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平替岗",挤满没上岸的中国年轻人
像方晴一样，申甜也曾尝试考公考编，但均未进过面试。失业的一年多里，她只能自费缴社保，压力大到“整晚失眠”，甚至到了要去医院看精神科的程度。“别说挣多少钱了，有个地儿能给我交社保就行。”抱着这样的心态，申甜将目光转向了社区工作。
回头看，方晴和申甜或许赶上了最好的社区工作者报考年份。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这一年，该区计划招聘3500名社区工作者，实际14816人参与笔试，规模创历年新高。此后尽管招录名额收缩，报名热度却未减少——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拟招696名社区工作者，报名人数约1.3万人，报录比接近19:1。在长三角某地，有社区党委书记透露，2024年该地区社区岗位报录比已突破100:1，录取分数也比前几年高出十余分。
随着竞争加剧，社区工作者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公开数据显示，在北京市朝阳区现有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已超70%。入职一年后，方晴听说本区的报考者中已出现研究生，有人甚至花费8万元报名面试培训班。“去年我们这儿还招了一名00后大学生。”她说。
“你一个干居委会的，
能忙成这样？”
工作两年多，方晴几乎没有准点下过班，因为加班太晚赶不上末班地铁而住在单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本以为女儿找了个清闲去处的父母很是不解，问她，“你一个干居委会的，能忙成这样？”
“社区工作就是居委会”，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误解。方晴说，实际上，疫情后随着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强化，社区作为治理“神经末梢”，服务范围已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党建治理、养老托育、助残济困到文化体育等等。
方晴所在的社区，既有商住两用公寓楼、商品房小区，又有建于上世纪80年代、没有物业托底的老旧小区，人口结构多元，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大，且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连同书记在内，包楼小组仅五个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负责1-2栋楼，需要服务的居民在280-330户以上。这种“包楼到人”的管理模式被称为“网格化”管理。2004年，网格化管理模式从北京市东城区推广至全国。2013年，该模式被写入党内高级别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治理方向。这一模式助力中国实现了对14亿人口的高效精细管理，也让广大社区工作者承担起更重的责任。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优化工作力量配置，各地按照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标准配备。但在实地推进中，部分社区仍面临人手缺口。例如，2024年，西部某省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已配备约7000名社区工作者，但仍有1800余人的缺额。而在中部某省，截至2023年底，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对应的社区工作者数量为13.7人。
紧缺的人手却要应对繁重的工作。大到8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服务，小到居民家里马桶堵塞、晚归忘带钥匙等琐碎事务，居民都可能找社区解决。方晴有时感觉自己像“许愿池里的王八”，“群众总觉得你无所不能，啥都能给办了。”
除网格服务外，方晴还负责社区的“接诉即办”业务。这是北京市2019年起推行的一项基层治理机制，依托12345热线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2021年起推广至全国。接诉即办要求“首接负责”，社区作为“首接”部门，接到投诉后，能解决的要就地解决，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就“吹哨”联合处理。有的社区最多时一天能收到六七十个工单，需要所有社工齐上阵，加班到凌晨1-2点。
在本刊采访中，每个做过“接诉即办”的社区工作者都有吐不完的苦水。程功是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工作者，2022年，36岁的他经历大厂裁员后转入这行。程功所在社区位于北京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要服务近6000户居民，平均每天至少处理5条“接诉即办”工单。谁家漏水了、邻里吵起来了、公共设施坏了，还有半夜找不到开锁的急事儿，居民只要拨打12345，社区都要立马协助处理。他们有个专门处理非诉即办业务的工作群。工单一发进来，社工就要去处理，“一般二十分钟内就要响应，凌晨两三点处理工单的情况都有。”
