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權爭議背後,中國影視編劇在遭遇什麼?
朱志平是環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影視行業比較通行的編劇服務協議中,如何署名通常由制片公司決定。“有些會約定得更詳細,制片公司根據所參與的編劇貢獻大小來署名,先後順序以及字體大小由制片公司統壹決定。甚至有的還會加上說,各個編劇參與劇本創作和劇本改編的貢獻大小,也由制片公司定。”
和海外的情況相比,國內編劇在談判時的議價權很多時候取決於行內地位。朱志平舉例,好萊塢有非常強勢的編劇工會,和AMPTP(美國電影和電視制片人聯盟)簽署的基礎協議,能對編劇的權益有基本的保障。而在中國內地,知名編劇和新人編劇面對甲方的話語權並不等同,“普通編劇沒有談判地位,大編劇很多制片公司會讓他叁分”。
王蕊從“小編劇”摸爬滾打,如今擁有了自己的編劇團隊。談及編劇行當,她有壹肚子苦水要倒。剛畢業時,她和另壹個小伙伴壹起寫出來叁拾多集的劇本,被對方“拿出去賣了叁肆百萬”,而她和朋友壹共拿了兩萬塊。
她發現,不少人對編劇的工作有誤解,認為編劇類似於作家,壹個人披肝瀝膽地創作出壹個完整的劇本,只要有壹個字假手於人,就可能是在欺世盜名。但實際上,編劇很多時候是壹個團隊工作。“壹個人吭哧吭哧寫完了全劇這種‘手搓’式的模式,現在的工業並不允許,片方會求著你,趕緊寫出來,寫不來幾月幾號資金就沒了。”
她覺得,在影視行業追逐IP的時代,市面上原創劇本相對少,所以小說作者都比編劇強勢不少。“小說作者左手鏈接的是資本,右手鏈接的是他自己的受眾”,而編劇幾乎是“壹個純中間環節”。
王蕊曾擔任某熱播古偶劇的總編劇。她覺得,“總編劇”本質上是個劇本階段的產品經理,而大家對“小編劇”有時也抱有誤解。“這個世界有天才的莫扎特,有天才的高斯,但真的沒有壹個19歲的天才外科醫生,能操作出來壹個完全落地,又對市場把握得很准的工程。”
賈東岩所在的編劇工作室通常按照美劇編輯室的項目制運轉,每個參與的編劇都有署名。他們會把壹個故事分成4級目錄,第壹級目錄是故事的核,第贰級目錄是故事的大脈絡以及關鍵節點,第叁級目錄是橋段,最下壹級是台詞、細節以及畫面。他說,總編劇通常是負責第壹、贰、叁級目錄,編劇負責第肆級,而壹和肆是最重要的。
在影視行業更江湖化的時代,壹些編劇從“槍手”做起。賈東岩是《獵罪圖鑒》《風聲》等作品的編劇之壹,剛入行時,他曾給行業裡的大編劇當過學徒。他記得大約贰拾年前,全國壹年只有壹兩百部戲,有署名的編劇大概也就肆伍百人,且署名位有限,那時候是“真的有槍手”,“不像現在,有時候壹部網劇能達到拾幾、贰拾個署名”。
如今的影視創作模式雖然變得更規范了壹些,但杜紅軍觀察到,年輕編劇依然處於權力結構的弱勢地位。他是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據他說,在壹些情況下,資深編劇會承接多個項目,由團隊中的小編劇執筆,而小編劇有時需要在“署名權和稿酬間贰選壹”。
他認為更大的問題在於,當編劇被侵權後,行內並沒有各方都認同的應對機制和文本性規約,而各類編劇協會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主要是做壹些正向傳達或者業務交流,(糾紛)出現後,也沒有義務或者沒有職能(去解決)”。杜紅軍這些年見證了壹些編劇為了維權打官司,幾年都走不出來,最後選擇退行。
“最基本、簡單的是說,當你遇到問題,該找誰?能夠先做行業協調,別直接就打官司。”杜紅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23年,美國編劇協會發起罷工,電影和電視制作陷入停頓。(視覺中國 圖)
