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灵活"的韩国总统行走在"安美经中"的钢丝绳上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在过去两个月，中韩关系逐渐回暖之时，中日关系却如坠冰窟。
2025年11月庆州峰会上，习近平先后会见了李在明与高市早苗。然而，高市随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态引发北京强烈反弹。 在北京新一轮外交攻势下，李在明此行被赋予了超越双边范畴的地缘政治意义。
张维良认为，北京如此迅速邀请韩国总统访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日台关系升温的焦虑。 中国担心日本的举动会产生示范效应，在其他美国盟友中引发涉台立场的“连锁反应”。 在此语境下，韩国的立场显得格外关键。
韩国也投桃报李，李在明受访时表示尊重“一中原则”，其幕僚也明确表示会“据此行事”。
对此，汪铮认为，李在明在访华前夕已就台湾问题作出过审慎回应。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美国，台湾问题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只要坚持建交以来的政策框架，通常不会引发争议。近期中日关系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市首相的表述突破了日本历届政府长期保持的边界。
汪铮进一步分析，韩国并不需要“配合”中国提出新立场，只需坚持既有框架便已足够。
被外界广泛关注的是李在明1月7日前往上海，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2026年恰逢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诞辰150周年、上海临时政府大楼迁入旧址100周年，李在明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共同追溯那段“抗日”记忆。
站在这座见证了韩国流亡政府艰难岁月的建筑前，李在明直言：“如果不提中国，就无法谈论大韩民国的独立运动史。”他特别提到这座旧址曾面临拆除风险，是1993年因中国政府的积极配合才得以修复并保存至今，对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他更进一步强调，韩中两国志士为独立与解放进行的激烈斗争，是今日两国友谊的“坚实基础”。
张维良认为，这种高调的“历史共鸣”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向日本发出含蓄但清晰的信号：历史记忆未曾翻篇，在东亚实现和平，一个“正确的历史态度”是必要条件。
习近平在李在明到访期间的讲话中也明确回应，“80多年前，两国人民赢得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
李在明的立场与前任尹锡悦有明显差异。尹锡悦曾将台湾问题定性为“全球性问题”，暗示韩国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不保持中立。
张维良介绍，尹锡悦实际上是沿用了与特朗普和已故安倍晋三等右翼保守政权相似的“剧本”——把中国描绘成“最大威胁”，并把安全合作置于一切之上——包括历史（例如“慰安妇”问题）。但李在明及其所属政党并不认同这一主张。
习李会谈后，中方通稿中，引述李在明表示：“韩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与尹锡悦时代“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表态有所区别。
张维良认为，韩国传递给日本的信息终究是有限度的。考虑到李在明随后还将访问日本，他在批评日本时会格外谨慎，不会“过线”。
中国能从韩国得到的，或许不是激进的立场转变，而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战略默契：不越界、不跟风、不刺激——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这似乎已经是首尔所能给出的最大善意。
北京帮助重启朝韩对话？
与北京焦虑的台日同盟相对应，首尔真正的心病在于北方的邻居。当中国忧心于东京与台北越走越近时，韩国同样不乐见平壤与莫斯科的蜜月期升温。
这种镜像般的安全焦虑，构成了李在明此次访华的核心诉求：争取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作为左派总统，李在明所在的政党向来支持对朝和解，文在寅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至今仍是其政治遗产的高光时刻。然而，现实却远比愿景冷峻——朝俄关系因乌克兰战争急剧升温，韩国对北方的直接影响力几乎归零。
在此背景下，首尔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北京。李在明希望利用中国对朝鲜依然掌控的经济命脉，将金正恩重新拉回谈判桌。此前路透社披露，李在明曾明确向习近平请求协助，显示首尔确实把“中国角色”视为重启对朝议程的一个关键杠杆。
问题在于，这个杠杆是否依然有效？
表面上看，局势并不乐观。俄罗斯在战争后与朝鲜的深度捆绑，不仅为平壤提供了新的战略纵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对朝的传统牵制力。更深层的障碍在于，金正恩已明确要求获得“核国家地位”认可，这是李在明和北京都难以接受的谈判底线。因此，此次访华在朝鲜问题上的实际成果，很可能止步于习近平某种“劝和促谈”的政治承诺——但这已足以成为李在明回国后对冲保守派批评的政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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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庆州峰会上，习近平先后会见了李在明与高市早苗。然而，高市随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态引发北京强烈反弹。 在北京新一轮外交攻势下，李在明此行被赋予了超越双边范畴的地缘政治意义。
