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记者手记:我们只是想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
今年2月，我原本去武汉旅游。作为疫情开始职业生涯的记者，武汉街头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五年前：原来武汉这么大、武汉三镇之间这么远，交通停摆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到底是怎么去上班的？在九峰山烈士陵园门口，所有来看李文亮医生的人都被当“不法分子”对待，必须上交手机和包包、填好身份证和户籍信息、由专人带领才能进入陵园献花。
很多时刻，屈辱和难过混在一起，我的眼泪和五年前一样多而容易。
五年前我是杂志的实习记者，从春节到四月武汉解封，我都闷在家里采访，没有休息的时间，在记者群和求助群里，我们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东西远比外界了解到的惨烈和绝望，那些信息让你无法不关心武汉，无法停止为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在线上做报道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有一天我会长大变成成熟记者，我会有能力在现场做报道。但之后的日子，作为新记者最有力气、最需要现场锻炼的头两年都在封控中度过，社会编辑部一间间消失。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想自己为什么运气这么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子的。关于做记者，我甚至没有目标，只要做一个可以出差、可以采访的记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当什么名记者或者伟大的记者，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从清零封控政策结束到2025年，又过了两三年，搬了好多次家，离开机构媒体，作为自由撰稿人又送别了好多编辑部，一度觉得真的没有地方再可以做报道了。
水瓶纪元一定延续了我可以继续做记者的职业生涯。在水瓶，我相继做了珠海撞人系列报道、潮汕商家闭门躲检查的报道、以及武汉五周年的报道。和外界常常的反馈相反，我并不觉得这些题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喜欢编辑在选题会上说：选题是没有禁忌的，唯一要考量的是在发布报道时对记者和受访者的影响。
选题是没有禁忌的。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审查时代出生长大的记者，审查和禁令对我们的伤害远远不止不能刊发的报道和拿不到的稿费，而是会让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无法看清真实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人，哪怕我们要做提供事实的工作。
在武汉，我决定去见一些人，那些五年前的采访对象们，或因采访结识的人们，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时间的绝望、愤怒、和一种后来少见的公民团结的勇气。起初联系ta们时我很忐忑，我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聊武汉疫情、或者会不会觉得在今时今日聊这样一个题目是不合时宜的？（毕竟这个环境总是让记者很心虚，我觉得我们是贼）。
好在我担心的都没有出现，许多人跟我见面，许多人愿意接受采访，收到很长的回信，说“一直把我当远方的朋友”，五年前没有讲出口的话，她觉得现在可以讲了。还令我非常意外的是，起初聊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受访者要求匿名。写完之后，我跟每个人单独确认，这不是一个温和的稿子，大家都讲了很多批评的话，你要考虑一下风险，结果还是有两三个人愿意实名。
过去做采访，心虚变成没有精力面对，有时候稀里糊涂给采访对象匿名，或者揣测对方不愿意实名。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风向真的又有了变化，我心里也有一种猜测：会不会在信息更不自由的环境里，大家比以往都有更多的表达欲望，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许多媒体培训的主题是“如何打开受访者”“如何让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之类的。工作五年之后，我的策略完全发生了变化。前阵子，一位前辈问我，“现在做采访还容易吗”，我的回答是：“也许以前的社会里有100个人都是愿意接受采访的，现在可能只有5个，但对于个人记者来讲，我只要找到我的5个受访者就可以维系我的报道”，虽然这是我用来安慰自己做报道没有那么难的一种方式，但我也确实觉得，在今天，我的责任不是让那95个人开口，（不愿意说、不能讲，这样的恐惧总是像病毒一样隐秘而又快速地传播，我觉得我永远跑不过病毒传播的速度），而是应该去找到那还愿意讲话、愿意做公共表达的5个人，努力把话筒交给ta们，扩大常识传播的声量，让藏在暗处的勇气被看见。
