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慈悲生意" 佛門香火錢 又成輿論風暴眼?
記者丨東昇
編輯丨雪梨王
編者按：
互聯網上，關於寺廟「關閉法務流通處」的傳言越來越多了。
2025年12月，“雍和宮法物流通處可能關閉”“開光室將關閉”的消息在互聯網流傳甚廣。截至目前，雍和宮並未公開回應過相關傳聞。
2026年元旦，出於假期管理的需要，雍和宮依然保留了「節假日法務流通處不開放」的傳統，但也因此被部分網友誤讀為雍和宮永久關閉了法物流通處。
雍和宮不是唯壹壹個陷入此類傳言的寺廟。
此前，靈隱寺減少法物流通處櫃台的做法，也被部分網友解讀為或將關閉法務流通處的前兆。
2025年之前，寺廟的經營調整或許只是部分信眾和游客關心的事情，但現在關於寺廟商業調整的蛛絲馬跡，即便只是猜測，也可以激起大眾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所有壹切都被坊間解釋為伍個字：釋永信余波。
雖然釋永信本人已被批准逮捕並移送司法審查，但大眾關於宗教腐敗和寺廟商業化整改的關注卻遠未結束。
過去半年，佛門爭議不斷。
釋永信被捕、“網紅慈善僧”道祿因詐騙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伍台山“扔米事件”引發公眾信任危機......《鳳凰周刊》曾跟蹤報道過2025幾大佛門爭議，試圖探討：
佛教是如何進入「資本圍城」的？
釋永信之後，中國佛教界將如何處理宗教與商業化之間的關系？
雖然目前看來，互聯網上關於寺廟商業整改的討論大多都無法被證實，但事情確實如網友們期待的那樣：
宗教界的自我革新，正在悄然發生。
2025年的佛門並不清淨。
從7月，執掌嵩山少林寺近30年的住持釋永信，因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資產、違反佛教戒律被查，到11月，他正式被檢方批捕；從6月“網紅慈善僧”道祿因詐騙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到伍台山“扔米事件”引發的公眾信任危機——短短半年間，數個標志性事件接連爆發。
這不再是坊間傳聞或是獵奇故事，而是壹場自上而下的宗教領域反腐攻堅戰。
當僧人的信仰與商業資本重疊，當“慈悲”成為壹種生意，監管的雷霆手段表明：宗教場所並非法外之地，信仰的特殊性不能成為逃避法律監管的護身符。
這場風暴，不僅揭開了千億“寺廟經濟”背後的灰色利益鏈，更標志著中國宗教事務治理正在完成從“行政管理”向“法治化、規范化”的歷史性轉型。
商業迷途
清晨六點的河南嵩山，薄霧未散，早課誦經聲已然響起。僧人們身著杏黃色袈裟，雙手合拾，低沉悠遠的梵音穿透殿宇飛簷，在山間緩緩回蕩。
景區之外，畫風截然不同。
停車場內，旅游大巴陸續停靠，導游高舉小旗召集游客，人們攥著每張80元的門票，等候踏入寺院。不遠處的文創店裡，擺著印有少林LOGO的佛珠等紀念品，商業氣息撲面而來。
去過少林寺的人或許都有同感：塔林、藏經閣、大雄寶殿雖莊重，但游客卻可自由進出，並無太多神秘色彩。真正讓外界感到神秘的，是位於寺院中軸線上的方丈室。相傳清乾隆皇帝巡幸少林寺時曾在此居住，故又名“龍庭”。這裡曾是前方丈釋永信接待重要人物的場所，門口常年站著兩個保鏢。
2025年夏天，隨著釋永信被調查，千年古刹的平靜被徹底打破。
這位執掌少林近30年的住持，曾壹手締造了少林的商業版圖。他注冊商標、組建武僧團，甚至推動公司化運作，被外界戲稱為“少林CEO”。
然而，這種“以商養武、以商弘法”的模式，最終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權力封閉閉環中走向了失控。
武僧團始建於上世紀八拾年代末，彼時，釋永信帶著弟子赴全國各地表演。這些融合禪意與武術的表演，讓沉寂多年的少林功夫重新進入公眾視野。1990年，武僧團首次出訪海外，在新加坡的演出引起轟動，隨後又赴美國、日本等地巡演，少林文化開始走向世界。
1998年，釋永信注冊“少林寺”商標，涵蓋武術培訓、禪茶、素齋、旅游紀念品等多個品類，將少林文化與商業運營深度結合。2009年，經過多年談判，少林寺與登封市政府達成協議，重新獲得寺院核心區域管理權和門票分成。
