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灵活"的韩国总统行走在"安美经中"的钢丝绳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维良向 BBC 中文表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向韩国阐述自身立场的机会，尤其是在当前对日摩擦的背景下，北京希望防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效仿日本。对韩国来说，这次访问“为在尹锡悦总统执政数年之后逐步重启、修复紧张的中韩关系定下了基调。”
但张维良提醒，不应对此访抱有过高期待。由于历史原因，两国目前分别处在亚太地区现行安全架构的对立阵营之中，“他们不会签署那种会限制各自战略自主性的正式文件。”
最终，李在明结束访问，并未与中国签署任何联合声明、公报。
或许正因如此，双方选择了一种更加务实的路径。张维良观察到，“两国打算放慢脚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互信，努力在不激怒各自盟友和伙伴的前提下，寻找可以合作的共同点。”因此，在绿色能源等非敏感领域，双方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达成谅解备忘录。
此次两国签署的15份文件，重点集中在相对“非敏感”且可操作的领域，包括环境与气候合作（延伸至气候治理、循环经济、碳市场等）、产业园区与供应链稳定（涵盖绿能等产业方向）、交通运输与未来移动、数位技术与ICT对话、新创培育、智慧财产权保护与海关执法合作，以及食品安全与检疫程序等，避开高敏感安全议题。
李在明在北京的“韩中商务论坛”上发言，用高丽时代的国际贸易港“碧澜渡”做比喻，强调“即便在外交紧张与冲突时期，通过碧澜渡的贸易也从未中断”。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希望设法与中国建立起某种新的经济关系，他上任七个月以来，支持率稳步上升。如果继续改善韩国经济，无疑有助于他在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
追求最大灵活性的李在明式外交
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李在明还颇为陌生，但他上任之后，借助APEC峰会试图迅速拉近和改善了与中国、日本、美国的关系。
“韩国的对华政策与美韩同盟紧密交织，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赵晟敏解释，韩国长期面临结构性困境：向中国靠拢可能激怒美国，反之亦然。
对于李在明而言，两位前任就是前车之鉴：文在寅和尹锡悦，与中国或美国走得太近，代价都大得难以承受。
赵晟敏认为，或许是吸取前任教训，“李在明试图通过与两边同时接触来最大化战略灵活性。虽然这种战略从长远来看似乎不可持续，但李在明总统似乎在战术上相当娴熟。”
这种追求“同时性”的特点将李在明政府的外交与其前任区分开来：文在寅政府初期优先恢复与北京的关系，而尹锡悦政府则专注于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
“最大灵活性”战略的优势在于，它能帮助韩国避免因过度倒向一方而立即招致的后果——来自美国的惩罚或者来自中国的报复。挑战在于这种战略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侵蚀首尔的可信度。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最大灵活性”可能是李在明政府唯一可行的选择。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正在尝试一种多向度外交——同时改善与中美日的关系。与前任尹锡悦试图通过反华姿态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截然不同，李在明的逻辑更接近一种务实平衡：韩国是一个相当有外交声量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常常远超其体量，正因如此首尔方面相信，即便嵌入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也不必然意味着必须与中国关系破裂。
这并非天方夜谭：邓小平1978年启动中国改革时，也曾努力重置中国与周边各个国家及全球主要大国的关系，邓小平判断“只有在有利的战略环境下，中国才能进行经济改革”。
这种平衡术的张力，在李在明上任以来的外交轨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刚在2025年11月说服特朗普批准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 转身就出现在北京与习近平自拍，并公开表示要扩大中韩在人工智慧领域的经济合作。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展现出的能力恰恰在于：通过精细调整外交策略，在两个处于激烈战略竞争中的大国之间找到韧性空间。
汪铮认为，如何在同盟义务与地区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历届韩国政府试图解决、但成效不一的问题。相比之下，前一届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较为明显的“向美国一边倒”的取向，并在短时间内大幅强化对日关系。这种做法打破了韩国外交原有的平衡。在这一背景下，李在明试图推动一种更具平衡性的多方向外交，本质上是对韩国国家利益的重新校准。
但是平衡不意味着中立。汪铮提醒，韩国是在承认同盟现实的前提下，努力避免外交过度倾斜，尽可能保持政策弹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在当前高度极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这条道路虽然难度不小，但仍然是韩国最可行、也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方向。
