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院長:中國經濟下壹程 錢會更多投向這些領域
過去肆拾年，中國經濟壹路高歌猛進。我們用汗水和速度，把泥濘小道變成了高速公路，讓荒地田野變成了摩天大樓。靠著大規模“投資於物”，中國建成了全世界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
未來伍年，“投資於人”成為政策亮點。很多人會問：中國經濟發展到當下這個階段，為什麼要如此重視“人”的作用？當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向“人”時，我們的工資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會發生怎樣的質變？
本期節目，我們對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深入解讀“投資於人”的底層邏輯。
王慧：張老師您好，歡迎您做客《思路打開》節目。
張軍：你好。
王慧：張老師，今天想要跟您展開聊壹聊“拾伍伍”規劃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和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中的壹個亮點，就是對“人”的重視。“人民至上”“投資於人”“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這些表述，都是對“人”的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到當下這個階段，為什麼要這麼強調對“人”的重視，“投資於人”是基於怎樣的考量？
張軍：對於全體國民來說，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壹件事，因為它能提升國民福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整個社會的財富水准。
改革開放以後，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裡，我們並沒有像今天這樣明確提出“投資於人”“人的全面發展”等等。這些表述在過去沒有被著重強調，並不代表不重要，而是它們就隱含在當時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經濟的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福祉改善等，總體上是同向的。
當時，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快速進城，進入到現代制造業中就業。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叁肆拾年時間裡，我們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城市當中有很多人也進入市場尋找機會，比如說，體制內人員到南方“下海”創業，壹度出現了“南下潮”。
那個階段，經濟發展不斷創造新的機會，每個人都能在這個過程中改善自己的狀況，成為經濟增長的受益者。
但是，當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增速放緩是必然現象。存量和積累水平達到壹定高度時，單純靠要素投入，尤其是勞動力在地區和部門之間的再配置，已經難以像過去那樣持續提升大家的收入、就業和福利了。
因此，現在我們提出“投資於人”，關注人的全面發展，也反映出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
和改革開放前贰叁拾年不同，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出現了差距。比如說，城市中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狀況有差距；城鄉之間，差距盡管已經大幅縮小，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整個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在下降，就業彈性也在下降。另外，不同群體由於受教育程度、地區條件等差異，起點並不均等，這也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的收入和福利水平。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政策上面進行壹些幹預，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
王慧：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度規模現在已經達到50萬億，是不是當“投資於物”的規模足夠大，並且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時候，就要更加強調“投資於人”？
張軍：對。過去固定資產投資保持每年兩位數增長，它跟“人”的關系是很正面、很積極的，因為投資越來越多，積累的速度越來越快，創造的就業越來越多，改善福利的空間也越來越大。
在這個過程中，只要你從原來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進入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或是從農村進入到城市，你的狀況就會改變，這在當時是皆大歡喜的結果。
但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受制於投資回報率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出現下降。這就要求我們改變投資方式，要慢慢地從過去快速甚至於某些領域過度的投資，逐步轉向更加適度的投資階段。
2025年7月24日，江蘇南京的壹個在建樓盤。IC Photo
這不是說投資不重要，我們每年仍然存在大量補充固定資產、擴大資本存量的投資機會。但是相對來說，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像過去那麼大。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之後，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和資源會相對多起來，現在很明確的壹個方向是，更多地用於改善人的狀況。從長遠來看，這是對人力資本的投入。
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需要保持壹種平衡。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物質資本的積累獲得了優先的發展機會，否則經濟就發展不起來。而到今天，經濟總量已經很大，資本積累水平也很高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積累的優先級應該更高。我們希望社會中的每壹個人，在教育、醫療等方面都獲得均等的機會。
王慧：我們接下來要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提高民生類投資的比重。您認為這個比重提高到多少比較合理？又該怎麼量化和考核？
張軍：從宏觀統計上，我們可以進行橫向比較。比如，可以把中國財政支出中用於民生領域的支出占比，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進行對比。
當然，這裡會遇到壹個統計上比較模糊的問題，因為不同國家對“民生”范圍的界定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我認為可以采取壹種相對簡單的方法，比如將政府支出中用於教育、醫療、住房保障、養老這肆方面的所有開支加起來，把GDP做分母進行計算，中國目前這個比例大致在7%-8%，而發達國家的占比壹般都在20%以上。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當前在民生領域的開支占比，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但是，我並不認為，我們需要壹步跨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重要的是我們在未來新增的財政資源裡，要拿出更多的比例來增加這方面的開支。或者換壹種說法，我們用於民生保障領域的政府開支，其增速應該要快於其他領域支出的增速，只有這樣，這壹比重才能逐步提高。
我認為，在未來10年-20年，我們的財政支出當中，增長最快的領域應該是民生相關領域，在教育、醫療、住房保障和養老這肆大保障方面，會花更多錢。
王慧：您剛才提到主要是政府投資。除了政府投資之外，您認為，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調動和激發民間投資在“投資於人”上的積極性？
張軍：與民生相關的這些領域，大多數都屬於服務部門，並且有很強的公共屬性，比如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醫療體系、養老服務以及住房保障等。
政府在這些領域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財政也應該有更多支出，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服務水平。但從全球經驗來看，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依靠政府提供所有公共服務，通常是政府和市場相結合。
在我們國家，公共服務總體上是由政府負責的。我們有壹套獨特的做法，比如將大多數公共服務部門納入事業單位的范疇，所謂“體制內”指的就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
我認為，從“投資於人”這個大方向來說，光靠政府來提供公共服務是不夠的。我們要把政府投入跟社會投入結合起來。這意味著，未來我們要逐步推進市場准入和開放領域。
比如醫療體系，大多數醫院，尤其是叁甲醫院基本都是公辦。凡是公辦，它都被納入事業單位的體制內，主要依賴財政投入，因此醫生待遇相對較低，顯然低估了醫生的工作量和價值。
2025年12月22日，上海壹叁甲醫院門診大廳內，就診者有序排隊。 IC Photo
另壹方面，由於社會對醫療的需求持續增長，優質醫院、尤其是叁甲醫院都在想辦法擴容，但財政投入卻非常有限，因此醫院只能通過部分市場化的行為，通過創收來解決財政投入不足的問題，提高醫生待遇等。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除了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例如社區醫院可以由政府全面覆蓋之外，絕大多數的醫院，完全可以用非盈利法人體制來解決。它可以不必納入現有的體制內，但也不像公司那樣以盈利為目標。作為醫院，它仍然具有公益屬性，是非營利機構，不追求利潤，但它的收入要覆蓋成本，要能活下來。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可以按照市場標准來定價。
我們目前在探索推動分級診療，基層社區醫院可以由政府財政覆蓋，但是否所有醫院都必須由政府財政完全納入體制內進行管理和投入，我認為，這恐怕是將來需要討論和改革的。
王慧：也就是說，您認為醫院可以作為壹個非營利機構，但在壹定程度上采用市場化的方式。
張軍：對。可能有些人會擔心，這樣壹來醫院收費會不會變高？從全球經驗來看，其實也不見得，美國是高的，但是歐洲有很多國家沒有那麼高。
這個時候，可以有商業保險作為補充，關鍵問題在於將商業保險引入醫療保障體系當中。最近我們也看到，壹些藥品已經被納入商保目錄，商業保險可以覆蓋。