爭取署名權,“最重要的是為了爭取壹種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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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和海外的情況相比,國內編劇在談判時的議價權很多時候取決於行內地位。朱志平舉例,好萊塢有非常強勢的編劇工會,和AMPTP(美國電影和電視制片人聯盟)簽署的基礎協議,能對編劇的權益有基本的保障。而在中國內地,知名編劇和新人編劇面對甲方的話語權並不等同,“普通編劇沒有談判地位,大編劇很多制片公司會讓他叁分”。
王蕊從“小編劇”摸爬滾打,如今擁有了自己的編劇團隊。談及編劇行當,她有壹肚子苦水要倒。剛畢業時,她和另壹個小伙伴壹起寫出來叁拾多集的劇本,被對方“拿出去賣了叁肆百萬”,而她和朋友壹共拿了兩萬塊。
她發現,不少人對編劇的工作有誤解,認為編劇類似於作家,壹個人披肝瀝膽地創作出壹個完整的劇本,只要有壹個字假手於人,就可能是在欺世盜名。但實際上,編劇很多時候是壹個團隊工作。“壹個人吭哧吭哧寫完了全劇這種‘手搓’式的模式,現在的工業並不允許,片方會求著你,趕緊寫出來,寫不來幾月幾號資金就沒了。”
她覺得,在影視行業追逐IP的時代,市面上原創劇本相對少,所以小說作者都比編劇強勢不少。“小說作者左手鏈接的是資本,右手鏈接的是他自己的受眾”,而編劇幾乎是“壹個純中間環節”。
王蕊曾擔任某熱播古偶劇的總編劇。她覺得,“總編劇”本質上是個劇本階段的產品經理,而大家對“小編劇”有時也抱有誤解。“這個世界有天才的莫扎特,有天才的高斯,但真的沒有壹個19歲的天才外科醫生,能操作出來壹個完全落地,又對市場把握得很准的工程。”
賈東岩所在的編劇工作室通常按照美劇編輯室的項目制運轉,每個參與的編劇都有署名。他們會把壹個故事分成4級目錄,第壹級目錄是故事的核,第贰級目錄是故事的大脈絡以及關鍵節點,第叁級目錄是橋段,最下壹級是台詞、細節以及畫面。他說,總編劇通常是負責第壹、贰、叁級目錄,編劇負責第肆級,而壹和肆是最重要的。
在影視行業更江湖化的時代,壹些編劇從“槍手”做起。賈東岩是《獵罪圖鑒》《風聲》等作品的編劇之壹,剛入行時,他曾給行業裡的大編劇當過學徒。他記得大約贰拾年前,全國壹年只有壹兩百部戲,有署名的編劇大概也就肆伍百人,且署名位有限,那時候是“真的有槍手”,“不像現在,有時候壹部網劇能達到拾幾、贰拾個署名”。
如今的影視創作模式雖然變得更規范了壹些,但杜紅軍觀察到,年輕編劇依然處於權力結構的弱勢地位。他是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據他說,在壹些情況下,資深編劇會承接多個項目,由團隊中的小編劇執筆,而小編劇有時需要在“署名權和稿酬間贰選壹”。
他認為更大的問題在於,當編劇被侵權後,行內並沒有各方都認同的應對機制和文本性規約,而各類編劇協會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主要是做壹些正向傳達或者業務交流,(糾紛)出現後,也沒有義務或者沒有職能(去解決)”。杜紅軍這些年見證了壹些編劇為了維權打官司,幾年都走不出來,最後選擇退行。
“最基本、簡單的是說,當你遇到問題,該找誰?能夠先做行業協調,別直接就打官司。”杜紅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23年,美國編劇協會發起罷工,電影和電視制作陷入停頓。(視覺中國 圖)
爭取署名權,“最重要的是為了爭取壹種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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