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不在場:8800萬元,不是最可怕的數字
如果真的是依照這個《管理辦法》的話,那麼,賬目就太清楚不過了。至少會知道,在哪個環節失蹤了。
我個人相信,經過拾年官司,對這5幅畫作的去向,南京博物院是心裡有底的。但是,他們始終沒說。所以,這則《情況說明》,水分比較大,至少沒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單獨來看,沒啥漏洞,拉長時間看,就顯得很空洞。它絲毫無助於減輕這件事的荒誕感:
壹個為國家管理文物的公共機構,竟然需要捐贈人申請拾年以上,需要法院強制,才讓看壹眼賬目。

那麼,如果外面的人要查,有沒有線索呢?
有兩個線索。
第壹個線索,是這兩天文藏界挖掘出來的“姚遷之死”。
確實,談到南京博物院,就很難繞開姚遷。
姚遷生於1926年江蘇如東壹個農民家庭,1943年高中畢業,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從事文教工作(兒童團輔導員、文教科督學、小學教導主任、校長、師范教員),1949年之後,擔任縣文教科科長、蘇北行署教育處小教科副科長、江蘇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長、處長,1958年調江蘇省歷史研究所任副所長,1962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
就這個軌跡來看,是那種組織看著壹路成長的行政幹部。
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纂E鄙磽觶蹦55歲。姚遷接任院長,然而,20年後,1984年,姚遷在院長任上自縊身亡,時年58歲。
“姚遷之死”不僅是當年的國內大事件,也引起國外關注。原因之壹是南京博物院地位獨特:雖然它現在只是副廳級單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國立中央博物院”,是我國第壹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由於歷史原因,承襲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才更名為南京博物院。
那麼,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明面上的原因是《光明日報》的報道。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連續發表兩篇報道《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並配發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報道讓姚遷不堪重壓。
在江蘇作家龐瑞垠先生的報告文學《姚遷之死》中,則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評述:伴隨這叁篇文章的,是南京博物院文革期間原“造反派”的誣陷,以及省裡壹些人“壹連串非同尋常”的打壓,“這裡經歷了第贰次WG”。終於,1984年11月7日,風暴眼中的姚遷在衛生間自縊。
姚遷自殺後,中紀委的調查組南下江蘇,給姚遷平反,做出“錯案,姚遷含冤去世”的結論,負有直接責任的壹位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被撤職。《光明日報》也承認錯誤,發表《光明日報編輯部關於姚遷事件報道嚴重失實的檢查》。
在報告文學《姚遷之死》中,將原因歸結於不正常的派系斗爭、“南博的第贰次文革”,沒有提到和文物去向有關。但是,在紅學家馮其庸先生的口述自傳《風雨平生》(商務印書館版)中,專門寫了壹篇《姚遷事件》。原文如下:
“為什麼1984年會出現“姚遷事件”呢?因為江蘇省委有壹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尤其是字畫,經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畫去看。
按說這種做法都已經不合適了,因為博物館的藏品,壹般不能外借給私人的,只能展覽的時候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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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我個人相信,經過拾年官司,對這5幅畫作的去向,南京博物院是心裡有底的。但是,他們始終沒說。所以,這則《情況說明》,水分比較大,至少沒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單獨來看,沒啥漏洞,拉長時間看,就顯得很空洞。它絲毫無助於減輕這件事的荒誕感:
壹個為國家管理文物的公共機構,竟然需要捐贈人申請拾年以上,需要法院強制,才讓看壹眼賬目。

那麼,如果外面的人要查,有沒有線索呢?
有兩個線索。
第壹個線索,是這兩天文藏界挖掘出來的“姚遷之死”。
確實,談到南京博物院,就很難繞開姚遷。
姚遷生於1926年江蘇如東壹個農民家庭,1943年高中畢業,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從事文教工作(兒童團輔導員、文教科督學、小學教導主任、校長、師范教員),1949年之後,擔任縣文教科科長、蘇北行署教育處小教科副科長、江蘇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長、處長,1958年調江蘇省歷史研究所任副所長,1962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
就這個軌跡來看,是那種組織看著壹路成長的行政幹部。
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纂E鄙磽觶蹦55歲。姚遷接任院長,然而,20年後,1984年,姚遷在院長任上自縊身亡,時年58歲。
“姚遷之死”不僅是當年的國內大事件,也引起國外關注。原因之壹是南京博物院地位獨特:雖然它現在只是副廳級單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國立中央博物院”,是我國第壹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由於歷史原因,承襲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才更名為南京博物院。
那麼,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明面上的原因是《光明日報》的報道。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連續發表兩篇報道《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並配發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報道讓姚遷不堪重壓。
在江蘇作家龐瑞垠先生的報告文學《姚遷之死》中,則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評述:伴隨這叁篇文章的,是南京博物院文革期間原“造反派”的誣陷,以及省裡壹些人“壹連串非同尋常”的打壓,“這裡經歷了第贰次WG”。終於,1984年11月7日,風暴眼中的姚遷在衛生間自縊。
姚遷自殺後,中紀委的調查組南下江蘇,給姚遷平反,做出“錯案,姚遷含冤去世”的結論,負有直接責任的壹位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被撤職。《光明日報》也承認錯誤,發表《光明日報編輯部關於姚遷事件報道嚴重失實的檢查》。
在報告文學《姚遷之死》中,將原因歸結於不正常的派系斗爭、“南博的第贰次文革”,沒有提到和文物去向有關。但是,在紅學家馮其庸先生的口述自傳《風雨平生》(商務印書館版)中,專門寫了壹篇《姚遷事件》。原文如下:
“為什麼1984年會出現“姚遷事件”呢?因為江蘇省委有壹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尤其是字畫,經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畫去看。
按說這種做法都已經不合適了,因為博物館的藏品,壹般不能外借給私人的,只能展覽的時候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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