在他的運作下，少林寺經濟狀況徹底改觀：僅門票分成壹項，每年就能獲得約4000萬元收入，周邊武術學校、文化演出等相關產業，形成年產值數拾億元的產業鏈。寺院修繕了殿宇，新建了僧寮、禪堂、藏經閣，僧人的生活條件大幅改善。
那個時期，釋永信頻繁出現在商業論壇、文化活動中，穿著袈裟使用智能手機，乘坐豪車出入。
這種“與時俱進”的形象，壹度被視為宗教適應現代社會的典范。
方丈落幕
釋永信的商業化舉措起初贏得不少支持，但隨著商業化程度加深，爭議也隨之而來。
2009年，有媒體報道他的定制雲錦袈裟估價16萬元，僅金線就價值5萬元，“天價袈裟事件”拉開負面爭議的序幕。
2011年，“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嫖娼被抓”的消息在網上傳播，少林寺事務管理委員會向登封市公安局報案。同年10月，網傳他在海外有30億美元存款，在美國、德國等地擁有別墅，還與明星有染、包養北大女學生並育有壹子，少林寺官方網站發布聲明稱這些是惡意編造的誹謗。
2015年7月，署名“少林寺知情人士釋正義”的網帖《少林寺方丈釋永信這只大老虎，誰來監督》熱傳，帖中稱釋永信有2個戶籍和身份證，有情婦並通奸。少林寺發布報案材料，要求查處造謠者，釋永信則表示“不辯解脫”。2017年2月，調查結果公布，網傳柒大問題均被證實有誤。
更嚴重的爭議來自佛教界內部。傳統僧人認為，釋永信的行為違背“肆大皆空”教義，過度追逐名利與世俗化。有僧人批評，少林寺的核心應該是禪宗修行，而非商業炒作，如今人們只記得少林功夫，卻忘了少林是“禪宗祖庭”。甚至曾有僧人在塔林拉橫幅，控訴釋永信挪用門票收入、排擠老僧人，引發軒然大波。
釋永信始終辯解稱，商業化是傳承文化的手段而非目的，但在實際運作中，利益的誘惑逐漸模糊了手段與目的的邊界。
2025年7月26日，網上出現釋永信被帶走調查的消息。《鳳凰周刊》記者撥打少林寺客堂電話求證時，對方始終關機，少林寺內多位法師回復“等官方消息”或“在外面學習，不清楚”，釋永信的個人賬號則定格在7月24日清晨6點58分。
7月27日，少林寺管理處的通報證實了外界猜測：釋永信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資產、違反佛教戒律，正接受多部門聯合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他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寺院資產，將部分收入用於個人揮霍，還違反佛教戒律，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並育有私生子。
這場持續贰拾年的爭議，最終以釋永信身敗名裂告終。中國佛教協會在注銷其戒牒的公告中稱，他的所作所為“嚴重敗壞了佛教界的聲譽，損害了出家人的形象”。
對此，壹位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官員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壹語中的，“這就是權力異化，其本質是宗教腐敗的壹種形式。”他說，“這些宗教人員憑借身份獲得的特殊信任度，本質上是壹種‘道德權力’——信眾因為相信宗教教義的向善性，進而信任踐行教義的宗教人員。但當這種‘道德權力’被濫用，用來謀取個人私利時，就演變成了另壹種隱蔽的腐敗形態。”
失控的“慈悲生意”
如果說釋永信代表了傳統名刹的“資源型腐敗”，那麼江蘇的道祿則代表了新型的“流量型腐敗”。
這位被稱為“和尚爸爸”的僧人，精准擊中了社會痛點——未婚媽媽與棄嬰救助。他利用社交媒體打造“慈悲”人設，繞過民政部門非法收養，在監管真空地帶瘋狂吸納社會捐贈。警方查明，其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元，且多用於個人高消費。
道祿案暴露了宗教慈善在互聯網時代的監管盲區：壹個披著袈裟的“個人IP”，是如何在法律邊緣通過兜售“善意”實現巨額斂財的。
道祿原名吳兵，1977年生於江蘇南通如皋的農村。早年，他投身商海，開辦工廠經營外貿工藝品，積累了不少財富。但物質的富足並未帶來心靈的安寧，生意場上無休止的觥籌交錯，讓他漸漸生出對另壹種生活的向往。