王慧：確實，很多民生的問題需要通過創造性的方式在未來得到解決。其實老百姓對於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很多。我相信對於很多人來說，有錢花、敢花錢是很重要的壹個部分。所以有壹個很直接的問題，未來伍年怎樣才能讓老百姓增收？
張軍：壹說到增收，大家自然會想到經濟要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為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仍然是工資性收入，所以首先得有工作，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其次，我覺得對中國來說，這個問題還涉及到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這個問題在中國比較復雜，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歸屬，不同的體制，還有地區之間的差異，這就導致我們的貨幣工資的形成機制比較復雜。
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你在體制內，那你工資是由國家定的，什麼時候調整、怎麼調整，主要取決於財政狀況，而不是完全根據市場節奏。盡管體制內的工資水平不算高，但保障較為完善，例如養老金水平相對較高。
那些完全市場化的民營企業，其工資水平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地方政府會根據當地的物價和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最低工資標准，主要是用於指導民營企業。在當前物價壹直處於低位徘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資標准可能也基本上不動了。這樣就形成了壹種循環：如果物價比較低，工資通常也不太會調整。
王慧：您壹直強調，要打破“低物價、低工資”的循環，這個循環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張軍：市場工資是受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資標准來調節的，而最低工資標准和體制內的工資都會參考物價，當宏觀層面物價比較低的時候，他們調整工資的動力就比較低，換句話說，物價影響了工資。反過來，工資低了之後，你的支付能力和需求就相對較弱，需求弱了之後，物價就不太可能上升。這樣壹來，就會形成壹種工資和物價相對平衡的狀態，物價低，工資就不可能高，工資低，物價也不可能高，贰者互為因果，好像誰都不會率先打破這個平衡。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說，如果要打破這種平衡，該從何處入手？
韓國在上世紀柒八拾年代也面臨類似問題，他們采取的辦法是給大家加工資。加工資相當於給大家發錢，看能不能打破這個平衡。我看過韓國經濟學家做的壹項研究，那拾年就是因為加工資，讓韓國擺脫了低工資、低物價的循環。
因為加工資會讓需求上升，需求上升會帶動物價，物價漲了，無論最低工資標准還是體制內的工資，都會參考物價上漲。這樣就形成壹個循環。
在中國，體制內的工資由財政負擔，相對較低且調整較慢，同時還會影響民營企業的工資水平。因此，我們需要充分研究，如何形成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
2024年12月1日，2025年度“國考”公共科目筆試北京市第贰拾贰中學考點。IC Photo
在過去經濟增長比較快的時候，其實我們的貨幣工資的增長是慢於經濟增長速度的，從初次分配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份額分配給了資本，勞動的份額相對較低。即便是今天，我們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在52%左右，跟發達國家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相比，依然較低，它們壹般都在60%，甚至60%以上。
現在我們經濟增速放慢了，勞動生產率放慢了，貨幣工資的增速更加不可能太快，但是我們能不能通過形成貨幣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讓貨幣工資的增長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比較接近？
王慧：要怎麼形成這個增長機制呢？就像您剛剛說的，韓國為了打破“低物價、低工資”的循環，他們用了10年的時間去加工資，如果我們國家要打破這個循環，您覺得這條路徑可行嗎？
張軍：我認為，這是壹個政策選項，對於緩解經濟緊縮來說，加工資肯定比勒緊褲腰帶效果更好。如果經濟狀況比較低迷，或者說需求比較吃緊，這個時候讓大家過緊日子，經濟狀況可能會更加嚴峻。所以我認為，這個時候需要打破“低工資、低物價”循環的狀況，總得有壹個地方先開始。
提物價是不太可能的，那唯壹的辦法就是從工資入手，讓工資不那麼受到物價的影響，比如最低工資能不能在這個時候往上提，貨幣工資在這種狀況下能不能保持相對合理的增長等等。這些都可以作為打破現有平衡的政策選項加以考慮。
王慧：其實很多人會覺得物價低蠻好的，買東西便宜。但是大多數人可能都沒有想到，低物價最後會導致自己工資是低的。
張軍：這就是合成謬誤。站在個體的角度，在貨幣工資收入沒有變的前提下，物價低當然會增進你的福利。但你要考慮到整體經濟層面的狀況，當物價長期偏低時，工資往往缺乏上漲動力，最終形成更加明顯的緊縮環境。
王慧：我們剛剛談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當中的工資性收入，這部分占比在2024年達到了56.5%。另外壹部分是財產性收入，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壹直比較低，這個比重在2024年是8.31%，而歐美國家在20%左右，為什麼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相對這麼低？怎麼才能提高這方面的收入？
張軍：我認為，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在統計上是被低估的。中國居民主要的財產是房子。過去，我們采用的是壹種較為傳統的方法來核算住房服務價值，即用建房成本*折舊率。
這種方法會系統性且較為嚴重地低估居民財產性收入，因為壹方面房屋的價值和同類房屋的市場估值相關，而不是由建房成本決定，另壹方面，折舊率（城市2%，農村3%）本身定的也比較低。
不過，現在國家統計局已經調整了核算方法，改用市場租金法，這更能反應當前房屋的價值。在調整核算方法後，居民自有住房服務增加值大幅提升，增加值是計算到GDP裡面去的，因此2023年的GDP也相應進行了上調。
王慧：收入的關鍵是就業。“拾伍伍”規劃建議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重點提到了就業。並且，“拾伍伍”規劃建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部分，把“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放在了最靠前的位置。什麼叫“高質量充分就業”？
張軍：我認為，所謂高質量就業，可以理解為：我有了壹份工作，這份工作可以給我帶來體面的生活；如果我有工作，但工資不足以讓我在城市活下來，滿足我的基本生活需求，那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就很難稱得上是高質量就業。
在我看來，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是往前看，看將來大多數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在哪裡？從中國經濟現有的發展方向，從投入的角度來看，似乎制造業、實體經濟還是主流。但是，從就業角度來說，全世界普遍的規律是，未來絕大多數人的就業將集中在服務業。
2025年10月28日，吉林大學2026屆畢業生秋季雙選會在長春舉行。 IC Photo
當前，我們的服務業已經吸納了大量從制造業當中轉移出來的所謂低技能勞動力，我認為，將來中高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去向，恐怕還是服務業，服務業會越來越重要。
未來制造業更多是朝高精尖的方向發展，它創造就業的能力其實是下降的，而且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它們對中高技能勞動力的替代也可能會越來越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服務業需要有更大的發展，吸納更多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
中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與處於同等發展階段或人均GDP相近的經濟體相比，中國服務業在整體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
王慧：為什麼我們的制造業可以發展得這麼快、這麼強，服務業發展速度卻沒有這麼快？
張軍：從發展戰略角度來看，在經濟起飛和快速擴張階段，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導向和可貿易部門發展，資源配置更多圍繞制造業展開。無論是人才、資本還是技術研發，重點都放在制造業領域。
但到了今天，中國對服務業的需求正顯著上升。我想，對任何個人和家庭而言，隨著收入提高和受教育水平提升，對服務業的需求會更大。
王慧：您指的是生產性服務業還是生活性服務業？
張軍：我覺得兩個都要擴大，當然對中國來說，可能生產性服務業的短板更嚴重。但是即便是消費性服務業，中國也還有巨大的空間，包括大家最近討論很多的餐飲業問題等等，它就是典型的消費性服務業。
生產性服務業更是潛力巨大。中國是制造業強國，生產性服務業跟制造業其實會形成非常強的互補；反之，如果生產性服務業沒有跟上來，就會制約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我認為，服務業是壹個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大方向，相信未來資本也會更多地往這個方向去投入。另外，服務業還有壹個特點，它相對來說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業彈性比較大。
王慧：您剛剛提到，接下來要關注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您觀察下來，現在高校畢業生就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張軍：目前來看，主要是因為整個需求在收縮，所以應屆生找第壹份工作沒那麼順利了。有的學生在壹段時間裡沒有找到合意的就業崗位，我覺得這是當下非常典型的問題，我把它稱為“第壹份工作的難度”增加了。
王慧：確實，這兩年我們可以看到，高校畢業生在找工作的時候壓力是非常大的，到畢業季的時候，會不會有學生來找您聊找工作的事兒？
張軍：偶爾有，但不是很多，壹般來說都能夠找到工作，他們通常會找我寫推薦信。我們現在也能看到，本科畢業生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比例是在下降，大多數人可能選擇繼續攻讀更高的學位，讀碩、讀博或者出國留學，有更多的通道。
王慧：這算不算是壹種“學歷內卷”？很多工作壹定要碩士和博士才能做嗎？本科畢業是不是也完全可以勝任？
張軍：很多工作本科完全可以勝任。對於應屆生來說，他們可能想用時間換空間，緩解當期的就業壓力，而且相對於本科畢業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得更高學位之後再找工作的難度可能稍微減輕壹點。
