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崇尚多子多福的东亚国家生育率下降最严重?
最近，湖北省荆门市为降低生育成本推出了一项政策，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的若干措施》。
该措施从倡导积极正向的生育友好文化观念，到构建系统有力的生育友好政策体系，再到完善优质均衡的生育友好公共服务，最后到营造包容共享的生育友好空间环境，一共推出27条具体举措，全面落实人口第一战略，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而且，这些措施都是落实到具体的负责部门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对需要辅助生殖的家庭，人工授精最高补贴3000元，试管婴儿最高补贴10000元，指明责任单位是市卫健委、市财政局。
荆门市推出的这项举措，与2025年12月10至11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民生为大，“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之精神完全一致！老实说，看到这个新闻，我为荆门市政府击节叫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张俊妮副教授的研究表明，不需要100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将会重新回到100年前所说的四万万同胞。
事实上，这还是乐观的预测，“如果分年龄生育率和分年龄死亡率保持2023年的水平不变，而且不考虑国际移民(专题)，那么在八十三年之后，我国的人口会回到4亿左右。同时人口结构还将呈现一种严重的倒金字塔形态，0-14岁儿童占比将是6.4%，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将是45.7%。”
倘若我国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达到韩国2023年的0.72的水平，也就是说一名女性度过了整个生育期只生育0.72个孩子，仅仅在75年之后的2100年，我国人口将会降至3.2亿。而且，这还不止是人口总数下降而已，人口结构同样高度老龄化。
如此悲观的人口前景，让人如何不为我们民族的前景担忧。人口即国运，没有足够多的新生人口，社会的创新活力从哪里来？而且人口减少还会恶化经济的发展，减低文化的影响力和活力。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重大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就我们的人口问题发出真正的吼声了——请尽快为提高生育率打开一切大门！
为何东亚文化圈“少子化”更严重？
传统中国是信奉多子多福的，这既有农业社会对繁育子孙的执念在发挥作用，也有先民重视生命传承的贵生理念这样的原因。但最近四十多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国策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的，则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这几乎是东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从1870年到1920年，首先富裕起来的西欧国家的人口在突然之间发生了逆转，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五十年内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此一时期，英国的出生率（即每千人的出生数量）下降了44%，德国下降了37%，芬兰和瑞典下降了32%。
此外，尽管法国的人口转型出现得较早，在18世纪的下半叶已经出现，但在1870-1910年，法国仍然经历了生育率的又一次显着下降，同时出生率也下降了26%。在西欧各国中，总和生育率的演化表现出类似的模式。总和生育率在1870年代达到峰值，然后迅速下降，且这种趋势同时蔓延至所有欧洲国家。
美国的下降势头更猛烈，而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前四分之一个世纪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同样经历了生育率的急剧崩塌加上死亡率的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大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目前，我们国家就处在这样的人口大转型之中。
那么，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发生这种人口大转型呢？着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与合作者提出了父母会在生育更多子女和少生优育之间进行权衡的理论框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的技术进步从多个方面影响了这种质与量的权衡。
首先是技术进步增加了父母的收入，使他们在愿意投资子女教育时有更强的支付能力，这种收入效应会增加养育子女的资源总量；
其次是收入能力增强同时会放大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也即父母为养育子女而不是工作所牺牲的收入，这种替代效应则会导致生育数量下降。在马尔萨斯所描述的停滞时代，乃至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是前者压倒后者，导致生育率提高。
但到了人口大转型时期，情况发生了逆转，最终由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回报增长超过了收入效应，迫使生育率下降。除此之外，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同样会带来类似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最终在数据上表现出随着性别工资差距缩小而生育率下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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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措施从倡导积极正向的生育友好文化观念，到构建系统有力的生育友好政策体系，再到完善优质均衡的生育友好公共服务，最后到营造包容共享的生育友好空间环境，一共推出27条具体举措，全面落实人口第一战略，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而且，这些措施都是落实到具体的负责部门的，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对需要辅助生殖的家庭，人工授精最高补贴3000元，试管婴儿最高补贴10000元，指明责任单位是市卫健委、市财政局。
荆门市推出的这项举措，与2025年12月10至11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民生为大，“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之精神完全一致！老实说，看到这个新闻，我为荆门市政府击节叫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张俊妮副教授的研究表明，不需要100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将会重新回到100年前所说的四万万同胞。
事实上，这还是乐观的预测，“如果分年龄生育率和分年龄死亡率保持2023年的水平不变，而且不考虑国际移民(专题)，那么在八十三年之后，我国的人口会回到4亿左右。同时人口结构还将呈现一种严重的倒金字塔形态，0-14岁儿童占比将是6.4%，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将是45.7%。”
倘若我国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达到韩国2023年的0.72的水平，也就是说一名女性度过了整个生育期只生育0.72个孩子，仅仅在75年之后的2100年，我国人口将会降至3.2亿。而且，这还不止是人口总数下降而已，人口结构同样高度老龄化。
如此悲观的人口前景，让人如何不为我们民族的前景担忧。人口即国运，没有足够多的新生人口，社会的创新活力从哪里来？而且人口减少还会恶化经济的发展，减低文化的影响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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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东亚文化圈“少子化”更严重？
传统中国是信奉多子多福的，这既有农业社会对繁育子孙的执念在发挥作用，也有先民重视生命传承的贵生理念这样的原因。但最近四十多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国策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的，则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这几乎是东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从1870年到1920年，首先富裕起来的西欧国家的人口在突然之间发生了逆转，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五十年内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此一时期，英国的出生率（即每千人的出生数量）下降了44%，德国下降了37%，芬兰和瑞典下降了32%。
此外，尽管法国的人口转型出现得较早，在18世纪的下半叶已经出现，但在1870-1910年，法国仍然经历了生育率的又一次显着下降，同时出生率也下降了26%。在西欧各国中，总和生育率的演化表现出类似的模式。总和生育率在1870年代达到峰值，然后迅速下降，且这种趋势同时蔓延至所有欧洲国家。
美国的下降势头更猛烈，而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前四分之一个世纪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同样经历了生育率的急剧崩塌加上死亡率的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大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目前，我们国家就处在这样的人口大转型之中。
那么，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发生这种人口大转型呢？着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与合作者提出了父母会在生育更多子女和少生优育之间进行权衡的理论框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的技术进步从多个方面影响了这种质与量的权衡。
首先是技术进步增加了父母的收入，使他们在愿意投资子女教育时有更强的支付能力，这种收入效应会增加养育子女的资源总量；
其次是收入能力增强同时会放大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也即父母为养育子女而不是工作所牺牲的收入，这种替代效应则会导致生育数量下降。在马尔萨斯所描述的停滞时代，乃至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是前者压倒后者，导致生育率提高。
但到了人口大转型时期，情况发生了逆转，最终由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回报增长超过了收入效应，迫使生育率下降。除此之外，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同样会带来类似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最终在数据上表现出随着性别工资差距缩小而生育率下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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