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叔叔那繼承非法瑪雅文物,我該歸還嗎?
和威廉姆森的這番談話，非但沒讓我心安，反倒更添疑慮，文物所有權的問題像塊石頭，壹直沉甸甸壓在我心頭。
這只小陶罐，承載著數百年前燦爛的瑪雅文明，它的故土曾矗立著巍峨金字塔、華美神廟，孕育過顯赫王族，如今卻靜靜躺在我亞特蘭大那間簡陋的小平房裡，日復壹日蒙著灰塵。
即便威廉姆森當年的手續壹應俱全，這事往輕了說也透著別扭，往重了想，我手裡握著的，說不定就是壹件贓物。深思熟慮幾天後，我下定決心：帶著這只陶罐去危地馬拉，找到它真正的主人。
或許是威廉姆森提到的那家國家博物館，又或是蒂卡爾那樣聲名遠揚的瑪雅考古遺址。若是實在找不到歸屬，只要機場安檢沒查出來，沒以走私文物的罪名把我扣押，我就再把它帶回家。
可日子壹天天流逝，數月轉眼變成數年，這趟歸鄉之旅終究沒能成行。比起擁有它，失去它反而更讓我難以承受。
每當我把這只造型別致的小陶罐握在掌心，摩挲著它溫潤的弧度與細密的紋路，眼前就會浮現叔叔在那座迷人的小博物館裡，興致勃勃為訪客講解藏品的模樣。
把陶罐送去危地馬拉，大概率意味著要和它徹底告別，而這，無異於與叔叔留給我的念想生生割裂。
其實早在2007年，我和危地馬拉之間，就因壹件與陶罐毫無關聯的事，陷入了壹段心力交瘁的糾葛。我和妻子當時正在辦理收養手續，想把危地馬拉城壹家孤兒院裡的小女孩瑪塞拉接回家，可手續卻遲遲卡在原地，毫無進展。
叁年半的時間裡，我們去看了她拾贰次，有段時間我幹脆搬到當地，頻繁對接政府官員，還在孤兒院和瑪塞拉及其他35個孩子同吃同住了半年。直到2011年，我們才終於把她接回了亞特蘭大的家。
那時我已經買好了壹個博物館同款的展架，本想把陶罐擺上去好好陳列，可心裡始終過意不去，所以它多半時間都被我收在衣櫃的盒子裡，不見天日。
差不多同壹時期，國際社會正為流失文物的歸還問題爭論不休：埃及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羅塞塔石碑，要求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歸還卡內弗內弗木乃伊面具，可兩家博物館都沒有應允。大英博物館更是辯稱，這類珍貴文物屬於全人類，而非某個單壹國家。
但也有不少文物歸還的案例成功落地：瑞典將吉普斯格洛克斯圖騰柱還給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海斯拉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壹位收藏家，把巨型摩艾石像歸還了復活節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將歐弗洛尼奧斯陶瓶送回了意大利。
我衣櫃裡的這只小陶罐，雖比不上羅塞塔石碑那般舉世聞名，卻也有著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我實在想不出，我憑什麼比當下700萬瑪雅後裔，更有資格擁有它。
2012年，得知布魯克林博物館開始向哥斯達黎加歸還2286件前哥倫布時期文物時，我重新拾起了帶陶罐去危地馬拉的計劃。
為了弄清到了當地該去何處、該對接何人，我聯系了范德堡大學的瑪雅考古專家阿瑟·德馬雷斯特——他每年都會有壹部分時間住在危地馬拉。
他壹眼便預判了我的結局：當地官方會直接沒收陶罐，然後送去國家博物館，“除非這只陶罐品相絕佳、極具價值，否則最終只會被丟進博物館地下室。要知道，就連那些極具看點的文物，博物館都沒地方安置。”
他還告訴我，當時危地馬拉各地的考古遺址正遭武裝盜墓者肆意破壞，他們用鋸石機硬生生鑿下石碑上的精美浮雕，肆無忌憚地盜掘金字塔，當地文物部門根本無力抗衡。比起這些棘手的難題，我叔叔留下的這只小陶罐，在他們眼裡實在不值壹提。
德馬雷斯特坦言，多年來，收藏家們總拿這樣的理由當借口，為自己占有文物辯護，可即便許多國家確實面臨重重困境，也絕不能成為占有不義之財的托詞，他將這種處境稱作“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
掛了電話，我把陶罐從盒子裡小心翼翼取出來，放在展架上，久久凝視著它。它理應屬於危地馬拉，這壹點我無比篤定，也始終清楚，總有壹天要送它回去。
可轉念壹想，若德馬雷斯特所言屬實，它很可能會被塵封在博物館地下室的儲藏櫃裡，從此被遺忘、被冷落，再無人問津。
我需要時間慢慢消化這個結果，於是再次壓下心頭的負罪感，終究還是取消了行程。