王慧：我還注意到壹個現象，現在很多學校都在調整壹些學科和專業，把壹些不容易就業的所謂“老舊學科”淘汰掉，增加壹些像人工智能這樣的新興學科，您認為未來這種學科調整會是壹種趨勢嗎？
張軍：這樣的趨勢已經形成了。現在，很多高校會把人工智能和現有的學科進行交叉，或者創設壹些新的、能夠更好地反映當前市場需求的專業。我認為，從供給端、從大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們要回應市場的需求。
2025年11月19日，蘭州交通大學測繪與地理信息學院無人機協會成員進行無人機、航模研究調試制作工作。 IC Photo
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壹個人在大學裡所接受的培養，其實有95%以上的內容是不變的。所謂不變，是指無論他學什麼，也無論他最後的方向是什麼，那些基礎性的內容大致是壹樣的。有變化的是那5%以內的部分，這部分可能增加了關於AI的訓練，或者是和市場需求比較貼近的壹些訓練。
大學是壹個素質教育、博雅教育的平台，總體是壹個打牢基礎的過程。所謂“強基”，就是基礎壹定要強，這樣才能提升個人的可塑性，當你面對新的就業崗位和新的市場需求時，調整的成本會比較低。
王慧：選擇大學專業應該從未來就業考慮，還是從興趣去考慮？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張軍：我個人是很反對從就業角度去選專業的。事實上，大學也沒辦法提供壹種完全從就業角度來考慮的專業方向。即便你在專業目錄中看到有人工智能相關的專業，但那並不意味著你在大學期間像培訓壹樣去學這些東西，95%的內容仍然是基礎訓練。
我認為社會上存在壹種誤解，大家總認為在選專業的時候要迎合市場需求，其實市場需要的並不是那5%，而是95%。
王慧：現在很多幫助高中生選大學專業的“導師”非常火，其實也是在制造壹種焦慮，在學生還沒有進入大學之前，就讓大家焦慮畢業之後要找什麼工作，學什麼專業不容易找工作，不能選夕陽專業，要選朝陽專業等等。
張軍：這恰恰說明我們的社會對那95%的認知是不夠的。作為家長，應該想壹想，為什麼不能更加獨立地分析和思考這些問題，反而老是受壹些所謂“報志願老師”“考研導師”或是壹些推薦人的影響？同時，學生也需要反思，如果你是因為受這些人的影響選擇某個專業，那麼你在大學待了肆年以後，最起碼應該把你的這種想法矯正過來，你會發現過去輕信了別人的言論，自己缺乏獨立分析的能力，而大學培養的就是這種能力。
如果你從進入大學的那壹刻開始，就想著我將來怎麼樣去就業，這就會影響你時間的分配。在大學階段，你最重要的時間應該花在提升你的素質、能力，以及基礎訓練上，比如大學裡面有各種各樣的講座，有著名人士的分享，而你從來不去聽這些講座，覺得浪費時間，從長遠來看，這是非常不劃算的。
王慧：我們剛剛聊到了就業，聊到了收入，接下來想跟您聊聊消費。現在擴內需的壹個重點就是提振消費，我們也提出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這幾年為什麼大家不願意花錢了？是沒錢花還是不敢花錢？
張軍：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從數據上看，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對偏低，不僅僅是和發達國家比，即便是和壹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都偏低。所以，這就提醒我，我們在統計上看到的情況，恐怕是由壹些非常基礎的因素導致的，有可能是系統偏誤。
如果存在系統偏誤，那造成這些系統偏誤的因素可能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跟其他國家作對比，把歐美國家看成壹部分，把其他發展中國家看成壹部分。對比之後會發現，中國居民的商品消費占比和其他國家沒有顯著差異。
2025年12月15日，市民在江蘇省淮安市壹家生活超市購物消費。 IC Photo
主要的差異體現在服務性消費上，這又回到了之前我們討論的壹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當中，用於購買服務的部分占比偏低？不僅比發達國家低，也低於很多主要的發展中國家？
王慧：我們是不愛享受嗎？
張軍：你可以認為我們不愛享受，但我認為還有壹個重要的原因，中國居民普遍愛買房，我們有65%，甚至更高的家庭財富是在房屋上面。有了住房之後，居住消費這壹塊就沒有了，在統計上反映不出來了。
王慧：買房不是更大的壹筆消費嗎？
張軍：買房不是消費，買房是儲蓄，儲蓄跟消費是反向的。可以說，在過去20年裡，中國居民經歷了壹個“強制儲蓄”的階段。
王慧：買房不計算在我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裡面？
張軍：它不計算在社零裡面，也不計算在消費開支當中。大家買了房子，住在自己的房子裡面，居住消費理論上就變成了零。這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國家統計局要核算，把這壹部分加上。
剛剛我也講了，過去我們加上的這部分是通過建房成本*折舊率來計算，因此數值偏小。而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用市場租金*折舊率來計算，將其作為居民居住消費支出，我們把它稱為居民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這筆租金實際上沒有發生，但是我們得把它算出來。
這部分租金就構成了擁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居住消費，中國改用市場租金法核算之後，居民自有住房服務增加值變大，使得GDP得到相應增加。
因此，居住消費被低估，是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偏低的壹個重要原因。
另壹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服務價格整體偏低，這也導致居民在服務消費上的支出看起來比較少。這些要通過橫向比較才能看出來。比如，老百姓在中國看病住院，床位費只要幾拾塊錢。做常規手術的價格也不高，而且醫保可以覆蓋。看病掛號自己也只要付幾塊錢。但在歐美國家，掛號費可能就要數百元。有人做過測算，說美國的住院費用是中國的23倍。
再比如教育，壹個中國大學生如果住宿舍、吃食堂，在不計算其他消費品的情況下，他壹年的學雜費大約壹萬元出頭。而在美國，壹個大學生壹年的學雜費，大約是1.2萬美元。
我們生活在中國，對這些習以為常，並不見得能意識到我們的服務價格低。
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家庭消費支出偏低時，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價格的問題和居住消費虛擬租金核算系統偏誤的問題。剩下來的，才是現在媒體上談論比較多的，可能因為收入不高，或者是對未來收入沒有太大的信心等等。首先它是個統計上的問題。
王慧：我還注意到壹個現象，這幾年中國居民越來越愛存錢了。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境內住戶存款增加了10萬億，到了162萬億，人均存款10.5萬元。之前還有個熱搜“中國人肆年存了58萬億”。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愛存錢？存錢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
張軍：我認為是沒錢才存錢。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的肆拾多年裡，中國居民愛存錢壹直是學界討論的話題，某些階段討論的聲音或許比較弱，但是在我的記憶當中，尤其是在國際上參加學術活動時，中國儲蓄率偏高是被反復討論的問題。
我認為，當前銀行存款增長較快，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有所下調。當壹個人未來的支出成本沒有變化，但收入的預期有所下調時，這個缺口只能用自己當前的存款來補。我們把這種存款叫做預防性存款，這個問題很容易理解，但如何解決？
理論上說，多花錢經濟才會好，經濟好了，收入才會改善，但個體壹定不會這樣想。因此，要讓老百姓減少預防性存款，增加當期的消費，不能從老百姓入手，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合理的安排，而是要從國家層面入手。
比如說，加大財政對居民家庭支出成本的分攤力度，讓居民預期的支出降下來。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對叁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育兒補貼，由政府分攤壹部分育兒成本，雖然壹個月只有300元，但這只是開始，將來有需要的時候還可以增加。國家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對的。
從成本入手來改善或者調整家庭的支出預期，縮小跟收入預期下降之間的差距，這樣有助於緩解居民存款的動機。
王慧：確實，壹個人的預期和存款意願有很大的關系，如果說他預期明年的工資會翻番，股票、基金會大漲，房價會回升，他壹定去消費了，都不用勸。明顯現在很多人沒有這樣的預期，或者預期比較低。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穩預期、強信心？除了在家庭支出上給予壹些補貼之外，是不是還可以從股市和樓市入手？
張軍：我認為，這是目前國家層面在穩增長方面的基本思路。第壹，中國的股市應該有更大的發展。我們看到，盡管股市短期內存在壹定回調，但總體是朝著壹個比較好的方向發展。當前的政策思路是讓這個市場更加凸顯它的投資價值，我認為這對於改善投資者，特別是居民投資於股市的信心非常重要，而且也初見成效。
第贰，就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來說，經過這叁肆年時間的調整，擠泡沫、去風險，我認為中國樓市已經築底了。當然，想要回到2015年、2016年的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對國家來說，要盡快拿出中國房地產的長效機制。
2024年12月6日，山西太原壹售樓部銷售人員為市民推介商品住宅。 IC Photo
什麼是中國房地產的長效機制？我認為是要有分層，要盡快構建起基本保障住房體系，而且要全國壹盤棋；要有壹個非常確定的、透明的住房保障系統。比如新加坡的組屋制度，滿足壹定條件的年輕人可以享受政府補貼的住房，而且這類住房的全國標准統壹，若幹年後還可以把房子買下來。我認為，中國也要有壹個住房保障體系，讓每個年輕人對未來如何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有清晰的預期。在此基礎上，諸如限購等政策都應該拿掉。
王慧：我們看到“拾伍伍”規劃建議也提到，要清理汽車、住房等消費不合理限制性措施。
張軍：我認為要清理掉，回歸市場化。
王慧：像北上廣深這種壹線城市，未來也應該全面放開嗎？
張軍：我個人認為，不需要再對這些房子進行各種形式的限購。但關鍵的問題在於要有長效機制，即首先要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然後其他的房屋，就完全走市場化道路。
王慧：消費除了有錢、有意願之外，還得有時間。現在有專家建議，可以適當延長假期、嚴格控制工時。企業老板要加班，需要付足加班費，這樣可以讓他的家人去消費。在消費時間這件事情上，您是怎麼看的？
張軍：首先，我並不認為消費時間是當前消費支出偏低的主要原因。中國過去沒有長假，現在有長假、小長假，這些方面應該說都做得相當不錯。至於假期是不是需要再多點？我覺得那也沒必要。
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要去幹預加班現象，規范市場行為，措施要能夠落地。比如不允許加班，或者加班費要落實到位，假期的加班費要翻倍，這是非常重要的。
王慧：怎麼幹預呢？
