉美國家所獨有的隱患。
所以我壹直覺得，“拉美陷阱”這個詞，用的終究有些草率——
歸根結底，現代性，只是壹道窄門，
被擋在這扇大門外，長久徘徊、百年孤獨的，又何止有拉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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