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鼠疫改变的人类纪:越传染,越进步?
第二次大流行
与近代国家的形成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开始于14世纪，持续到了18世纪中叶。此时，从医学角度而言，体液学说继续占据主流。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以1665年伦敦大瘟疫为背景。笛福本人当时年仅5岁，不过他通过搜集历史资料以第一人称还原了细节。患者身体各处最初会出现黑色小肿块，通常被称为“腹股沟腺炎”。随后在脖颈、腋窝和外阴等部位会出现更多肿块。伴随着剧烈的症状，如头痛欲裂、呕吐和剧痛。这些肿块会变红、变紫或变黑。一些感染者会立即被高烧、呕吐、头痛和背痛等所压倒，疼痛剧烈到甚至会引起谵妄发狂。《瘟疫年记事》中对鼠疫的病因解释还是传统的瘴气学说。笛福写到内科医生、药剂师和外科医生认为病人的血液中得了瘟疫，这损耗着患者的精气。患者的呼吸是有传染性的。（P221-223，Defoe, D.,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The Heritage Press，1968 ）
民间自发的防疫措施主要体现在逃离、净化、暴力和宗教崇拜等。人们认为瘟疫是由邪恶的下毒者或魔鬼的代理人造成的。对瘟疫来源的怀疑常常落在犹太人、宗教异见者、外国人、女巫、麻风病人等边缘群体上。无辜者被猎杀、殴打甚至烧死，例如13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两千名犹太人被指控通过毒害水井传播瘟疫，其中一千余人被烧死。（第63页）
瘟疫的猖獗也使得集体苦修运动盛行，信徒们会用带铁尖的皮鞭鞭打自己的背部直到流血，同时高唱忏悔诗句，以期平息上帝的怒火。宗教虔诚较为温和的方式表现为对圣人的崇拜。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和圣罗克（Saint Roch）成为鼠疫时代新的崇拜对象，他们的形象在绘画、雕塑和护身符中大量出现。
圣塞巴斯蒂安在中世纪被尊奉为瘟疫的守护圣徒。他被描绘成被绑在木桩上，身体被箭矢（象征瘟疫）刺穿的殉道者。这种描绘传达了圣塞巴斯蒂安为了人类的罪孽而牺牲自己的象征意义。虔诚的人们相信他替代人群接受了上帝的惩罚。圣罗克是另一位因黑死病而受到崇拜的瘟疫圣徒。他通常手持权杖，身旁有狗，头戴朝圣者帽，并用空闲的手指向大腿内侧的淋巴结肿块，淋巴结肿块是鼠疫的典型症状。圣罗克则通过自身经历，提供了从瘟疫中康复的希望。他被视为能向上帝求情以结束疫情的圣徒。（第64-67页）
《黑死病》第一季（2018）剧照。
疾病除了影响个人，还影响社会。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不仅仅只有民间自发的抗疫应对方案，还促成了首批制度化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检疫和卫生官制度。鼠疫对社会秩序的变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黑死病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并且在方方面面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斯诺登在书中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抗鼠疫运动增长了近代政权和国家的权力。（第79页）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率先建立了卫生行政官制度，并随后被法国、西班牙和北欧效仿。这些被称为卫生行政部门的新机构被赋予了在公共卫生事宜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卫生行政机构最初是临时的，但到16世纪末，它们成为永久性机构。检疫制度促进了政权合法性。被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会被强制隔离在“疫病院”（pesthouses）或“检疫站”（lazarettos）中。
公共卫生政策可以分为对外的公共政策和对内的公共政策。对外的卫生公共政策主要体现在海上隔离政策、陆地隔离政策和逐出教会等措施。以威尼斯卫生局为例，威尼斯卫生局规定来自疫区的船只被强制在港外等候40天（检疫“quarantine”一词即来源于此，意为“四十天”）。这个隔离的天数与宗教有关，因为《旧约》和《新约》中与净化相关的数字通常为四十。人们由此相信，四十天能净化船、船员、货物等被污染的人事物。实践证明四十天的隔离期确实超过了鼠疫潜伏期，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隔离政策需要强有力的经济、行政、军事力量作为支撑，这也推进了近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第69页）对内的公共政策主要在于鼠疫法规。鼠疫法规有一系列的管理策略以应对城市内部暴发的鼠疫。鼠疫法规加强了教会、政府和医疗界的权力，近代国家权力合法性加强。不过这些隔离措施非常严格，常常引发民众的规避、抵抗和骚乱。