張軍：我們的工作時長是有標准的，壹周工作多少小時，超過了就要按照加班來處理。我認為，對市場主體來說，這就是壹個最好的辦法。
王慧：前段時間國家提出來“反內卷”之後，很多大廠也紛紛表態要“反內卷”，但是實施過壹段時間之後，就有新聞曝光說，壹些企業的系統顯示員工已下班，但其實大家都沒走，也就是隱性加班。
張軍：我個人非常支持嚴禁這種行為。我認為，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過政府的嚴厲幹預解決，讓企業承擔造假成本。
王慧：接下來再來聊壹聊人口問題。剛剛您也提到我們前段時間推出了生育支持的新政，給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壹個月300元，壹年3600元的國家補貼。您認為這樣的補貼對於提高生育率會有很大的作用嗎？
張軍：就這個金額本身來說，很難會有立竿見影的影響。但是它如果能夠放緩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我覺得就達到了效果。我認為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如果能來得慢壹點，下降的速度放緩壹些，就能為我們的經濟發展贏得更多時間。
要實現這壹目標，我認為可以從獎勵和激勵兩個角度入手。所謂獎勵，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後，政府給你獎勵。激勵則是讓你在做生育決策的時候，考慮到政府給的激勵政策，比如育兒期間有什麼假期，有什麼減免政策。
我覺得這些事情完全可以由國家先出台壹個比較粗略的大政策框架，然後把制定獎勵政策的權力交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根據各地的條件“競爭”，比如你生了孩子，我送你壹套房子。
王慧：除了國家補貼和政策導向之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方式來構建壹個生育友好型社會？
張軍：我認為所有的生育友好的問題，都涉及到經濟的問題，以及我們壹開頭討論的，城鄉之間的問題、落戶問題、公共服務機會均等問題，這些問題是影響生育決策的相當重要的因素。在我們國家，這些問題是非常系統性的工程，非常復雜。在大城市，特別是壹線城市，我們還有戶口限制，城裡的叁億農民工還沒有真正地融入城市，變成市民。這些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
王慧：有壹個詞叫“母職懲罰”，就是說女性做了母親之後，在職場上可能遭到很多歧視，在求職、薪資、晉升等很多方面產生負面影響，對女性生育很不友好。
張軍：這些問題涉及到市場主體，國家可以出台幹預政策，但最終的決策還是取決於雇主。對政府來說，其政策導向是要讓生育變得友好，對女性友好，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壹旦雇主作出對女性不友好的決策，就要承擔更高的成本。
這些問題都是系統性的，不可能在壹夜之間都做到位，但它的方向，包括社會對這些問題的認知和共識越來越多。我認為，未來出台的政策也會越來越明確地沿著這個方向推進。
2025年12月17日，在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區叁水幼兒園，孩子們與智能機器人互動。 IC Photo
王慧：最近，戴爾公司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夫婦宣布，將捐贈62.5億美元為2500萬美國兒童設立兒童投資賬戶，每個人250美元，等他們18歲之後這個賬戶可能有幾千美元，這些孩子可以把錢取出來用。您怎麼看美國這樣的操作？
張軍：這讓我想到很多年以前，美國個別州因為發現了石油等資源，就提出這些資源所帶來的財富，屬於這個州的所有人，也就是所謂“州有資產”，給每個家庭開個賬戶，將來每個月往裡面存多少錢。
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很早就提出壹個概念，叫全民基本收入。有些人覺得這是烏托邦，但對於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體來說，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所謂全民基本收入，大致是指這個國家的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定期獲得壹筆現金收入，這筆收入可以維持最基本體面的生活，有些地方在做類似的實驗或者嘗試。
你剛才提到的戴爾夫婦的這筆捐贈，是富人通過捐出財富來做慈善和公益，無非是他有特定的目標人群。像很多企業家捐款給大學，資助壹些貧困生，道理都是壹樣的。
但是這也給到我們壹些啟發，中國有龐大的國有資產，從憲法意義上講，這些國有資產是全民所有，也就是說，每個中國公民都享有對這些資產的收益權。當然，這些國有資產是委托國家、委托政府來經營的，它並沒有通過類似“個人賬戶”的方式直接體現為居民的收益，不會給你打到賬上，但是政府可以用這些錢去做壹些對每個人都有福利增進的投入，它是相對比較間接的收益。
現在，中國已經開始在把國有資產投入到針對老人、兒童的福利增進上了。國有資產劃撥到社保的比例也在不斷提高。最近有很多經濟學家提出，我們能不能拿出10萬億、20萬億的國有資產，用於養老金方面等等。我認為，這些問題都開始慢慢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也進入到決策層的視野。在20年前，大家是不會朝這個方向去想的，但今天已經變成很現實的問題。
王慧：接下來跟想跟您聊聊人口紅利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在豐富的勞動力數量帶來的人口紅利支撐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現在國內外已經認識到，中國正在迎來第贰次人口紅利——工程師紅利。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勳說，全球50%的AI研究人員來自中國。您認為，在這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當中，我們應該怎麼抓住並且釋放工程師紅利？
張軍：中國每年的高校畢業生當中，有接近壹半都是理工科背景，所謂STEM專業。我認為，無論是在“新質生產力”領域，還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甚至未來產業的前瞻布局方面，我們已經在充分發揮工程師紅利了。
比如數字經濟、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制藥、6G通訊、低空經濟、具身智能，我們整個布局在全球都是非常超前的。
中國之所以能夠這麼做，就是因為我們有超大規模的工程師群體，每年幾百萬的增量，恐怕全世界加總也達不到。巨大規模的工程師的紅利，加上國內巨大的應用場景，超大規模的市場，讓中國在這些領域中不斷地占領制高點，這也是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掌握主動權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王慧：我前段時間看到壹個視頻，說Meta的壹個員工投訴，因為自己不會中文，所以融不進公司核心圈子，很多核心研發人員都是中國人，他們除了在正式會議時說英語，日常通常都在說中文。
張軍：這種變化確實來得很快。過去在硅谷，人們常常調侃說需要去學“印度英語”，因為那邊印裔工程師規模比較大。現在，隨著華人工程師數量不斷增長，未來在某些科研領域和實驗室中，普通話可能會逐漸成為主流交流語言。這也會激勵更多人學習中文。
王慧：最後想跟您聊聊“中國人經濟”。前段時間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說，我們既要看GDP也看GNI（國民總收入），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為什麼當下階段要強調“GDP與GNI並重”？這體現出壹種怎麼樣的發展理念的轉變？
張軍：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中國資本輸出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外資流入的規模，並且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人對中國經濟的看法都是，中國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流入國家，因為過去我們資本稀缺，勞動力便宜，大量國外資本流入，跟我們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可以迅速地讓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但是今天，中國在貿易領域依然是大國，我們的出口占GDP比重約為19%，美國是11%。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了世界上重要的資本淨輸出國，當中國在海外有大量直接投資時，這些資本就是“中國人的資本”；中國在全世界的投資創造了大量的國民收入，這就是GNI。GDP只涵蓋發生在中國國內的經濟活動，這裡面包含了外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創造的價值。GNI則是所有中國資本在全世界創造的價值的加總，其中海外部分正變得越來越大。
對GNI的強調象征著中國經濟的轉變，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了世界上數壹數贰的投資者。我們不僅向海外提供產品，還提供資本，這是壹個歷史性的轉變。
我注意到壹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今年前11個月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這個事情在海外反響特別強烈，很過國外主流媒體都在討論。觀察中美貿易就會發現，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壹直在下降，但我們在全球的出口還保持著比較強勁的增長，尤其是東南亞，現在東盟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其次是歐洲，美國掉到了第叁位。
我認為，東盟能夠成為中國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那裡有大量的直接投資。當中國的資本到那裡去辦廠、生產，它們就需要從中國進口大量中間品、零部件，甚至資本品，很多設備要從中國進口。簡而言之，中國在海外的投資為中國出口創造了更多機會，出口目的地也發生了轉變。
而且中國的競爭力也不僅僅體現在消費品生產上面，我們的中間品貿易也變得越來越強勁。
王慧：我們的企業先走出去了，帶動了這部分產品的出口。
張軍：對，過去我們向歐美發達國家出口的主要是消費品，像服裝、玩具。後來我們開始組裝他們的最終產品，當時，我們還要大量地從這些發達國家進口零部件。
但現在不壹樣了，我們不但能做這些零部件，還能做最終產品。對於那些在中國投資的發達國家企業來說，它們發現中國本土企業慢慢地成為競爭對手，它們可能因為競爭不過中國本土企業，開始從中國撤退了。這種情況現在越來越多，但更多的還是中國公司開始往外投資。
王慧：這樣的海外投資多起來之後，我們開始更加看重GNI，更加看重“中國人經濟”。
張軍：所以“中國人經濟”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經濟不僅要看GDP，也要看GNI。中國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資，這些投資創造的收益也會大量流入國內，這也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它是“中國人的經濟”。