1999年，吳兵的妻子懷孕，這段近親婚姻讓他陷入深深的焦灼，生怕孩子出生後存在健康問題。於是他走進寺廟許下承諾：若女兒能平安降生、健康成長，他將在伍拾歲後出家為僧，以報答“佛恩”。命運似乎回應了他的祈願，女兒順利出生且身體健康，可幾年後，吳兵與妻子因生活分歧分道揚鑣。
2010年，安頓好女兒的生活後，吳兵提前兌現了部分“承諾”——他來到廈門普光寺剃度出家，法號“道祿”。出家後的壹兩年間，他遵循僧人雲游修行的傳統，背起行囊走遍多地，2012年落腳南通普賢寺“掛單”（指雲游僧人到其他寺廟請求投宿暫住）。
在寺中修行的這段日子，讓道祿的人生軌跡再次發生偏轉：他頻繁遇到因墮胎而來做佛事的年輕女子，她們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的困境，也讓他注意到壹個被忽視的群體——那些為未出世孩子禱告、滿心愧疚與無助的香客。他因此萌生了“直接救人”的念頭，不久後，他公開了個人聯系方式，正式踏上了救助孕婦和棄嬰的道路。
從接到第壹位求助孕婦開始，道祿便以超乎尋常的熱情投入這場“救助”，全盤包攬了從待產到生產的所有事務：陪同孕婦到醫院掛號繳費、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在手術室外徹夜守候陪產……事無巨細，親力親為。
消息逐漸傳開後，求助者絡繹不絕，在寺廟香客和居士的自願協助下，道祿的救助范圍不斷擴大。2014年，壹位女信徒主動提出幫忙，為他搭建了公眾號平台，此後，道祿每天都要花費大量時間處理海量求助信息，最多時，半年內就有柒拾多位孕婦帶著希望找上門來。
他出家前在如皋為女兒購置的小樓，也被改造成了專門安置孕婦和孩子的救助站，道祿為其取名“護生小居”。
從2012年到2019年，道祿累計救助了超過300位孕婦順利產子。2022年，他又將救助事業拓展到浙江壹帶，同年6月，他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注冊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紹興市上虞區蓮花慈善社”，業務范圍明確標注為“開展弱勢兒童、孤兒、單親困難孕婦救助等活動”，這讓他的“救助”行為看起來更具“合法性”。
截至2025年被警方抓獲前，據統計，他已累計收留超過1000名未婚媽媽，撫養了500多名棄嬰。
起初，道祿的行為收獲了壹片贊譽。他還會在社交媒體上持續分享照顧孩子和未婚媽媽的日常：鏡頭裡，是簡陋的居住環境、孩子們略顯破舊卻幹淨的衣物，以及他們純真燦爛的笑臉，這種“樸素的善意”形成了強烈的情感共鳴，吸引了大量社會愛心人士的捐款和物資支持，也讓這場民間救助顯得愈發“正當”。
但隨著救助規模不斷擴大，這場“善意救助”背後的諸多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首要的便是合法性缺失：無論是早期的“護生小居”，還是後來以慈善社名義開展的活動，收留未婚媽媽和棄嬰的行為始終未經民政部門批准，屬於典型的非法收養；同時，他接受的巨額捐贈資金缺乏第叁方有效監管，資金流向不明的嫌疑日益凸顯，外界無從知曉捐款究竟是用於救助對象，還是被挪作他用。
更嚴重的違規操作，在媒體的深入調查後被逐壹揭露：
部分未婚媽媽在生下孩子後，會被道祿以“孩子能得到更好照顧”“你無力撫養只會耽誤孩子”等理由勸說，最終“自願放棄撫養權”。
這些被放棄撫養權的孩子，在道祿的“收養”名義下被隨意安置，甚至有部分孩子被他轉介給他人，從中收取“營養費”“安置費”，涉嫌變相買賣兒童；
他還利用“和尚”身份自帶的道德信任光環，向求助的未婚媽媽收取高額“生活費”，即便對方經濟困難也不例外；
更有證據顯示，部分社會捐款被他用於個人消費，與他“清貧救助”的人設嚴重不符。
2025年6月25日，這場持續拾余年的“救助神話”轟然崩塌。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有關部門對外通報，道祿因涉嫌詐騙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初步查證涉案人員共4人，涉案金額可能超過千萬元。