因为人们会隐藏病例，有时甚至导致疾病的进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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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国家的形成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开始于14世纪，持续到了18世纪中叶。此时，从医学角度而言，体液学说继续占据主流。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以1665年伦敦大瘟疫为背景。笛福本人当时年仅5岁，不过他通过搜集历史资料以第一人称还原了细节。患者身体各处最初会出现黑色小肿块，通常被称为“腹股沟腺炎”。随后在脖颈、腋窝和外阴等部位会出现更多肿块。伴随着剧烈的症状，如头痛欲裂、呕吐和剧痛。这些肿块会变红、变紫或变黑。一些感染者会立即被高烧、呕吐、头痛和背痛等所压倒，疼痛剧烈到甚至会引起谵妄发狂。《瘟疫年记事》中对鼠疫的病因解释还是传统的瘴气学说。笛福写到内科医生、药剂师和外科医生认为病人的血液中得了瘟疫，这损耗着患者的精气。患者的呼吸是有传染性的。（P221-223，Defoe, D.,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The Heritage Press，1968 ）
民间自发的防疫措施主要体现在逃离、净化、暴力和宗教崇拜等。人们认为瘟疫是由邪恶的下毒者或魔鬼的代理人造成的。对瘟疫来源的怀疑常常落在犹太人、宗教异见者、外国人、女巫、麻风病人等边缘群体上。无辜者被猎杀、殴打甚至烧死，例如13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两千名犹太人被指控通过毒害水井传播瘟疫，其中一千余人被烧死。（第63页）
瘟疫的猖獗也使得集体苦修运动盛行，信徒们会用带铁尖的皮鞭鞭打自己的背部直到流血，同时高唱忏悔诗句，以期平息上帝的怒火。宗教虔诚较为温和的方式表现为对圣人的崇拜。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和圣罗克（Saint Roch）成为鼠疫时代新的崇拜对象，他们的形象在绘画、雕塑和护身符中大量出现。
圣塞巴斯蒂安在中世纪被尊奉为瘟疫的守护圣徒。他被描绘成被绑在木桩上，身体被箭矢（象征瘟疫）刺穿的殉道者。这种描绘传达了圣塞巴斯蒂安为了人类的罪孽而牺牲自己的象征意义。虔诚的人们相信他替代人群接受了上帝的惩罚。圣罗克是另一位因黑死病而受到崇拜的瘟疫圣徒。他通常手持权杖，身旁有狗，头戴朝圣者帽，并用空闲的手指向大腿内侧的淋巴结肿块，淋巴结肿块是鼠疫的典型症状。圣罗克则通过自身经历，提供了从瘟疫中康复的希望。他被视为能向上帝求情以结束疫情的圣徒。（第64-67页）
《黑死病》第一季（2018）剧照。
疾病除了影响个人，还影响社会。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不仅仅只有民间自发的抗疫应对方案，还促成了首批制度化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检疫和卫生官制度。鼠疫对社会秩序的变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黑死病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并且在方方面面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斯诺登在书中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抗鼠疫运动增长了近代政权和国家的权力。（第79页）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率先建立了卫生行政官制度，并随后被法国、西班牙和北欧效仿。这些被称为卫生行政部门的新机构被赋予了在公共卫生事宜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卫生行政机构最初是临时的，但到16世纪末，它们成为永久性机构。检疫制度促进了政权合法性。被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会被强制隔离在“疫病院”（pesthouses）或“检疫站”（lazarettos）中。
公共卫生政策可以分为对外的公共政策和对内的公共政策。对外的卫生公共政策主要体现在海上隔离政策、陆地隔离政策和逐出教会等措施。以威尼斯卫生局为例，威尼斯卫生局规定来自疫区的船只被强制在港外等候40天（检疫“quarantine”一词即来源于此，意为“四十天”）。这个隔离的天数与宗教有关，因为《旧约》和《新约》中与净化相关的数字通常为四十。人们由此相信，四十天能净化船、船员、货物等被污染的人事物。实践证明四十天的隔离期确实超过了鼠疫潜伏期，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隔离政策需要强有力的经济、行政、军事力量作为支撑，这也推进了近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第69页）对内的公共政策主要在于鼠疫法规。鼠疫法规有一系列的管理策略以应对城市内部暴发的鼠疫。鼠疫法规加强了教会、政府和医疗界的权力，近代国家权力合法性加强。不过这些隔离措施非常严格，常常引发民众的规避、抵抗和骚乱。因为人们会隐藏病例，有时甚至导致疾病的进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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