2020年，瑪塞拉上初中時，主動提出要做DNA檢測。她壹直猜測自己身上有原住民血統，想弄清楚這份血脈的具體淵源。檢測試劑盒寄到後，她認真地往塑料試管裡吐了唾液，小心翼翼寄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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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這只小陶罐，承載著數百年前燦爛的瑪雅文明，它的故土曾矗立著巍峨金字塔、華美神廟，孕育過顯赫王族，如今卻靜靜躺在我亞特蘭大那間簡陋的小平房裡，日復壹日蒙著灰塵。
即便威廉姆森當年的手續壹應俱全，這事往輕了說也透著別扭，往重了想，我手裡握著的，說不定就是壹件贓物。深思熟慮幾天後，我下定決心：帶著這只陶罐去危地馬拉，找到它真正的主人。
或許是威廉姆森提到的那家國家博物館，又或是蒂卡爾那樣聲名遠揚的瑪雅考古遺址。若是實在找不到歸屬，只要機場安檢沒查出來，沒以走私文物的罪名把我扣押，我就再把它帶回家。
可日子壹天天流逝，數月轉眼變成數年，這趟歸鄉之旅終究沒能成行。比起擁有它，失去它反而更讓我難以承受。
每當我把這只造型別致的小陶罐握在掌心，摩挲著它溫潤的弧度與細密的紋路，眼前就會浮現叔叔在那座迷人的小博物館裡，興致勃勃為訪客講解藏品的模樣。
把陶罐送去危地馬拉，大概率意味著要和它徹底告別，而這，無異於與叔叔留給我的念想生生割裂。
其實早在2007年，我和危地馬拉之間，就因壹件與陶罐毫無關聯的事，陷入了壹段心力交瘁的糾葛。我和妻子當時正在辦理收養手續，想把危地馬拉城壹家孤兒院裡的小女孩瑪塞拉接回家，可手續卻遲遲卡在原地，毫無進展。
叁年半的時間裡，我們去看了她拾贰次，有段時間我幹脆搬到當地，頻繁對接政府官員，還在孤兒院和瑪塞拉及其他35個孩子同吃同住了半年。直到2011年，我們才終於把她接回了亞特蘭大的家。
那時我已經買好了壹個博物館同款的展架，本想把陶罐擺上去好好陳列，可心裡始終過意不去，所以它多半時間都被我收在衣櫃的盒子裡，不見天日。
差不多同壹時期，國際社會正為流失文物的歸還問題爭論不休：埃及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羅塞塔石碑，要求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歸還卡內弗內弗木乃伊面具，可兩家博物館都沒有應允。大英博物館更是辯稱，這類珍貴文物屬於全人類，而非某個單壹國家。
但也有不少文物歸還的案例成功落地：瑞典將吉普斯格洛克斯圖騰柱還給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海斯拉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壹位收藏家，把巨型摩艾石像歸還了復活節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將歐弗洛尼奧斯陶瓶送回了意大利。
我衣櫃裡的這只小陶罐，雖比不上羅塞塔石碑那般舉世聞名，卻也有著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我實在想不出，我憑什麼比當下700萬瑪雅後裔，更有資格擁有它。
2012年，得知布魯克林博物館開始向哥斯達黎加歸還2286件前哥倫布時期文物時，我重新拾起了帶陶罐去危地馬拉的計劃。
為了弄清到了當地該去何處、該對接何人，我聯系了范德堡大學的瑪雅考古專家阿瑟·德馬雷斯特——他每年都會有壹部分時間住在危地馬拉。
他壹眼便預判了我的結局：當地官方會直接沒收陶罐，然後送去國家博物館，“除非這只陶罐品相絕佳、極具價值，否則最終只會被丟進博物館地下室。要知道，就連那些極具看點的文物，博物館都沒地方安置。”
他還告訴我，當時危地馬拉各地的考古遺址正遭武裝盜墓者肆意破壞，他們用鋸石機硬生生鑿下石碑上的精美浮雕，肆無忌憚地盜掘金字塔，當地文物部門根本無力抗衡。比起這些棘手的難題，我叔叔留下的這只小陶罐，在他們眼裡實在不值壹提。
德馬雷斯特坦言，多年來，收藏家們總拿這樣的理由當借口，為自己占有文物辯護，可即便許多國家確實面臨重重困境，也絕不能成為占有不義之財的托詞，他將這種處境稱作“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
掛了電話，我把陶罐從盒子裡小心翼翼取出來，放在展架上，久久凝視著它。它理應屬於危地馬拉，這壹點我無比篤定，也始終清楚，總有壹天要送它回去。
可轉念壹想，若德馬雷斯特所言屬實，它很可能會被塵封在博物館地下室的儲藏櫃裡，從此被遺忘、被冷落，再無人問津。
我需要時間慢慢消化這個結果，於是再次壓下心頭的負罪感，終究還是取消了行程。
2020年，瑪塞拉上初中時，主動提出要做DNA檢測。她壹直猜測自己身上有原住民血統，想弄清楚這份血脈的具體淵源。檢測試劑盒寄到後，她認真地往塑料試管裡吐了唾液，小心翼翼寄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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