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平替岗",挤满没上岸的中国年轻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形容的就是社区工作者大部分时候面临的处境。“社区能够腾挪的资源和空间非常有限。”方晴说，社区工作者更多时候只是“吹哨者”，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如何解决、多久能解决，往往不在他们控制范围内，但居民的不理解常常转化为对社区工作者的埋怨。不合理的诉求可以申请“剔件”，但写说明、找依据，就得花去大半天时间。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投诉问题没解决，可能会给社区扣分，后续街道会被扣分，影响街道排名。”社区工作者李文述告诉本刊记者。
令人头疼的，还有各类形式主义工作。“今天填完的表格，过两天又要重新填写；按要求统计完小区老年人装电梯意愿后，又没有任何后续工作”。李文述向本刊吐槽，前阵子街道要求提交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案，李文述绞尽脑汁，写得天花乱坠，但场地如何申请、建设哪些设施，都是空中楼阁，“实际没有任何的配套资金和支撑性材料”。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沛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中提到，“本应作为‘基层服务者’的社区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常扮演‘行政末梢’角色。”双重身份要求下，社区工作者既要执行“对上”的行政任务，又要应对“对下”的居民诉求，这种工作事务的交织导致一些社区工作者“职责超载”。
难以留下的年轻人
与超载的工作量相比，社区工作者的薪资水平却显得相对有限。以北京市为例，社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年限补贴、奖金和其他待遇四部分。疫情之前，每月工资到手4000-5000元。尽管2023年经历过一轮调薪，但也仅有6000-7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虽属中等偏上，但在这座大城市，依然难言宽裕。
李文述2022年大学毕业，作为社区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相比，她的生活处境明显不同。“不少同事本身并不缺钱，比如有30多岁从大厂转过来的，之前在大厂工作10年攒了几十万，来社区只是想改变生活方式，不需要考虑未来发展。”李文述在北京虽然没有房贷、车贷，每月还能攒下一点钱，但这份“够用”仅能维持眼下基本生活，长远看工资涨幅也极小，“工龄工资每年只涨50元”。作为独生子女，她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们没什么积蓄，没法给我太多支持”，想到未来结婚、生子等大事，这份薪资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李文述有点后悔一毕业就进入社区社工，“应该先在外面闯荡几年，实在不行再来”。在她看来，社区工作虽然稳定，但前景有限，工作内容也与市场需求脱节，未来想转行都难。
“在身份定位上，大部分社区工作者既非公务员又非事业编人员，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属于财政供养的‘第三类人群’，致使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发展存在障碍。”周沛指出，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职业薪资待遇的吸引力较低。部分地区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二是存在职业晋升的“玻璃屏障”。
目前，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晋升主要依赖四条路径：考公、考编、在社区内部晋升或通过政策渠道转入事业编制。202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力度。对任职满一定年限、表现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择优聘为事业编制人员；特别优秀的，可择优调任或通过换届选举进入街道（乡镇）领导班子。但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们，由于直通名额有限，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
“较低的职业薪资标准与受限的职业晋升渠道，导致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吸引力与认同感偏低。”周沛说，在这种局面下，个别初次就业的青年社区工作者往往将社区工作视为“职业跳板”，职业投入程度不高。
申甜和李文述仍在准备考公，“我计划考到35岁，一定要上岸”，李文述语气坚定。但失去应届生身份后，上岸变得愈发艰难，“大部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我只能从极少数岗位里挑选，竞争会翻好几倍”。