同年7月，中國佛教協會發布公告，正式注銷了道祿的戒牒，徹底剝離了他的宗教身份，從官方層面否定了他的“僧人”資格。
道祿事件迅速引發全社會熱議，核心焦點集中在“宗教慈善邊界”這壹關鍵命題上。
支持者認為，道祿的初衷源於純粹的善意，在社會救助體系尚未完全覆蓋的領域，他的行為填補了部分空白，切實幫助了那些陷入困境、走投無路的弱勢群體，不應僅憑後續的違規就全盤否定其早期的貢獻；
反對者則堅定主張，宗教慈善並非法外之地，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運行，任何善意都不能成為突破法律底線的借口，合法合規是慈善事業的前提，壹旦脫離監管，善意很容易被異化，最終釀成更大的傷害。
資本圍城
宗教腐敗的滋生，並非壹日之寒，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明確宗教活動場所實行“自養”政策。彼時，這壹政策旨在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幫助歷經動蕩的宗教場所恢復運營，寺廟通過門票、香火、素齋獲取收入的模式被合法化。
誰也未曾料到，這壹“解困之舉”竟成為宗教商業化的起點。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壹些地方政府將宗教旅游視為拉動經濟的“香餑餑”，提出“宗教搭台，經濟唱戲”，資本隨即大舉入場。
當商業邏輯強行嵌入千年的清修體系，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2025年6月下旬，伍台山中台演教寺的風波，正是這種體制性張力的極端體現。視頻中，僧人釋某道將信眾供奉的米袋狠狠擲出殿外，怒斥信眾“不懂規矩”。這壹幕瞬間引爆輿論，網友紛紛指責出家人“慈悲盡失”。但剝離情緒化的指責，我們看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的正面相撞。
事件的起因簡單卻諷刺：按照中台演教寺的規定，信眾的各類供養需統壹在文殊殿接收，這是寺院為規范宗教活動、維護場所秩序制定的基本規則。
但當天，壹名由其他僧人帶領的信眾，卻堅持要在天王殿完成供米儀式。
守殿僧人釋某道上前勸阻，雙方隨即發生爭執。據現場視頻顯示，爭執過程中，信眾堅持要在非規定區域供米，理由是“花錢來拜佛，想在哪裡供就在哪裡供”。
而在僧人釋某道眼中，寺院首先是“戒、定、慧”的修行道場，其次才是接待場所。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伍台山不僅是文殊菩薩的道場，更是國家5A級旅游景區。數據顯示，僅2025年前叁季度，伍台山游客量就逼近600萬人次。絡繹不絕的游客帶來了可觀的門票分成和香火收入，也帶來了喧嘩、打卡和無盡的世俗幹擾。
這場爭執的最後，釋某道情緒逐漸失控，做出了扔米怒斥的過激行為。
壹位知情人士透露，釋某道的爆發，實則是僧人長期在“清修需求”與“景區KPI”夾縫中生存的壓力釋放。當寺廟被賦予了過重的經濟功能，僧人被迫兼職“導游”或“服務員”，這種身份的錯位，既消解了宗教的神聖性，也為沖突埋下了伏筆。
伍台山的這粒大米，折射出的是整個中國宗教界“寺廟經濟”的尷尬現實。
在地方政府政績沖動與商業資本逐利本性的雙重驅動下，宗教場所的生存邏輯早已被徹底改寫。“第壹財經”報道稱，“寺廟經濟已成為文化旅游產業中的高盈利板塊，市場規模預計在2025年～2026年有望突破千億”。但這片“千億藍海”背後，天價門票、強制消費、虛假開光等問題屢禁不止。某宗教景區門票價格曾高達230元；部分寺廟濫造露天大像，耗資動輒數億元，遠超宗教需求；更有甚者將寺廟資產打包，作為企業籌碼進行資本運作。
在這種“政、商、教”深度綁定的利益共同體中，寺廟的圍牆被資本推倒。
伍台山的沖突，便是宗教場所在商業化浪潮中迷失方向的必然結果。而如何厘清宗教與資本的邊界，已成為宗教反腐攻堅戰中必須解開的死結。
壹場攻堅戰
2025年的宗教反腐，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
公權力的深度介入與法律底線的重申。
過去，面對宗教界的問題，多采取教內整頓、注銷戒牒等“清理門戶”的方式，往往止步於道德譴責或行政處罰。而此次，司法機關直接入場。新鄉市人民檢察院對釋永信的批捕，紹興警方對道祿的刑事強制措施，釋放出強烈信號：宗教身份不再是免罪金牌，教規不能凌駕於國法之上。