王慧：好的，謝謝張老師。今天我們跟您聊到了投資於人，聊到了就業，聊到了消費，聊到了物價、工資，還有人口的紅利和生育政策等等，讓我們對中國經濟有了更深入地理解。也再次感謝您做客我們的節目，謝謝張老師。
張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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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伍年，“投資於人”成為政策亮點。很多人會問：中國經濟發展到當下這個階段，為什麼要如此重視“人”的作用？當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向“人”時，我們的工資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會發生怎樣的質變？
本期節目，我們對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深入解讀“投資於人”的底層邏輯。
王慧：張老師您好，歡迎您做客《思路打開》節目。
張軍：你好。
王慧：張老師，今天想要跟您展開聊壹聊“拾伍伍”規劃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和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中的壹個亮點，就是對“人”的重視。“人民至上”“投資於人”“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這些表述，都是對“人”的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到當下這個階段，為什麼要這麼強調對“人”的重視，“投資於人”是基於怎樣的考量？
張軍：對於全體國民來說，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壹件事，因為它能提升國民福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整個社會的財富水准。
改革開放以後，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裡，我們並沒有像今天這樣明確提出“投資於人”“人的全面發展”等等。這些表述在過去沒有被著重強調，並不代表不重要，而是它們就隱含在當時的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經濟的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福祉改善等，總體上是同向的。
當時，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快速進城，進入到現代制造業中就業。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叁肆拾年時間裡，我們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城市當中有很多人也進入市場尋找機會，比如說，體制內人員到南方“下海”創業，壹度出現了“南下潮”。
那個階段，經濟發展不斷創造新的機會，每個人都能在這個過程中改善自己的狀況，成為經濟增長的受益者。
但是，當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增速放緩是必然現象。存量和積累水平達到壹定高度時，單純靠要素投入，尤其是勞動力在地區和部門之間的再配置，已經難以像過去那樣持續提升大家的收入、就業和福利了。
因此，現在我們提出“投資於人”，關注人的全面發展，也反映出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
和改革開放前贰叁拾年不同，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出現了差距。比如說，城市中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狀況有差距；城鄉之間，差距盡管已經大幅縮小，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整個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在下降，就業彈性也在下降。另外，不同群體由於受教育程度、地區條件等差異，起點並不均等，這也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的收入和福利水平。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政策上面進行壹些幹預，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
王慧：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度規模現在已經達到50萬億，是不是當“投資於物”的規模足夠大，並且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時候，就要更加強調“投資於人”？
張軍：對。過去固定資產投資保持每年兩位數增長，它跟“人”的關系是很正面、很積極的，因為投資越來越多，積累的速度越來越快，創造的就業越來越多，改善福利的空間也越來越大。
在這個過程中，只要你從原來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進入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或是從農村進入到城市，你的狀況就會改變，這在當時是皆大歡喜的結果。
但今天，情況發生了變化。受制於投資回報率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出現下降。這就要求我們改變投資方式，要慢慢地從過去快速甚至於某些領域過度的投資，逐步轉向更加適度的投資階段。
2025年7月24日，江蘇南京的壹個在建樓盤。IC Photo
這不是說投資不重要，我們每年仍然存在大量補充固定資產、擴大資本存量的投資機會。但是相對來說，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像過去那麼大。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之後，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和資源會相對多起來，現在很明確的壹個方向是，更多地用於改善人的狀況。從長遠來看，這是對人力資本的投入。
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累需要保持壹種平衡。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物質資本的積累獲得了優先的發展機會，否則經濟就發展不起來。而到今天，經濟總量已經很大，資本積累水平也很高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積累的優先級應該更高。我們希望社會中的每壹個人，在教育、醫療等方面都獲得均等的機會。
王慧：我們接下來要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提高民生類投資的比重。您認為這個比重提高到多少比較合理？又該怎麼量化和考核？
張軍：從宏觀統計上，我們可以進行橫向比較。比如，可以把中國財政支出中用於民生領域的支出占比，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進行對比。
當然，這裡會遇到壹個統計上比較模糊的問題，因為不同國家對“民生”范圍的界定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我認為可以采取壹種相對簡單的方法，比如將政府支出中用於教育、醫療、住房保障、養老這肆方面的所有開支加起來，把GDP做分母進行計算，中國目前這個比例大致在7%-8%，而發達國家的占比壹般都在20%以上。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當前在民生領域的開支占比，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但是，我並不認為，我們需要壹步跨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重要的是我們在未來新增的財政資源裡，要拿出更多的比例來增加這方面的開支。或者換壹種說法，我們用於民生保障領域的政府開支，其增速應該要快於其他領域支出的增速，只有這樣，這壹比重才能逐步提高。
我認為，在未來10年-20年，我們的財政支出當中，增長最快的領域應該是民生相關領域，在教育、醫療、住房保障和養老這肆大保障方面，會花更多錢。
王慧：您剛才提到主要是政府投資。除了政府投資之外，您認為，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調動和激發民間投資在“投資於人”上的積極性？
張軍：與民生相關的這些領域，大多數都屬於服務部門，並且有很強的公共屬性，比如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醫療體系、養老服務以及住房保障等。
政府在這些領域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財政也應該有更多支出，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服務水平。但從全球經驗來看，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依靠政府提供所有公共服務，通常是政府和市場相結合。
在我們國家，公共服務總體上是由政府負責的。我們有壹套獨特的做法，比如將大多數公共服務部門納入事業單位的范疇，所謂“體制內”指的就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
我認為，從“投資於人”這個大方向來說，光靠政府來提供公共服務是不夠的。我們要把政府投入跟社會投入結合起來。這意味著，未來我們要逐步推進市場准入和開放領域。
比如醫療體系，大多數醫院，尤其是叁甲醫院基本都是公辦。凡是公辦，它都被納入事業單位的體制內，主要依賴財政投入，因此醫生待遇相對較低，顯然低估了醫生的工作量和價值。
2025年12月22日，上海壹叁甲醫院門診大廳內，就診者有序排隊。 IC Photo
另壹方面，由於社會對醫療的需求持續增長，優質醫院、尤其是叁甲醫院都在想辦法擴容，但財政投入卻非常有限，因此醫院只能通過部分市場化的行為，通過創收來解決財政投入不足的問題，提高醫生待遇等。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除了最基礎的醫療服務，例如社區醫院可以由政府全面覆蓋之外，絕大多數的醫院，完全可以用非盈利法人體制來解決。它可以不必納入現有的體制內，但也不像公司那樣以盈利為目標。作為醫院，它仍然具有公益屬性，是非營利機構，不追求利潤，但它的收入要覆蓋成本，要能活下來。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可以按照市場標准來定價。
我們目前在探索推動分級診療，基層社區醫院可以由政府財政覆蓋，但是否所有醫院都必須由政府財政完全納入體制內進行管理和投入，我認為，這恐怕是將來需要討論和改革的。
王慧：也就是說，您認為醫院可以作為壹個非營利機構，但在壹定程度上采用市場化的方式。
張軍：對。可能有些人會擔心，這樣壹來醫院收費會不會變高？從全球經驗來看，其實也不見得，美國是高的，但是歐洲有很多國家沒有那麼高。
這個時候，可以有商業保險作為補充，關鍵問題在於將商業保險引入醫療保障體系當中。最近我們也看到，壹些藥品已經被納入商保目錄，商業保險可以覆蓋。