方晴则选择继续留在社区。两年多的历练，让她从琐碎的基层工作中寻得了职业价值。今年，方晴还收到一面锦旗，来自一位社区阿姨。当时，这位阿姨洗澡时突遭停水，情急之下与物业发生争执，一度升级至报警的地步。次日，阿姨仍愤懑难平，拨打了12345投诉。方晴作为接诉即办负责人，在电话里耐心调解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让阿姨情绪缓和，纠纷得以化解。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家的情绪创可贴。”方晴向本刊分享工作心得，“居民常常带着情绪来，我们需要先提供情绪价值，一旦把对方的心结打开，事儿也就好办了。”性格中的“高敏感”，曾让方晴容易内耗，如今反而能帮她敏锐觉察居民情绪变化。大学时的语言专业训练，也让她能更准确地把握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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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头疼的，还有各类形式主义工作。“今天填完的表格，过两天又要重新填写；按要求统计完小区老年人装电梯意愿后，又没有任何后续工作”。李文述向本刊吐槽，前阵子街道要求提交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案，李文述绞尽脑汁，写得天花乱坠，但场地如何申请、建设哪些设施，都是空中楼阁，“实际没有任何的配套资金和支撑性材料”。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沛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中提到，“本应作为‘基层服务者’的社区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常扮演‘行政末梢’角色。”双重身份要求下，社区工作者既要执行“对上”的行政任务，又要应对“对下”的居民诉求，这种工作事务的交织导致一些社区工作者“职责超载”。
难以留下的年轻人
与超载的工作量相比，社区工作者的薪资水平却显得相对有限。以北京市为例，社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年限补贴、奖金和其他待遇四部分。疫情之前，每月工资到手4000-5000元。尽管2023年经历过一轮调薪，但也仅有6000-7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虽属中等偏上，但在这座大城市，依然难言宽裕。
李文述2022年大学毕业，作为社区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相比，她的生活处境明显不同。“不少同事本身并不缺钱，比如有30多岁从大厂转过来的，之前在大厂工作10年攒了几十万，来社区只是想改变生活方式，不需要考虑未来发展。”李文述在北京虽然没有房贷、车贷，每月还能攒下一点钱，但这份“够用”仅能维持眼下基本生活，长远看工资涨幅也极小，“工龄工资每年只涨50元”。作为独生子女，她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们没什么积蓄，没法给我太多支持”，想到未来结婚、生子等大事，这份薪资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李文述有点后悔一毕业就进入社区社工，“应该先在外面闯荡几年，实在不行再来”。在她看来，社区工作虽然稳定，但前景有限，工作内容也与市场需求脱节，未来想转行都难。
“在身份定位上，大部分社区工作者既非公务员又非事业编人员，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属于财政供养的‘第三类人群’，致使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发展存在障碍。”周沛指出，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职业薪资待遇的吸引力较低。部分地区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二是存在职业晋升的“玻璃屏障”。
目前，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晋升主要依赖四条路径：考公、考编、在社区内部晋升或通过政策渠道转入事业编制。202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力度。对任职满一定年限、表现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择优聘为事业编制人员；特别优秀的，可择优调任或通过换届选举进入街道（乡镇）领导班子。但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们，由于直通名额有限，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少之又少。
“较低的职业薪资标准与受限的职业晋升渠道，导致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吸引力与认同感偏低。”周沛说，在这种局面下，个别初次就业的青年社区工作者往往将社区工作视为“职业跳板”，职业投入程度不高。
申甜和李文述仍在准备考公，“我计划考到35岁，一定要上岸”，李文述语气坚定。但失去应届生身份后，上岸变得愈发艰难，“大部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我只能从极少数岗位里挑选，竞争会翻好几倍”。
方晴则选择继续留在社区。两年多的历练，让她从琐碎的基层工作中寻得了职业价值。今年，方晴还收到一面锦旗，来自一位社区阿姨。当时，这位阿姨洗澡时突遭停水，情急之下与物业发生争执，一度升级至报警的地步。次日，阿姨仍愤懑难平，拨打了12345投诉。方晴作为接诉即办负责人，在电话里耐心调解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让阿姨情绪缓和，纠纷得以化解。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家的情绪创可贴。”方晴向本刊分享工作心得，“居民常常带着情绪来，我们需要先提供情绪价值，一旦把对方的心结打开，事儿也就好办了。”性格中的“高敏感”，曾让方晴容易内耗，如今反而能帮她敏锐觉察居民情绪变化。大学时的语言专业训练，也让她能更准确地把握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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