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中国行:激怒你们是习惯
并非每一个天才都能在仰慕他的人面前表现出必要的谦卑。或者你会开始厌恶他,又或者你会更爱他,但前者发生的概率显然更高。克鲁格曼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备受争议的人物,身背着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他在中国短短一周的行程,却几乎激怒了所有与之谋面的学者和专家。
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盯紧美元导致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到点名中国碳排放增长过快影响了全球的资源和环境,他发表的每一个论调都遭致在场中国学者的强烈质疑和不满。
克鲁格曼却似乎毫不在乎,作为《纽约时报》长期的专栏作家,他早已经习惯了激烈的对峙和多少有些尴尬的舌战,你甚至可以在一篇严谨的经济学文章里看到他写下的脏字,无论语言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极尽自由和随性。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话如果不能激发某一部分人的愤怒,他的演讲就不够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专栏作家。”
这就是克鲁格曼,他会非常执著地攻击其他经济学家的论点,以致时常搞到令人下不了台的地步,这在他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事实上,他的质疑与攻击经常最后被证明是错误或偏颇的,也常被其他的经济学家批评为“病态的攻击”。这次中国之行也不例外,他只遵循自己的标准,轮番不停地激怒一批又一批的人,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交大海外教育学院金融所所长金岩石、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教授、前伦敦市市长罗思义(John Ross)等。
不能说服自己就一定要纠缠到底,这种强烈的性格特征让每一场研讨会都变得富有戏剧色彩。尤其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局面下,我们不是正需要这样激烈的争论和思想的碰撞吗?
交锋一:中国巨大贸易盈余是谁的错?
克鲁格曼:过去贸易盈余的国家是帮助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向它们提供便宜的产品,但是在如今这个失业率攀升的世界,过去的原则再也没有道理了,盈余的国家成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
现在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贸易盈余,就会使其他国家非常生气,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
而且,中国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不完全是比较优势造成的,跟中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王松奇:中国之所以有贸易盈余,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东西在世界市场看起来比较便宜,大家才会选择。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这套都是低成本的,东西就是便宜。金融危机这么严重,我们一季度贸易出口只下降了 27.9%,进口下降了30.9%,一季度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623亿美元的顺差,所以顺差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
克鲁格曼: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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