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平替崗",擠滿沒上岸的中國年輕人
在考公考編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壹批未能“上岸”的年輕人，轉而將目光投向看似“穩定”的社區社工崗位。從身份定位上，大多數社區工作者既不屬於公務員，也不納入事業編制，在現行行政體系中往往被視作財政供養的“第叁類人群”。作為基層治理的“神經末梢”，他們的工作貫穿居民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超載”的工作背後，卻是偏低的薪酬與有限的晉升空間，不少投身於此的年輕人很快發現，擺在他們面前的，將是壹道“去或留”的現實難題。
“水漲船高”的社工考試
方晴的桌子上放著壹個筆記本，記錄每天的工作日常：處理“接訴即辦”案件、通知居民參加活動、寫材料、填報表、整理台賬……壹直到下午5點半之後，社區居民陸續歸家，入戶走訪工作可能才剛開始。真正離開辦公室，通常是晚上8點以後。壹天時間總是被切分得瑣碎，因此需要格外詳細的規劃。
方晴是壹名社區工作者，與我們印象中“閒人馬大姐”的形象不壹樣，她是壹名贰拾多歲的年輕人。成為壹名社區社工，是方晴此前從未設想過的道路。2021年，22歲的方晴從某211高校畢業，連續兩年考研失利後，於2023年開始正式求職。她很快發現，機會並不像想象中多。
方晴學的是英語翻譯。參照往年情況，作為壹所頂尖211高校的畢業生，就業機會理應不少。但疫情後就業門檻水漲船高，英語翻譯崗的要求已經變成研究生起步且必須具備專業八級證書，方晴在學歷硬門檻上就被“拒之門外”。唯壹壹次獲得面試機會的某私營小企業，在熱情聊了壹個半小時後也沒了回音。方晴也試過考公考編，但英語相關崗位少之又少，最接近“上岸”的壹次，在面試時被刷了下來。那段時間，方晴常陷入自我懷疑，“我是不是真的很差？”
有壹天，方晴父親去社區辦退休手續，看到壹則本區的社工招聘公告。與服務特定群體的“專業社工”不同，“社區社工”指在社區黨組織、居委會和服務站中，專職從事社區管理與服務的工作人員。招聘公告不限專業和院校，只要求40歲以下、大專以上學歷和本市城鎮戶口。考試通過後與街道（鄉鎮）簽訂服務協議。父親建議她試試。
疫情期間，社區工作者作為基層防控的重要力量，高頻地出現在公共話語場，讓不少人第壹次了解到這壹群體。2020年6月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指出，中國共計有400萬名社區工作者奮戰在65萬個城鄉社區的防控壹線，平均每個社區有6個社區工作者，每名社區工作者面對350名群眾。盡管在社交媒體上，這壹職業常與“低薪、勞累”等詞掛鉤，但接連受挫後，當時的方晴只想要壹份工作，“至少證明自己還沒有差到不被社會需要”。
方晴以筆試前叁進入面試。在面試現場，她看到，大部分應聘者多在30多歲，以本科學歷為主。本刊采訪的數位社區工作者，除了方晴這樣的應屆生，還有來自互聯網大廠、外企、教培等行業的轉型者，他們大都在經歷過職業動蕩期，又考公考編失敗後，在35歲左右的年齡關口，將“社區社工”作為退路。“雖然社區社工沒有編制，但合同到期壹般都會續簽。基本可以做到退休。”北京市另壹位朝陽區社區工作者申甜告訴本刊，“穩定”，是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地方。
申甜2016年進入教培行業，叁年後因機構業務調整被裁，“那時教培機構遍地都是，被裁了再找唄。”她回憶，離職後的第贰天，就去新公司上班了，月薪還是壹萬多。然而2021年雙減政策落地，申甜再次被裁後瀏覽招聘網站，已經今時不同往日，“基本沒有工作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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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水漲船高”的社工考試
方晴的桌子上放著壹個筆記本，記錄每天的工作日常：處理“接訴即辦”案件、通知居民參加活動、寫材料、填報表、整理台賬……壹直到下午5點半之後，社區居民陸續歸家，入戶走訪工作可能才剛開始。真正離開辦公室，通常是晚上8點以後。壹天時間總是被切分得瑣碎，因此需要格外詳細的規劃。
方晴是壹名社區工作者，與我們印象中“閒人馬大姐”的形象不壹樣，她是壹名贰拾多歲的年輕人。成為壹名社區社工，是方晴此前從未設想過的道路。2021年，22歲的方晴從某211高校畢業，連續兩年考研失利後，於2023年開始正式求職。她很快發現，機會並不像想象中多。
方晴學的是英語翻譯。參照往年情況，作為壹所頂尖211高校的畢業生，就業機會理應不少。但疫情後就業門檻水漲船高，英語翻譯崗的要求已經變成研究生起步且必須具備專業八級證書，方晴在學歷硬門檻上就被“拒之門外”。唯壹壹次獲得面試機會的某私營小企業，在熱情聊了壹個半小時後也沒了回音。方晴也試過考公考編，但英語相關崗位少之又少，最接近“上岸”的壹次，在面試時被刷了下來。那段時間，方晴常陷入自我懷疑，“我是不是真的很差？”
有壹天，方晴父親去社區辦退休手續，看到壹則本區的社工招聘公告。與服務特定群體的“專業社工”不同，“社區社工”指在社區黨組織、居委會和服務站中，專職從事社區管理與服務的工作人員。招聘公告不限專業和院校，只要求40歲以下、大專以上學歷和本市城鎮戶口。考試通過後與街道（鄉鎮）簽訂服務協議。父親建議她試試。
疫情期間，社區工作者作為基層防控的重要力量，高頻地出現在公共話語場，讓不少人第壹次了解到這壹群體。2020年6月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指出，中國共計有400萬名社區工作者奮戰在65萬個城鄉社區的防控壹線，平均每個社區有6個社區工作者，每名社區工作者面對350名群眾。盡管在社交媒體上，這壹職業常與“低薪、勞累”等詞掛鉤，但接連受挫後，當時的方晴只想要壹份工作，“至少證明自己還沒有差到不被社會需要”。
方晴以筆試前叁進入面試。在面試現場，她看到，大部分應聘者多在30多歲，以本科學歷為主。本刊采訪的數位社區工作者，除了方晴這樣的應屆生，還有來自互聯網大廠、外企、教培等行業的轉型者，他們大都在經歷過職業動蕩期，又考公考編失敗後，在35歲左右的年齡關口，將“社區社工”作為退路。“雖然社區社工沒有編制，但合同到期壹般都會續簽。基本可以做到退休。”北京市另壹位朝陽區社區工作者申甜告訴本刊，“穩定”，是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地方。
申甜2016年進入教培行業，叁年後因機構業務調整被裁，“那時教培機構遍地都是，被裁了再找唄。”她回憶，離職後的第贰天，就去新公司上班了，月薪還是壹萬多。然而2021年雙減政策落地，申甜再次被裁後瀏覽招聘網站，已經今時不同往日，“基本沒有工作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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