张维良认为，北京如此迅速邀请韩国总统访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日台关系升温的焦虑。 中国担心日本的举动会产生示范效应，在其他美国盟友中引发涉台立场的“连锁反应”。 在此语境下，韩国的立场显得格外关键。
韩国也投桃报李，李在明受访时表示尊重“一中原则”，其幕僚也明确表示会“据此行事”。
对此，汪铮认为，李在明在访华前夕已就台湾问题作出过审慎回应。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美国，台湾问题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只要坚持建交以来的政策框架，通常不会引发争议。近期中日关系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市首相的表述突破了日本历届政府长期保持的边界。
汪铮进一步分析，韩国并不需要“配合”中国提出新立场，只需坚持既有框架便已足够。
被外界广泛关注的是李在明1月7日前往上海，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2026年恰逢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诞辰150周年、上海临时政府大楼迁入旧址100周年，李在明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共同追溯那段“抗日”记忆。
站在这座见证了韩国流亡政府艰难岁月的建筑前，李在明直言：“如果不提中国，就无法谈论大韩民国的独立运动史。”他特别提到这座旧址曾面临拆除风险，是1993年因中国政府的积极配合才得以修复并保存至今，对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他更进一步强调，韩中两国志士为独立与解放进行的激烈斗争，是今日两国友谊的“坚实基础”。
张维良认为，这种高调的“历史共鸣”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向日本发出含蓄但清晰的信号：历史记忆未曾翻篇，在东亚实现和平，一个“正确的历史态度”是必要条件。
习近平在李在明到访期间的讲话中也明确回应，“80多年前，两国人民赢得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
李在明的立场与前任尹锡悦有明显差异。尹锡悦曾将台湾问题定性为“全球性问题”，暗示韩国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不保持中立。
张维良介绍，尹锡悦实际上是沿用了与特朗普和已故安倍晋三等右翼保守政权相似的“剧本”——把中国描绘成“最大威胁”，并把安全合作置于一切之上——包括历史（例如“慰安妇”问题）。但李在明及其所属政党并不认同这一主张。
习李会谈后，中方通稿中，引述李在明表示：“韩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与尹锡悦时代“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表态有所区别。
张维良认为，韩国传递给日本的信息终究是有限度的。考虑到李在明随后还将访问日本，他在批评日本时会格外谨慎，不会“过线”。
中国能从韩国得到的，或许不是激进的立场转变，而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战略默契：不越界、不跟风、不刺激——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这似乎已经是首尔所能给出的最大善意。
北京帮助重启朝韩对话？
与北京焦虑的台日同盟相对应，首尔真正的心病在于北方的邻居。当中国忧心于东京与台北越走越近时，韩国同样不乐见平壤与莫斯科的蜜月期升温。
这种镜像般的安全焦虑，构成了李在明此次访华的核心诉求：争取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作为左派总统，李在明所在的政党向来支持对朝和解，文在寅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至今仍是其政治遗产的高光时刻。然而，现实却远比愿景冷峻——朝俄关系因乌克兰战争急剧升温，韩国对北方的直接影响力几乎归零。
在此背景下，首尔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北京。李在明希望利用中国对朝鲜依然掌控的经济命脉，将金正恩重新拉回谈判桌。此前路透社披露，李在明曾明确向习近平请求协助，显示首尔确实把“中国角色”视为重启对朝议程的一个关键杠杆。
问题在于，这个杠杆是否依然有效？
表面上看，局势并不乐观。俄罗斯在战争后与朝鲜的深度捆绑，不仅为平壤提供了新的战略纵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对朝的传统牵制力。更深层的障碍在于，金正恩已明确要求获得“核国家地位”认可，这是李在明和北京都难以接受的谈判底线。因此，此次访华在朝鲜问题上的实际成果，很可能止步于习近平某种“劝和促谈”的政治承诺——但这已足以成为李在明回国后对冲保守派批评的政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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