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土得掉渣"的老企业家,如何发现"新世界"?

没有战略定力,战略摇摆不定,就谈不上战略,至多是一种手段,而战略一旦沦为手段,就会变得浅薄短视。没有战略定力,战略就会变成“策略”,就会在妥协中扭曲变形,就会在巨大的人性考验面前一败涂地。


老先生们见多识广,老而弥坚,目光如炬。当他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年轻人更耐得住性子,或者说,他们比年轻人更有资本耐得住性子——这些老先生大都没有资本的压力,没有KPI考核,他们眼里只有“趋势”、“战略”、“路径”、“模式”这些宏大词汇。他们的思考,也更自由从容。

至为关键的是,老先生们“说人话”。他们所描述的战略、选择的方向,通俗易懂,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样的味道,从公司高管到产线工人,都听得明白,理解深度或有不同,但同一刻度却不会出现偏差。

年轻人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把战略描述得玄之又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理解。理解上有偏差,执行上必定走形。很多公司,都是坏在了战略上。

通往新世界的路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有很多条路,最短的一条,是老先生们找到的路。

那些老先生们,很多都是从农业社会出发,走过将企业家的贡献与尸骨一起埋葬的年代,走过漫长的几乎看不到未来的时光,最终在1978年冬天走到了希望的田野上。

他们相信国家的承诺,相信未来,满眼希望。那个年代的人,生气勃勃,充满了创造力。整个国家也探索着未来,先是用“商品经济”为民营企业松绑,接着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它们统一正名。

也正是在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的过程中,这些老先生们萌生出了危机感和责任感。

危机感源自对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任正非写《华为的冬天》,将这种危机感描述得淋漓尽致。

责任感源自对社会的义务。他们也正是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可持续”三个字的重要性;他们也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意识到有时一家企业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那一代人终归是老了,最年轻的李书福和王玉锁,一个62岁,一个61岁。几乎每年都有“84派”知名企业家过世的消息,就像落叶归于泥土,尘埃归于尘埃。

无论还在砥砺前行,或者颐养天年,他们身上的责任和枷锁都很容易让人想起约翰·亚当斯的那句话:

“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就可以有学数学和哲学的自由,我的儿子们应该去学数学和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为的是使他们的孩子有权利去学绘画、诗文、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瓷器。”

政治家如此,企业家也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当老先生们开始走向凋零,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曾为中国工商界开创的各种“从0到1”,更是闪烁着微光的道路。

它也许通往“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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