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寧願在國外獨居生活,也要送妻兒回國
我1972年出生於上海。
90年代，父母作為訪問學者帶我來到芬蘭，為了面子我選擇留在國外生活。剛開始，異國的生活並不順遂，整個國內不足1000華人，工作很難開展。
摸爬滾打11年後，我的生活逐步進入正軌，還娶了德國留學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心生恐懼，不得不告別生活27年的芬蘭。
1972年，我出生於壹個知識分子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師，後來響應下鄉政策，來到安徽工作。
從記事起，我們壹家就生活在壹個大院子裡，這裡安靜祥和，還有很多小伙伴。
那時候，物質匱乏，買東西不但用錢還得憑票。
父母是北京戶籍，這些糧油關系的票據都是從北京獲取的，為了能將它們派上用場，不得不把票據轉成全國的，最後再換成安徽的。這是我童年生活中，感覺最為麻煩的事情。
好在凡事都有兩面性，由於父母北京下遷的光環，我們所住的大院，幾乎很少停電停水，這在那個年代非常難得。
童年的生活，無憂無慮，家裡雖算不上富裕，但父母給了我和妹妹，在他們能力范圍內最好的生活。
（我們壹家剛到芬蘭時的照片）
時代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機遇，也讓我們壹家的生活軌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後，父母幸運地獲得了作為第壹批留學生，去英國留學的機會。經歷了兩年的留學生活，父母為了增長學識，90年初又申請了作為交換訪問學者，到芬蘭學習的機會。
1995年，父親為了能讓我和妹妹學習深造，開拓眼界，便帶我們到這裡讀書。
那時候，出國熱盛行，很多人砸鍋賣鐵借錢出國，夫妻壹方和孩子留在國內是常有的現象。
而且，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能留在國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沒本事的才會混不下去回國來。以至於，父母留學回國後，我和妹妹仍選擇繼續留在芬蘭發展。
然而，在異國生活和打拼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到芬蘭時，我仿佛陷入了壹個“文化荒漠”，語言、文化、生活上的差異，給我帶來諸多不適，再加上對國內、家鄉的思念，讓我痛苦不堪。
那個時候聽不到鄉音，吃不到中國菜，也交不到朋友，感覺自己的圈子壹下子縮得很小。
（芬蘭赫爾辛基大教堂是壹座路德派新教教堂，宏偉的建築內有很多精美的壁畫和雕塑）
當時大使館每隔壹段時間會把人民日報的海外版發給我們，由於沒有什麼國內的東西可以看，我就把海外版報紙讀了壹遍又壹遍，直到把它翻爛，心裡能默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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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父母作為訪問學者帶我來到芬蘭，為了面子我選擇留在國外生活。剛開始，異國的生活並不順遂，整個國內不足1000華人，工作很難開展。
摸爬滾打11年後，我的生活逐步進入正軌，還娶了德國留學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心生恐懼，不得不告別生活27年的芬蘭。
1972年，我出生於壹個知識分子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師，後來響應下鄉政策，來到安徽工作。
從記事起，我們壹家就生活在壹個大院子裡，這裡安靜祥和，還有很多小伙伴。
那時候，物質匱乏，買東西不但用錢還得憑票。
父母是北京戶籍，這些糧油關系的票據都是從北京獲取的，為了能將它們派上用場，不得不把票據轉成全國的，最後再換成安徽的。這是我童年生活中，感覺最為麻煩的事情。
好在凡事都有兩面性，由於父母北京下遷的光環，我們所住的大院，幾乎很少停電停水，這在那個年代非常難得。
童年的生活，無憂無慮，家裡雖算不上富裕，但父母給了我和妹妹，在他們能力范圍內最好的生活。
（我們壹家剛到芬蘭時的照片）
時代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機遇，也讓我們壹家的生活軌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後，父母幸運地獲得了作為第壹批留學生，去英國留學的機會。經歷了兩年的留學生活，父母為了增長學識，90年初又申請了作為交換訪問學者，到芬蘭學習的機會。
1995年，父親為了能讓我和妹妹學習深造，開拓眼界，便帶我們到這裡讀書。
那時候，出國熱盛行，很多人砸鍋賣鐵借錢出國，夫妻壹方和孩子留在國內是常有的現象。
而且，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能留在國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沒本事的才會混不下去回國來。以至於，父母留學回國後，我和妹妹仍選擇繼續留在芬蘭發展。
然而，在異國生活和打拼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到芬蘭時，我仿佛陷入了壹個“文化荒漠”，語言、文化、生活上的差異，給我帶來諸多不適，再加上對國內、家鄉的思念，讓我痛苦不堪。
那個時候聽不到鄉音，吃不到中國菜，也交不到朋友，感覺自己的圈子壹下子縮得很小。
（芬蘭赫爾辛基大教堂是壹座路德派新教教堂，宏偉的建築內有很多精美的壁畫和雕塑）
當時大使館每隔壹段時間會把人民日報的海外版發給我們，由於沒有什麼國內的東西可以看，我就把海外版報紙讀了壹遍又壹遍，直到把它翻爛，心裡能默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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