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視客觀事實且反邏輯:《阿凡達》越來越令人厭
曾在電影史上創造過票房神話的電影《阿凡達》系列續作《阿凡達3：火與燼》在中國市場上映壹周後，票房遭遇寒冬。上映前叁天票房僅達4億元人民幣，預計總票房不超過10億元。這個數字遠遠低於其前作《阿凡達2：水之道》17億元的總票房，更無法與曾引發萬人空巷式觀影盛況的該系列第壹部電影相比。這個世界電影史上的頂級IP之壹，在中國市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更有觀眾和影評人指出，這部投資高達33億元的科幻巨制除了令人炫目的奇觀和特效之外，整個故事的結構和內涵都乏善可陳，依然在不斷地重復前作的敘事。長達198分鍾的影片展現了超過3500個精心制作的CG鏡頭，然而當叁個小時的“膀胱考驗”結束之後，留給觀眾的除了視覺疲勞，卻沒有太多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東西。
那麼，如果從政治學的視角來觀察，《阿凡達》系列的故事架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1 “侮辱智商”的倒錯敘事
在中國的互聯網上，《阿凡達3》的主體故事飽受吐槽的壹個關鍵之處在於，在這個以“壓迫—反抗”為核心矛盾的故事裡，作為沖突壹方的人類掌握了星際航行技術，而且冷血、殘酷、陰險狡詐。而沖突另壹方納威人，即“潘多拉”星球的原住民，其軍事科技水平相當於新石器時期的人類，而且心靈純潔且道德高尚。然而，在雙方交戰多年之後，科技水平和軍事力量占有碾壓優勢的人類不僅在機關算盡之後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反而在數次關鍵性戰役中被原始居民擊退並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同時，按照軍事學理論，長期在同壹環境下交戰的兩支軍隊，其裝備的類型和風格會逐漸趨同。尤其是軍事科技水平較低的壹方會主動向對手學習和靠攏。然而納威人和人類交戰多年之後，其軍事科技水平依然停留在新石器晚期時代，看不出任何發展和改進的跡象。
如果說在《阿凡達1》的戰斗中，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用戰爭的偶然性和主角的巨大作用比較好地處理了納威人勝利的合理性。那麼在《阿凡達》系列的第贰部和第叁部續作中，整個故事為了納威人的“強行勝利”，就越來越深地陷入到壹種反邏輯的倒錯敘事中去了，這也難怪許多觀眾在走出電影院後直言劇情讓他感到“智商被侮辱”。
作為世界最發達的電影產業基地，好萊塢的編劇和導演們真的已經無法講出壹個符合邏輯的完整故事了嗎？當然不是這樣。在筆者看來，正是美國社會日益加劇的意識形態化傾向深度浸染了電影產業，使得好萊塢越來越將某種“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置於現實世界的物理法則和電影市場的商業規律之上，才造就了這種完全無視客觀事實且反邏輯的“倒錯敘事”。
2 高貴的野蠻人
實際上真正令觀眾感到乏味的不是長達198分鍾的影片時長，而是從《阿凡達1》到《阿凡達3》的重復敘事，叁部電影在情節上看似有所區別，實際上壹直在重復同壹個“高貴的野蠻人”的故事。
“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壹詞首見於英國作家杜萊登（John Dryden，1631-1700）的劇作《征服格拉那達》（Conquest of Granada）。故事以西班牙“收復失地運動”為背景，主角是被摩爾人收養的西班牙基督徒孤兒，始終在格拉那達守護者和基督徒的身份之間糾結痛苦。這個身份設定和《阿凡達》有高度的相似性。
“高貴的野蠻人”是拾八、拾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重要主題，代表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未開化民族的彼岸想象，認為他們象征著人類未受文明污染的原始良善狀態。雖然物質條件匱乏、科學技術落後，但心地純潔的同時道德高尚，仍然保有工業革命時代的歐洲人業已喪失的種種美德。
然而，文學語境中的“高貴的野蠻人”並不是真實世界中客觀存在的人群。實際上，它是工業革命時代的歐洲人對自身的人性和道德狀況反思之後，在歷史的虛空中投射出的壹個鏡像。在當時，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也產生了相應的道德問題，針對這種“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狀況，知識分子們虛構了“高貴的野蠻人”這個形象，敦促當時的人們對自身進行反思。這和知識分子借助的那個真實的“野蠻人”群體實際上沒有太大的關系，後者完全是以客體和工具的形象出現，並且是根據作者的需求而刻意建構的。《征服格拉那達》這部劇作的情節本身和歷史上“收復失地運動”相去甚遠，卻和作者的祖國英國的政治社會狀況有許多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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