王慧：確實，很多民生的問題需要通過創造性的方式在未來得到解決。其實老百姓對於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很多。我相信對於很多人來說，有錢花、敢花錢是很重要的壹個部分。所以有壹個很直接的問題，未來伍年怎樣才能讓老百姓增收？
張軍：壹說到增收，大家自然會想到經濟要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為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仍然是工資性收入，所以首先得有工作，要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其次，我覺得對中國來說，這個問題還涉及到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這個問題在中國比較復雜，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歸屬，不同的體制，還有地區之間的差異，這就導致我們的貨幣工資的形成機制比較復雜。
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你在體制內，那你工資是由國家定的，什麼時候調整、怎麼調整，主要取決於財政狀況，而不是完全根據市場節奏。盡管體制內的工資水平不算高，但保障較為完善，例如養老金水平相對較高。
那些完全市場化的民營企業，其工資水平是由市場來決定的。地方政府會根據當地的物價和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最低工資標准，主要是用於指導民營企業。在當前物價壹直處於低位徘徊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資標准可能也基本上不動了。這樣就形成了壹種循環：如果物價比較低，工資通常也不太會調整。
王慧：您壹直強調，要打破“低物價、低工資”的循環，這個循環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張軍：市場工資是受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資標准來調節的，而最低工資標准和體制內的工資都會參考物價，當宏觀層面物價比較低的時候，他們調整工資的動力就比較低，換句話說，物價影響了工資。反過來，工資低了之後，你的支付能力和需求就相對較弱，需求弱了之後，物價就不太可能上升。這樣壹來，就會形成壹種工資和物價相對平衡的狀態，物價低，工資就不可能高，工資低，物價也不可能高，贰者互為因果，好像誰都不會率先打破這個平衡。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說，如果要打破這種平衡，該從何處入手？
韓國在上世紀柒八拾年代也面臨類似問題，他們采取的辦法是給大家加工資。加工資相當於給大家發錢，看能不能打破這個平衡。我看過韓國經濟學家做的壹項研究，那拾年就是因為加工資，讓韓國擺脫了低工資、低物價的循環。
因為加工資會讓需求上升，需求上升會帶動物價，物價漲了，無論最低工資標准還是體制內的工資，都會參考物價上漲。這樣就形成壹個循環。
在中國，體制內的工資由財政負擔，相對較低且調整較慢，同時還會影響民營企業的工資水平。因此，我們需要充分研究，如何形成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
2024年12月1日，2025年度“國考”公共科目筆試北京市第贰拾贰中學考點。IC Photo
在過去經濟增長比較快的時候，其實我們的貨幣工資的增長是慢於經濟增長速度的，從初次分配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份額分配給了資本，勞動的份額相對較低。即便是今天，我們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在52%左右，跟發達國家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相比，依然較低，它們壹般都在60%，甚至60%以上。
現在我們經濟增速放慢了，勞動生產率放慢了，貨幣工資的增速更加不可能太快，但是我們能不能通過形成貨幣工資的合理增長機制，讓貨幣工資的增長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比較接近？
王慧：要怎麼形成這個增長機制呢？就像您剛剛說的，韓國為了打破“低物價、低工資”的循環，他們用了10年的時間去加工資，如果我們國家要打破這個循環，您覺得這條路徑可行嗎？
張軍：我認為，這是壹個政策選項，對於緩解經濟緊縮來說，加工資肯定比勒緊褲腰帶效果更好。如果經濟狀況比較低迷，或者說需求比較吃緊，這個時候讓大家過緊日子，經濟狀況可能會更加嚴峻。所以我認為，這個時候需要打破“低工資、低物價”循環的狀況，總得有壹個地方先開始。
提物價是不太可能的，那唯壹的辦法就是從工資入手，讓工資不那麼受到物價的影響，比如最低工資能不能在這個時候往上提，貨幣工資在這種狀況下能不能保持相對合理的增長等等。這些都可以作為打破現有平衡的政策選項加以考慮。
王慧：其實很多人會覺得物價低蠻好的，買東西便宜。但是大多數人可能都沒有想到，低物價最後會導致自己工資是低的。
張軍：這就是合成謬誤。站在個體的角度，在貨幣工資收入沒有變的前提下，物價低當然會增進你的福利。但你要考慮到整體經濟層面的狀況，當物價長期偏低時，工資往往缺乏上漲動力，最終形成更加明顯的緊縮環境。
王慧：我們剛剛談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當中的工資性收入，這部分占比在2024年達到了56.5%。另外壹部分是財產性收入，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壹直比較低，這個比重在2024年是8.31%，而歐美國家在20%左右，為什麼中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相對這麼低？怎麼才能提高這方面的收入？
張軍：我認為，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在統計上是被低估的。中國居民主要的財產是房子。過去，我們采用的是壹種較為傳統的方法來核算住房服務價值，即用建房成本*折舊率。
這種方法會系統性且較為嚴重地低估居民財產性收入，因為壹方面房屋的價值和同類房屋的市場估值相關，而不是由建房成本決定，另壹方面，折舊率（城市2%，農村3%）本身定的也比較低。
不過，現在國家統計局已經調整了核算方法，改用市場租金法，這更能反應當前房屋的價值。在調整核算方法後，居民自有住房服務增加值大幅提升，增加值是計算到GDP裡面去的，因此2023年的GDP也相應進行了上調。
王慧：收入的關鍵是就業。“拾伍伍”規劃建議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重點提到了就業。並且，“拾伍伍”規劃建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部分，把“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放在了最靠前的位置。什麼叫“高質量充分就業”？
張軍：我認為，所謂高質量就業，可以理解為：我有了壹份工作，這份工作可以給我帶來體面的生活；如果我有工作，但工資不足以讓我在城市活下來，滿足我的基本生活需求，那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就很難稱得上是高質量就業。
在我看來，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是往前看，看將來大多數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在哪裡？從中國經濟現有的發展方向，從投入的角度來看，似乎制造業、實體經濟還是主流。但是，從就業角度來說，全世界普遍的規律是，未來絕大多數人的就業將集中在服務業。
2025年10月28日，吉林大學2026屆畢業生秋季雙選會在長春舉行。 IC Photo
當前，我們的服務業已經吸納了大量從制造業當中轉移出來的所謂低技能勞動力，我認為，將來中高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去向，恐怕還是服務業，服務業會越來越重要。
未來制造業更多是朝高精尖的方向發展，它創造就業的能力其實是下降的，而且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它們對中高技能勞動力的替代也可能會越來越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服務業需要有更大的發展，吸納更多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力。
中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與處於同等發展階段或人均GDP相近的經濟體相比，中國服務業在整體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
王慧：為什麼我們的制造業可以發展得這麼快、這麼強，服務業發展速度卻沒有這麼快？
張軍：從發展戰略角度來看，在經濟起飛和快速擴張階段，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導向和可貿易部門發展，資源配置更多圍繞制造業展開。無論是人才、資本還是技術研發，重點都放在制造業領域。
但到了今天，中國對服務業的需求正顯著上升。我想，對任何個人和家庭而言，隨著收入提高和受教育水平提升，對服務業的需求會更大。
王慧：您指的是生產性服務業還是生活性服務業？
張軍：我覺得兩個都要擴大，當然對中國來說，可能生產性服務業的短板更嚴重。但是即便是消費性服務業，中國也還有巨大的空間，包括大家最近討論很多的餐飲業問題等等，它就是典型的消費性服務業。
生產性服務業更是潛力巨大。中國是制造業強國，生產性服務業跟制造業其實會形成非常強的互補；反之，如果生產性服務業沒有跟上來，就會制約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我認為，服務業是壹個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大方向，相信未來資本也會更多地往這個方向去投入。另外，服務業還有壹個特點，它相對來說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業彈性比較大。
王慧：您剛剛提到，接下來要關注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您觀察下來，現在高校畢業生就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張軍：目前來看，主要是因為整個需求在收縮，所以應屆生找第壹份工作沒那麼順利了。有的學生在壹段時間裡沒有找到合意的就業崗位，我覺得這是當下非常典型的問題，我把它稱為“第壹份工作的難度”增加了。
王慧：確實，這兩年我們可以看到，高校畢業生在找工作的時候壓力是非常大的，到畢業季的時候，會不會有學生來找您聊找工作的事兒？
張軍：偶爾有，但不是很多，壹般來說都能夠找到工作，他們通常會找我寫推薦信。我們現在也能看到，本科畢業生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比例是在下降，大多數人可能選擇繼續攻讀更高的學位，讀碩、讀博或者出國留學，有更多的通道。
王慧：這算不算是壹種“學歷內卷”？很多工作壹定要碩士和博士才能做嗎？本科畢業是不是也完全可以勝任？
張軍：很多工作本科完全可以勝任。對於應屆生來說，他們可能想用時間換空間，緩解當期的就業壓力，而且相對於本科畢業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得更高學位之後再找工作的難度可能稍微減輕壹點。
王慧：我還注意到壹個現象，現在很多學校都在調整壹些學科和專業，把壹些不容易就業的所謂“老舊學科”淘汰掉，增加壹些像人工智能這樣的新興學科，您認為未來這種學科調整會是壹種趨勢嗎？