中国能否拉拢韩国对日表态？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但张维良提醒，不应对此访抱有过高期待。由于历史原因，两国目前分别处在亚太地区现行安全架构的对立阵营之中，“他们不会签署那种会限制各自战略自主性的正式文件。”
最终，李在明结束访问，并未与中国签署任何联合声明、公报。
或许正因如此，双方选择了一种更加务实的路径。张维良观察到，“两国打算放慢脚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互信，努力在不激怒各自盟友和伙伴的前提下，寻找可以合作的共同点。”因此，在绿色能源等非敏感领域，双方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达成谅解备忘录。
此次两国签署的15份文件，重点集中在相对“非敏感”且可操作的领域，包括环境与气候合作（延伸至气候治理、循环经济、碳市场等）、产业园区与供应链稳定（涵盖绿能等产业方向）、交通运输与未来移动、数位技术与ICT对话、新创培育、智慧财产权保护与海关执法合作，以及食品安全与检疫程序等，避开高敏感安全议题。
李在明在北京的“韩中商务论坛”上发言，用高丽时代的国际贸易港“碧澜渡”做比喻，强调“即便在外交紧张与冲突时期，通过碧澜渡的贸易也从未中断”。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希望设法与中国建立起某种新的经济关系，他上任七个月以来，支持率稳步上升。如果继续改善韩国经济，无疑有助于他在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
追求最大灵活性的李在明式外交
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李在明还颇为陌生，但他上任之后，借助APEC峰会试图迅速拉近和改善了与中国、日本、美国的关系。
“韩国的对华政策与美韩同盟紧密交织，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赵晟敏解释，韩国长期面临结构性困境：向中国靠拢可能激怒美国，反之亦然。
对于李在明而言，两位前任就是前车之鉴：文在寅和尹锡悦，与中国或美国走得太近，代价都大得难以承受。
赵晟敏认为，或许是吸取前任教训，“李在明试图通过与两边同时接触来最大化战略灵活性。虽然这种战略从长远来看似乎不可持续，但李在明总统似乎在战术上相当娴熟。”
这种追求“同时性”的特点将李在明政府的外交与其前任区分开来：文在寅政府初期优先恢复与北京的关系，而尹锡悦政府则专注于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
“最大灵活性”战略的优势在于，它能帮助韩国避免因过度倒向一方而立即招致的后果——来自美国的惩罚或者来自中国的报复。挑战在于这种战略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侵蚀首尔的可信度。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最大灵活性”可能是李在明政府唯一可行的选择。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正在尝试一种多向度外交——同时改善与中美日的关系。与前任尹锡悦试图通过反华姿态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截然不同，李在明的逻辑更接近一种务实平衡：韩国是一个相当有外交声量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常常远超其体量，正因如此首尔方面相信，即便嵌入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也不必然意味着必须与中国关系破裂。
这并非天方夜谭：邓小平1978年启动中国改革时，也曾努力重置中国与周边各个国家及全球主要大国的关系，邓小平判断“只有在有利的战略环境下，中国才能进行经济改革”。
这种平衡术的张力，在李在明上任以来的外交轨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刚在2025年11月说服特朗普批准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 转身就出现在北京与习近平自拍，并公开表示要扩大中韩在人工智慧领域的经济合作。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展现出的能力恰恰在于：通过精细调整外交策略，在两个处于激烈战略竞争中的大国之间找到韧性空间。
汪铮认为，如何在同盟义务与地区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历届韩国政府试图解决、但成效不一的问题。相比之下，前一届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较为明显的“向美国一边倒”的取向，并在短时间内大幅强化对日关系。这种做法打破了韩国外交原有的平衡。在这一背景下，李在明试图推动一种更具平衡性的多方向外交，本质上是对韩国国家利益的重新校准。
但是平衡不意味着中立。汪铮提醒，韩国是在承认同盟现实的前提下，努力避免外交过度倾斜，尽可能保持政策弹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在当前高度极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这条道路虽然难度不小，但仍然是韩国最可行、也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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