這壹轉變的背後，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
2017年11月，12部門就聯合出台《關於進壹步治理佛教道教商業化問題的若幹意見》，明確禁止“將佛教道教活動場所作為企業資產打包上市或進行資本運作”。
2018年，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要求宗教場所建立健全“財務公開等制度”，接受監督管理。
然而，治理之路荊棘叢生，首先是“合法自養”與“商業化”的邊界界定難題。宗教場所需要經濟收入維持運營，合法的文創產品、素齋服務無可厚非，但“過度商業化”的標准似乎缺乏明確操作細則。
例如，某寺廟的“高考祈福套餐”明碼標價：燒頭香888元，掛祈福牌1888元，據說“能保佑考上985”。而這究竟是“合理服務”還是“營利性經營”，執法部門往往難以界定。這種模糊性導致部分場所打“擦邊球”，將商業化行為包裝成“宗教服務”。
這種不完善與利益鏈條固化，進壹步加劇了治理難度。
宗教資產性質特殊，產權歸屬也混亂——有的寺廟歸宗教團體管理，有的屬文物部門管轄，有的被旅游公司實際控制，財務監管缺乏統壹標准。
另外，許多寺廟雖有財務制度卻形同虛設，功德箱收入、香火錢缺乏第叁方審計，道祿的蓮花慈善社甚至通過現金支付規避監管，善款去向成謎。
更棘手的是，壹些地方政府、商業資本與宗教場所已形成利益共同體：地方政府依賴宗教旅游拉動財政，資本方追求利潤回報，寺廟則獲得修繕資金，叁者利益深度綁定，導致整治行動常遇阻力。
登封市政府曾計劃將少林景區門票資產劃入合資公司推動上市，而少林寺方面竟“壹無所知”，這壹事件正是利益博弈的典型寫照。
互聯網的發展更讓監管面臨新挑戰。釋永信通過直播帶貨，道祿利用網絡塑造“慈善僧人”人設，電商平台上“開光手串”“線上祈福”等商品熱銷，虛擬空間的宗教商業化行為分散、隱蔽，傳統監管手段難以全覆蓋。
壹位統戰部官員說：“宗教領域的腐敗亂象，最終推動反腐行動走向深入”。這場風暴的核心並非否定宗教本身，而是通過制度重構斬斷利益鏈條，守護宗教的純粹性。
2022年實施的《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管理辦法》規定中，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管理主要包括的任務有：（壹）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對本場所的財務活動進行管理和監督；（贰）進行會計核算處理，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實施財務公開，如實反映本場所財務狀況；（叁）合理編制預算，統籌安排、節約使用資金，保障本場所正常運轉；（肆）規范本場所收支管理，嚴格審批程序；（伍）規范本場所資產管理，防止資產流失，維護合法權益。
而多地推行的財務數字化改革更成為反腐關鍵抓手——宗教場所需使用統壹財務軟件，實行會計、出納分離，功德箱由寺管會統壹管理，重大支出需集體決策並報備，審計結果向信眾公開。
“以前有的寺廟財務是‘糊塗賬’，香火錢被少數人掌控，現在每壹筆收支都有據可查，從源頭遏制了腐敗。”某宗教事務部門工作人員坦言。
更值得關注的是，宗教界的自我革新正在悄然發生。釋永信涉刑、道祿被捕等壹系列事件如同驚雷，喚醒了佛教界對商業化的反思。而治理的核心，在於讓宗教回歸本質——寺廟不是上市公司，僧人不是商人，信仰不是商品。
對於中國佛教而言，現在的風暴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它迫使宗教界斬斷與資本的過度糾纏，重建戒律與自律，也讓信眾和社會重新認識宗教的價值，摒棄功利化的信仰觀。
“這不僅是對佛教界的救贖，也是對每個追尋信仰者的回應。”上述宗教事務部門工作人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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