今年，程功所在小区一起电动车电池起火事故后，有媒体报道质疑“充电桩与居民楼之间的距离不足4米，不符合消防规范”，社区因此受到批评。“不在楼下建（充电桩），居民把电池扛上楼充，不是更危险吗？”程功感到无奈，“（报道）轻易就否定了我们全部的工作。”程功说，那是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小区，早于1998年消防法的出台，因此小区当年建设规划时并没有预留符合当前标准的消防空间。但是随着电动车普及，充电桩建设成为居民硬需求。社区当时也是协调各方，费了不少唾沫，才终于争取到一块合适的空地。结果那家媒体报道后，本就对建充电桩有意见的居民连续拨打12345投诉，居民的不理解与反复的安抚工作让程功和同事们感到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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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方晴和申甜或许赶上了最好的社区工作者报考年份。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这一年，该区计划招聘3500名社区工作者，实际14816人参与笔试，规模创历年新高。此后尽管招录名额收缩，报名热度却未减少——2024年北京市朝阳区拟招696名社区工作者，报名人数约1.3万人，报录比接近19:1。在长三角某地，有社区党委书记透露，2024年该地区社区岗位报录比已突破100:1，录取分数也比前几年高出十余分。
随着竞争加剧，社区工作者的门槛也水涨船高。公开数据显示，在北京市朝阳区现有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已超70%。入职一年后，方晴听说本区的报考者中已出现研究生，有人甚至花费8万元报名面试培训班。“去年我们这儿还招了一名00后大学生。”她说。
“你一个干居委会的，
能忙成这样？”
工作两年多，方晴几乎没有准点下过班，因为加班太晚赶不上末班地铁而住在单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本以为女儿找了个清闲去处的父母很是不解，问她，“你一个干居委会的，能忙成这样？”
“社区工作就是居委会”，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误解。方晴说，实际上，疫情后随着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强化，社区作为治理“神经末梢”，服务范围已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党建治理、养老托育、助残济困到文化体育等等。
方晴所在的社区，既有商住两用公寓楼、商品房小区，又有建于上世纪80年代、没有物业托底的老旧小区，人口结构多元，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大，且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连同书记在内，包楼小组仅五个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负责1-2栋楼，需要服务的居民在280-330户以上。这种“包楼到人”的管理模式被称为“网格化”管理。2004年，网格化管理模式从北京市东城区推广至全国。2013年，该模式被写入党内高级别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治理方向。这一模式助力中国实现了对14亿人口的高效精细管理，也让广大社区工作者承担起更重的责任。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优化工作力量配置，各地按照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标准配备。但在实地推进中，部分社区仍面临人手缺口。例如，2024年，西部某省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已配备约7000名社区工作者，但仍有1800余人的缺额。而在中部某省，截至2023年底，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对应的社区工作者数量为13.7人。
紧缺的人手却要应对繁重的工作。大到8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服务，小到居民家里马桶堵塞、晚归忘带钥匙等琐碎事务，居民都可能找社区解决。方晴有时感觉自己像“许愿池里的王八”，“群众总觉得你无所不能，啥都能给办了。”
除网格服务外，方晴还负责社区的“接诉即办”业务。这是北京市2019年起推行的一项基层治理机制，依托12345热线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2021年起推广至全国。接诉即办要求“首接负责”，社区作为“首接”部门，接到投诉后，能解决的要就地解决，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就“吹哨”联合处理。有的社区最多时一天能收到六七十个工单，需要所有社工齐上阵，加班到凌晨1-2点。
在本刊采访中，每个做过“接诉即办”的社区工作者都有吐不完的苦水。程功是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工作者，2022年，36岁的他经历大厂裁员后转入这行。程功所在社区位于北京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要服务近6000户居民，平均每天至少处理5条“接诉即办”工单。谁家漏水了、邻里吵起来了、公共设施坏了，还有半夜找不到开锁的急事儿，居民只要拨打12345，社区都要立马协助处理。他们有个专门处理非诉即办业务的工作群。工单一发进来，社工就要去处理，“一般二十分钟内就要响应，凌晨两三点处理工单的情况都有。”
今年，程功所在小区一起电动车电池起火事故后，有媒体报道质疑“充电桩与居民楼之间的距离不足4米，不符合消防规范”，社区因此受到批评。“不在楼下建（充电桩），居民把电池扛上楼充，不是更危险吗？”程功感到无奈，“（报道）轻易就否定了我们全部的工作。”程功说，那是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小区，早于1998年消防法的出台，因此小区当年建设规划时并没有预留符合当前标准的消防空间。但是随着电动车普及，充电桩建设成为居民硬需求。社区当时也是协调各方，费了不少唾沫，才终于争取到一块合适的空地。结果那家媒体报道后，本就对建充电桩有意见的居民连续拨打12345投诉，居民的不理解与反复的安抚工作让程功和同事们感到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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