張軍：這樣的趨勢已經形成了。現在，很多高校會把人工智能和現有的學科進行交叉，或者創設壹些新的、能夠更好地反映當前市場需求的專業。我認為，從供給端、從大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們要回應市場的需求。
2025年11月19日，蘭州交通大學測繪與地理信息學院無人機協會成員進行無人機、航模研究調試制作工作。 IC Photo
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壹個人在大學裡所接受的培養，其實有95%以上的內容是不變的。所謂不變，是指無論他學什麼，也無論他最後的方向是什麼，那些基礎性的內容大致是壹樣的。有變化的是那5%以內的部分，這部分可能增加了關於AI的訓練，或者是和市場需求比較貼近的壹些訓練。
大學是壹個素質教育、博雅教育的平台，總體是壹個打牢基礎的過程。所謂“強基”，就是基礎壹定要強，這樣才能提升個人的可塑性，當你面對新的就業崗位和新的市場需求時，調整的成本會比較低。
王慧：選擇大學專業應該從未來就業考慮，還是從興趣去考慮？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張軍：我個人是很反對從就業角度去選專業的。事實上，大學也沒辦法提供壹種完全從就業角度來考慮的專業方向。即便你在專業目錄中看到有人工智能相關的專業，但那並不意味著你在大學期間像培訓壹樣去學這些東西，95%的內容仍然是基礎訓練。
我認為社會上存在壹種誤解，大家總認為在選專業的時候要迎合市場需求，其實市場需要的並不是那5%，而是95%。
王慧：現在很多幫助高中生選大學專業的“導師”非常火，其實也是在制造壹種焦慮，在學生還沒有進入大學之前，就讓大家焦慮畢業之後要找什麼工作，學什麼專業不容易找工作，不能選夕陽專業，要選朝陽專業等等。
張軍：這恰恰說明我們的社會對那95%的認知是不夠的。作為家長，應該想壹想，為什麼不能更加獨立地分析和思考這些問題，反而老是受壹些所謂“報志願老師”“考研導師”或是壹些推薦人的影響？同時，學生也需要反思，如果你是因為受這些人的影響選擇某個專業，那麼你在大學待了肆年以後，最起碼應該把你的這種想法矯正過來，你會發現過去輕信了別人的言論，自己缺乏獨立分析的能力，而大學培養的就是這種能力。
如果你從進入大學的那壹刻開始，就想著我將來怎麼樣去就業，這就會影響你時間的分配。在大學階段，你最重要的時間應該花在提升你的素質、能力，以及基礎訓練上，比如大學裡面有各種各樣的講座，有著名人士的分享，而你從來不去聽這些講座，覺得浪費時間，從長遠來看，這是非常不劃算的。
王慧：我們剛剛聊到了就業，聊到了收入，接下來想跟您聊聊消費。現在擴內需的壹個重點就是提振消費，我們也提出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這幾年為什麼大家不願意花錢了？是沒錢花還是不敢花錢？
張軍：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從數據上看，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對偏低，不僅僅是和發達國家比，即便是和壹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都偏低。所以，這就提醒我，我們在統計上看到的情況，恐怕是由壹些非常基礎的因素導致的，有可能是系統偏誤。
如果存在系統偏誤，那造成這些系統偏誤的因素可能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跟其他國家作對比，把歐美國家看成壹部分，把其他發展中國家看成壹部分。對比之後會發現，中國居民的商品消費占比和其他國家沒有顯著差異。
2025年12月15日，市民在江蘇省淮安市壹家生活超市購物消費。 IC Photo
主要的差異體現在服務性消費上，這又回到了之前我們討論的壹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當中，用於購買服務的部分占比偏低？不僅比發達國家低，也低於很多主要的發展中國家？
王慧：我們是不愛享受嗎？
張軍：你可以認為我們不愛享受，但我認為還有壹個重要的原因，中國居民普遍愛買房，我們有65%，甚至更高的家庭財富是在房屋上面。有了住房之後，居住消費這壹塊就沒有了，在統計上反映不出來了。
王慧：買房不是更大的壹筆消費嗎？
張軍：買房不是消費，買房是儲蓄，儲蓄跟消費是反向的。可以說，在過去20年裡，中國居民經歷了壹個“強制儲蓄”的階段。
王慧：買房不計算在我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裡面？
張軍：它不計算在社零裡面，也不計算在消費開支當中。大家買了房子，住在自己的房子裡面，居住消費理論上就變成了零。這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國家統計局要核算，把這壹部分加上。
剛剛我也講了，過去我們加上的這部分是通過建房成本*折舊率來計算，因此數值偏小。而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用市場租金*折舊率來計算，將其作為居民居住消費支出，我們把它稱為居民自有住房的虛擬租金，這筆租金實際上沒有發生，但是我們得把它算出來。
這部分租金就構成了擁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居住消費，中國改用市場租金法核算之後，居民自有住房服務增加值變大，使得GDP得到相應增加。
因此，居住消費被低估，是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偏低的壹個重要原因。
另壹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服務價格整體偏低，這也導致居民在服務消費上的支出看起來比較少。這些要通過橫向比較才能看出來。比如，老百姓在中國看病住院，床位費只要幾拾塊錢。做常規手術的價格也不高，而且醫保可以覆蓋。看病掛號自己也只要付幾塊錢。但在歐美國家，掛號費可能就要數百元。有人做過測算，說美國的住院費用是中國的23倍。
再比如教育，壹個中國大學生如果住宿舍、吃食堂，在不計算其他消費品的情況下，他壹年的學雜費大約壹萬元出頭。而在美國，壹個大學生壹年的學雜費，大約是1.2萬美元。
我們生活在中國，對這些習以為常，並不見得能意識到我們的服務價格低。
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家庭消費支出偏低時，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價格的問題和居住消費虛擬租金核算系統偏誤的問題。剩下來的，才是現在媒體上談論比較多的，可能因為收入不高，或者是對未來收入沒有太大的信心等等。首先它是個統計上的問題。
王慧：我還注意到壹個現象，這幾年中國居民越來越愛存錢了。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境內住戶存款增加了10萬億，到了162萬億，人均存款10.5萬元。之前還有個熱搜“中國人肆年存了58萬億”。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愛存錢？存錢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
張軍：我認為是沒錢才存錢。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的肆拾多年裡，中國居民愛存錢壹直是學界討論的話題，某些階段討論的聲音或許比較弱，但是在我的記憶當中，尤其是在國際上參加學術活動時，中國儲蓄率偏高是被反復討論的問題。
我認為，當前銀行存款增長較快，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有所下調。當壹個人未來的支出成本沒有變化，但收入的預期有所下調時，這個缺口只能用自己當前的存款來補。我們把這種存款叫做預防性存款，這個問題很容易理解，但如何解決？
理論上說，多花錢經濟才會好，經濟好了，收入才會改善，但個體壹定不會這樣想。因此，要讓老百姓減少預防性存款，增加當期的消費，不能從老百姓入手，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合理的安排，而是要從國家層面入手。
比如說，加大財政對居民家庭支出成本的分攤力度，讓居民預期的支出降下來。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對叁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育兒補貼，由政府分攤壹部分育兒成本，雖然壹個月只有300元，但這只是開始，將來有需要的時候還可以增加。國家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對的。
從成本入手來改善或者調整家庭的支出預期，縮小跟收入預期下降之間的差距，這樣有助於緩解居民存款的動機。
王慧：確實，壹個人的預期和存款意願有很大的關系，如果說他預期明年的工資會翻番，股票、基金會大漲，房價會回升，他壹定去消費了，都不用勸。明顯現在很多人沒有這樣的預期，或者預期比較低。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穩預期、強信心？除了在家庭支出上給予壹些補貼之外，是不是還可以從股市和樓市入手？
張軍：我認為，這是目前國家層面在穩增長方面的基本思路。第壹，中國的股市應該有更大的發展。我們看到，盡管股市短期內存在壹定回調，但總體是朝著壹個比較好的方向發展。當前的政策思路是讓這個市場更加凸顯它的投資價值，我認為這對於改善投資者，特別是居民投資於股市的信心非常重要，而且也初見成效。
第贰，就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來說，經過這叁肆年時間的調整，擠泡沫、去風險，我認為中國樓市已經築底了。當然，想要回到2015年、2016年的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對國家來說，要盡快拿出中國房地產的長效機制。
2024年12月6日，山西太原壹售樓部銷售人員為市民推介商品住宅。 IC Photo
什麼是中國房地產的長效機制？我認為是要有分層，要盡快構建起基本保障住房體系，而且要全國壹盤棋；要有壹個非常確定的、透明的住房保障系統。比如新加坡的組屋制度，滿足壹定條件的年輕人可以享受政府補貼的住房，而且這類住房的全國標准統壹，若幹年後還可以把房子買下來。我認為，中國也要有壹個住房保障體系，讓每個年輕人對未來如何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有清晰的預期。在此基礎上，諸如限購等政策都應該拿掉。
王慧：我們看到“拾伍伍”規劃建議也提到，要清理汽車、住房等消費不合理限制性措施。
張軍：我認為要清理掉，回歸市場化。
王慧：像北上廣深這種壹線城市，未來也應該全面放開嗎？
張軍：我個人認為，不需要再對這些房子進行各種形式的限購。但關鍵的問題在於要有長效機制，即首先要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然後其他的房屋，就完全走市場化道路。
王慧：消費除了有錢、有意願之外，還得有時間。現在有專家建議，可以適當延長假期、嚴格控制工時。企業老板要加班，需要付足加班費，這樣可以讓他的家人去消費。在消費時間這件事情上，您是怎麼看的？
張軍：首先，我並不認為消費時間是當前消費支出偏低的主要原因。中國過去沒有長假，現在有長假、小長假，這些方面應該說都做得相當不錯。至於假期是不是需要再多點？我覺得那也沒必要。
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要去幹預加班現象，規范市場行為，措施要能夠落地。比如不允許加班，或者加班費要落實到位，假期的加班費要翻倍，這是非常重要的。
王慧：怎麼幹預呢？
張軍：我們的工作時長是有標准的，壹周工作多少小時，超過了就要按照加班來處理。我認為，對市場主體來說，這就是壹個最好的辦法。
王慧：前段時間國家提出來“反內卷”之後，很多大廠也紛紛表態要“反內卷”，但是實施過壹段時間之後，就有新聞曝光說，壹些企業的系統顯示員工已下班，但其實大家都沒走，也就是隱性加班。