回头看，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让我还留在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直还有做报道的机会”，无论我进步再缓慢、有再多的困惑，只要还一直和选题呆在一起，经验会越攒越多，困惑会被慢慢解决。只要一直还在场，经验都是可以慢慢习得的。只是在场变得如此难，让记者安心知道自己可以留在这个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很多时刻，屈辱和难过混在一起，我的眼泪和五年前一样多而容易。
五年前我是杂志的实习记者，从春节到四月武汉解封，我都闷在家里采访，没有休息的时间，在记者群和求助群里，我们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东西远比外界了解到的惨烈和绝望，那些信息让你无法不关心武汉，无法停止为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在线上做报道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有一天我会长大变成成熟记者，我会有能力在现场做报道。但之后的日子，作为新记者最有力气、最需要现场锻炼的头两年都在封控中度过，社会编辑部一间间消失。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想自己为什么运气这么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子的。关于做记者，我甚至没有目标，只要做一个可以出差、可以采访的记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当什么名记者或者伟大的记者，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从清零封控政策结束到2025年，又过了两三年，搬了好多次家，离开机构媒体，作为自由撰稿人又送别了好多编辑部，一度觉得真的没有地方再可以做报道了。
水瓶纪元一定延续了我可以继续做记者的职业生涯。在水瓶，我相继做了珠海撞人系列报道、潮汕商家闭门躲检查的报道、以及武汉五周年的报道。和外界常常的反馈相反，我并不觉得这些题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喜欢编辑在选题会上说：选题是没有禁忌的，唯一要考量的是在发布报道时对记者和受访者的影响。
选题是没有禁忌的。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审查时代出生长大的记者，审查和禁令对我们的伤害远远不止不能刊发的报道和拿不到的稿费，而是会让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无法看清真实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人，哪怕我们要做提供事实的工作。
在武汉，我决定去见一些人，那些五年前的采访对象们，或因采访结识的人们，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时间的绝望、愤怒、和一种后来少见的公民团结的勇气。起初联系ta们时我很忐忑，我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聊武汉疫情、或者会不会觉得在今时今日聊这样一个题目是不合时宜的？（毕竟这个环境总是让记者很心虚，我觉得我们是贼）。
好在我担心的都没有出现，许多人跟我见面，许多人愿意接受采访，收到很长的回信，说“一直把我当远方的朋友”，五年前没有讲出口的话，她觉得现在可以讲了。还令我非常意外的是，起初聊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受访者要求匿名。写完之后，我跟每个人单独确认，这不是一个温和的稿子，大家都讲了很多批评的话，你要考虑一下风险，结果还是有两三个人愿意实名。
过去做采访，心虚变成没有精力面对，有时候稀里糊涂给采访对象匿名，或者揣测对方不愿意实名。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风向真的又有了变化，我心里也有一种猜测：会不会在信息更不自由的环境里，大家比以往都有更多的表达欲望，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许多媒体培训的主题是“如何打开受访者”“如何让受访者愿意接受采访”之类的。工作五年之后，我的策略完全发生了变化。前阵子，一位前辈问我，“现在做采访还容易吗”，我的回答是：“也许以前的社会里有100个人都是愿意接受采访的，现在可能只有5个，但对于个人记者来讲，我只要找到我的5个受访者就可以维系我的报道”，虽然这是我用来安慰自己做报道没有那么难的一种方式，但我也确实觉得，在今天，我的责任不是让那95个人开口，（不愿意说、不能讲，这样的恐惧总是像病毒一样隐秘而又快速地传播，我觉得我永远跑不过病毒传播的速度），而是应该去找到那还愿意讲话、愿意做公共表达的5个人，努力把话筒交给ta们，扩大常识传播的声量，让藏在暗处的勇气被看见。
回头看，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让我还留在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直还有做报道的机会”，无论我进步再缓慢、有再多的困惑，只要还一直和选题呆在一起，经验会越攒越多，困惑会被慢慢解决。只要一直还在场，经验都是可以慢慢习得的。只是在场变得如此难，让记者安心知道自己可以留在这个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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