張軍：我個人非常支持嚴禁這種行為。我認為，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過政府的嚴厲幹預解決，讓企業承擔造假成本。
王慧：接下來再來聊壹聊人口問題。剛剛您也提到我們前段時間推出了生育支持的新政，給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壹個月300元，壹年3600元的國家補貼。您認為這樣的補貼對於提高生育率會有很大的作用嗎？
張軍：就這個金額本身來說，很難會有立竿見影的影響。但是它如果能夠放緩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我覺得就達到了效果。我認為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如果能來得慢壹點，下降的速度放緩壹些，就能為我們的經濟發展贏得更多時間。
要實現這壹目標，我認為可以從獎勵和激勵兩個角度入手。所謂獎勵，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後，政府給你獎勵。激勵則是讓你在做生育決策的時候，考慮到政府給的激勵政策，比如育兒期間有什麼假期，有什麼減免政策。
我覺得這些事情完全可以由國家先出台壹個比較粗略的大政策框架，然後把制定獎勵政策的權力交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根據各地的條件“競爭”，比如你生了孩子，我送你壹套房子。
王慧：除了國家補貼和政策導向之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方式來構建壹個生育友好型社會？
張軍：我認為所有的生育友好的問題，都涉及到經濟的問題，以及我們壹開頭討論的，城鄉之間的問題、落戶問題、公共服務機會均等問題，這些問題是影響生育決策的相當重要的因素。在我們國家，這些問題是非常系統性的工程，非常復雜。在大城市，特別是壹線城市，我們還有戶口限制，城裡的叁億農民工還沒有真正地融入城市，變成市民。這些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
王慧：有壹個詞叫“母職懲罰”，就是說女性做了母親之後，在職場上可能遭到很多歧視，在求職、薪資、晉升等很多方面產生負面影響，對女性生育很不友好。
張軍：這些問題涉及到市場主體，國家可以出台幹預政策，但最終的決策還是取決於雇主。對政府來說，其政策導向是要讓生育變得友好，對女性友好，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壹旦雇主作出對女性不友好的決策，就要承擔更高的成本。
這些問題都是系統性的，不可能在壹夜之間都做到位，但它的方向，包括社會對這些問題的認知和共識越來越多。我認為，未來出台的政策也會越來越明確地沿著這個方向推進。
2025年12月17日，在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區叁水幼兒園，孩子們與智能機器人互動。 IC Photo
王慧：最近，戴爾公司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夫婦宣布，將捐贈62.5億美元為2500萬美國兒童設立兒童投資賬戶，每個人250美元，等他們18歲之後這個賬戶可能有幾千美元，這些孩子可以把錢取出來用。您怎麼看美國這樣的操作？
張軍：這讓我想到很多年以前，美國個別州因為發現了石油等資源，就提出這些資源所帶來的財富，屬於這個州的所有人，也就是所謂“州有資產”，給每個家庭開個賬戶，將來每個月往裡面存多少錢。
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們很早就提出壹個概念，叫全民基本收入。有些人覺得這是烏托邦，但對於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經濟體來說，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所謂全民基本收入，大致是指這個國家的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定期獲得壹筆現金收入，這筆收入可以維持最基本體面的生活，有些地方在做類似的實驗或者嘗試。
你剛才提到的戴爾夫婦的這筆捐贈，是富人通過捐出財富來做慈善和公益，無非是他有特定的目標人群。像很多企業家捐款給大學，資助壹些貧困生，道理都是壹樣的。
但是這也給到我們壹些啟發，中國有龐大的國有資產，從憲法意義上講，這些國有資產是全民所有，也就是說，每個中國公民都享有對這些資產的收益權。當然，這些國有資產是委托國家、委托政府來經營的，它並沒有通過類似“個人賬戶”的方式直接體現為居民的收益，不會給你打到賬上，但是政府可以用這些錢去做壹些對每個人都有福利增進的投入，它是相對比較間接的收益。
現在，中國已經開始在把國有資產投入到針對老人、兒童的福利增進上了。國有資產劃撥到社保的比例也在不斷提高。最近有很多經濟學家提出，我們能不能拿出10萬億、20萬億的國有資產，用於養老金方面等等。我認為，這些問題都開始慢慢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也進入到決策層的視野。在20年前，大家是不會朝這個方向去想的，但今天已經變成很現實的問題。
王慧：接下來跟想跟您聊聊人口紅利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在豐富的勞動力數量帶來的人口紅利支撐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現在國內外已經認識到，中國正在迎來第贰次人口紅利——工程師紅利。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勳說，全球50%的AI研究人員來自中國。您認為，在這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當中，我們應該怎麼抓住並且釋放工程師紅利？
張軍：中國每年的高校畢業生當中，有接近壹半都是理工科背景，所謂STEM專業。我認為，無論是在“新質生產力”領域，還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甚至未來產業的前瞻布局方面，我們已經在充分發揮工程師紅利了。
比如數字經濟、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制藥、6G通訊、低空經濟、具身智能，我們整個布局在全球都是非常超前的。
中國之所以能夠這麼做，就是因為我們有超大規模的工程師群體，每年幾百萬的增量，恐怕全世界加總也達不到。巨大規模的工程師的紅利，加上國內巨大的應用場景，超大規模的市場，讓中國在這些領域中不斷地占領制高點，這也是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掌握主動權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王慧：我前段時間看到壹個視頻，說Meta的壹個員工投訴，因為自己不會中文，所以融不進公司核心圈子，很多核心研發人員都是中國人，他們除了在正式會議時說英語，日常通常都在說中文。
張軍：這種變化確實來得很快。過去在硅谷，人們常常調侃說需要去學“印度英語”，因為那邊印裔工程師規模比較大。現在，隨著華人工程師數量不斷增長，未來在某些科研領域和實驗室中，普通話可能會逐漸成為主流交流語言。這也會激勵更多人學習中文。
王慧：最後想跟您聊聊“中國人經濟”。前段時間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說，我們既要看GDP也看GNI（國民總收入），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為什麼當下階段要強調“GDP與GNI並重”？這體現出壹種怎麼樣的發展理念的轉變？
張軍：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中國資本輸出的規模已經超過了外資流入的規模，並且這個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人對中國經濟的看法都是，中國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流入國家，因為過去我們資本稀缺，勞動力便宜，大量國外資本流入，跟我們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可以迅速地讓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但是今天，中國在貿易領域依然是大國，我們的出口占GDP比重約為19%，美國是11%。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了世界上重要的資本淨輸出國，當中國在海外有大量直接投資時，這些資本就是“中國人的資本”；中國在全世界的投資創造了大量的國民收入，這就是GNI。GDP只涵蓋發生在中國國內的經濟活動，這裡面包含了外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創造的價值。GNI則是所有中國資本在全世界創造的價值的加總，其中海外部分正變得越來越大。
對GNI的強調象征著中國經濟的轉變，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了世界上數壹數贰的投資者。我們不僅向海外提供產品，還提供資本，這是壹個歷史性的轉變。
我注意到壹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今年前11個月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這個事情在海外反響特別強烈，很過國外主流媒體都在討論。觀察中美貿易就會發現，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壹直在下降，但我們在全球的出口還保持著比較強勁的增長，尤其是東南亞，現在東盟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其次是歐洲，美國掉到了第叁位。
我認為，東盟能夠成為中國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那裡有大量的直接投資。當中國的資本到那裡去辦廠、生產，它們就需要從中國進口大量中間品、零部件，甚至資本品，很多設備要從中國進口。簡而言之，中國在海外的投資為中國出口創造了更多機會，出口目的地也發生了轉變。
而且中國的競爭力也不僅僅體現在消費品生產上面，我們的中間品貿易也變得越來越強勁。
王慧：我們的企業先走出去了，帶動了這部分產品的出口。
張軍：對，過去我們向歐美發達國家出口的主要是消費品，像服裝、玩具。後來我們開始組裝他們的最終產品，當時，我們還要大量地從這些發達國家進口零部件。
但現在不壹樣了，我們不但能做這些零部件，還能做最終產品。對於那些在中國投資的發達國家企業來說，它們發現中國本土企業慢慢地成為競爭對手，它們可能因為競爭不過中國本土企業，開始從中國撤退了。這種情況現在越來越多，但更多的還是中國公司開始往外投資。
王慧：這樣的海外投資多起來之後，我們開始更加看重GNI，更加看重“中國人經濟”。
張軍：所以“中國人經濟”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經濟不僅要看GDP，也要看GNI。中國在海外有大量的投資，這些投資創造的收益也會大量流入國內，這也是很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它是“中國人的經濟”。
王慧：好的，謝謝張老師。今天我們跟您聊到了投資於人，聊到了就業，聊到了消費，聊到了物價、工資，還有人口的紅利和生育政策等等，讓我們對中國經濟有了更深入地理解。也再次感謝您做客我們的節目，謝謝張老師。
張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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