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實施背後
澳大利亞針對16歲以下人群的社交媒體禁令已於12月10日正式生效。這是全球首例通過立法實施社交媒體最低年齡限制的舉措。需要執行禁令的平台目前共有10家，包括臉書、優兔、X等。未予配合的企業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2.3億元人民幣(专题)）罰款。
11月5日，在澳大利亞悉尼，人們從市政廳門口走過。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澳大利亞的做法在國際上引發廣泛關注，丹麥、馬來西亞、巴西、印度(专题)尼西亞和新西蘭等國也在考慮推出類似舉措。
禁令已開始實施，爭論也未止息。也有人擔憂出現新的問題：禁令能否得到有效執行？對年齡等信息的收集是否會帶來新的隱私泄露問題？以及，是否還有能更好保護青少年的路徑？
出台法案的政治考量
根據澳大利亞聯邦議會2024年11月通過《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特定社交媒體必須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滿16歲的人在其平台擁有賬戶。
法案通過之前，當年5月，澳大利亞南澳州政府宣布，將推動禁止14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並探索法律途徑。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道，該提議的根據是高等法院前法官羅伯特·弗倫奇撰寫的壹份長達276頁的報告，內容包括臉書等社交平台服務公司需要為限制兒童使用其平台承擔“系統性責任”。隨後，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州長相繼提出，要求社交平台對兒童使用該平台的最低年齡進行限制，並希望展開全國性的行動。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5月表示，他希望采取強有力的有效行動，但不應過於倉促。在聯邦政府考慮這壹提議時，反對黨領袖彼得·達頓則明確表態，稱堅決支持社交平台進行年齡驗證，並誓言如果未來其領導的聯盟政府執政，將在上台後的100天內落實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禁令。
反對黨的呼聲將該議題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執政黨工黨感受到更大壓力，因為聯邦大選將在壹年後舉行。2024年6月，聯邦政府宣布，撥款650萬澳元試驗“年齡驗證”技術，了解這項技術是否能有效檢查訪問社交平台和色情內容的用戶年齡。
盡管社交媒體平台公司抵觸該禁令，但民意卻持續推高了議題的熱度，推動政府和議會加速審議法案。民調機構YouGov 當年8月實施的民調顯示，澳大利亞61%的受訪者支持限制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4個月後這壹比例增加至77%。兩個月後YouGov/ABC News民調再度確認：超60%的跨黨派民眾支持限制17歲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體。壓力之下，執政黨迅速將“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從競選口號轉化為立法行動。
圍繞禁令本身存在爭議
回溯其立法過程，各方圍繞禁令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存在諸多爭議。比如，關於年齡驗證問題，禁令實施後，未成年人如果通過借用家長身份信息、購買虛假賬號等方式繞過驗證，禁令的效力必定大打折扣。
禁令出台後，多個社交媒體平台表示將遵守規定。大多數平台為16歲以下用戶提供了停用或刪除賬戶的選項，並允許用戶在年滿16歲時重新使用所有現有數據。但對於采取怎樣的“合理措施”來實施禁令，最終要由社交媒體平台自行決定。
據澳大利亞當地媒體報道，已有當地青少年轉向不受新規定覆蓋的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也有專家認為，禁令或可能引發未成年人的逆反心理——越是被禁止，越想去嘗試。或將未成年人推向“灰色地帶”，如壹些充斥著暴力、色情、詐騙等不良信息同時又缺乏內容審核機制與安全保護措施的非主流平台，這可能增加其受侵害風險。
此外，還有觀點也對驗證用戶年齡所需的大規模數據的收集和存儲安全表示擔憂。
還有人提出，在社交媒體廣泛普及的當下，禁令是否會對青少年“數字素養”的培養產生影響。
所謂數字素養，既包括使用數字工具的基本技能，也包括辨別網絡信息真偽、保護個人隱私、遵守網絡規則、理性參與網絡社交等核心能力。從社會發展趨勢來看，未來的工作、生活、社交都將深度依賴數字技術，數字素養將成為個人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它需要在實際的數字生活中通過不斷地實踐、試錯、反思來培養。
西悉尼大學文化與社會研究所數字社會與文化研究首席研究員、教授阿曼達·瑟德表示，她非常理解壹些父母擔心社交媒體對孩子的影響和傷害，但僅靠禁令無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挑戰。
在她看來，圍繞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的討論不應只關注傷害性這壹話題。孩子們使用社交媒體與朋友聯系並發展友誼，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如何管理與其他人的關系，非常重要。他們可以從平台上獲取更多信息、學習新技能以及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社交媒體在培養年輕壹代數字公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信息課是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失的“必修課”，能防止他們成年後面臨“數字鴻溝”問題。
多方共同承擔保護責任
瑟德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是在全球80多個國家調查兒童和青少年的數字體驗。她從孩子們的反饋中發現，很多家長不理解他們的子女為什麼喜歡使用社交媒體。在她看來，家長們應思考如何有效地讓孩子管理自己的社交媒體實踐。
她建議，家長要與孩子建立規則，討論為什麼這些規則很重要，並認真聽取孩子對這些規則的反饋。隨著孩子的成長，規則也要不斷變化。還有壹點是，在孩子的生活中，成年人的示范至關重要。“家長、學校、青少年都必須承擔責任，構成壹個生態。”
實際上，在中國，“青少年模式”已實施有相當時間，並形成了壹套綜合保護體系。從功能設計來看，未成年模式明確了使用時限，根據未成年人的年齡特點，設置了每日使用時長限制，避免沉迷；建立了嚴格的內容審核機制，篩選出適合未成年人的教育、科普、動畫、音樂等優質內容，能夠屏蔽暴力、色情、低俗等不良信息；並強化了家長管控功能，家長可以通過設置密碼、查看使用記錄、定制內容權限等方式實時掌握孩子的用網情況，據此進行個性化引導。
在“青少年模式”下，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在受保護的環境中進行項目式學習，家長通過家長控制功能逐步放手，平台則需提供適齡的學習工具與內容。這樣的“用中管、管中育”模式，是對互聯網已成社會基礎設施的正視，也是在著力將風險防控與能力培養融為壹體，將保護責任從單壹主體擴展為多元共治，有助於形成可持續的社會治理網絡。
當前，隨著技術飛速發展，尤其是隨著生成式AI的普及，各類風險也在增多，如何在保護未成年人免受風險侵害的同時又有益於他們數智素養的養成，全社會都應更多去思考並采取有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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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11月5日，在澳大利亞悉尼，人們從市政廳門口走過。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澳大利亞的做法在國際上引發廣泛關注，丹麥、馬來西亞、巴西、印度(专题)尼西亞和新西蘭等國也在考慮推出類似舉措。
禁令已開始實施，爭論也未止息。也有人擔憂出現新的問題：禁令能否得到有效執行？對年齡等信息的收集是否會帶來新的隱私泄露問題？以及，是否還有能更好保護青少年的路徑？
出台法案的政治考量
根據澳大利亞聯邦議會2024年11月通過《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特定社交媒體必須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滿16歲的人在其平台擁有賬戶。
法案通過之前，當年5月，澳大利亞南澳州政府宣布，將推動禁止14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並探索法律途徑。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道，該提議的根據是高等法院前法官羅伯特·弗倫奇撰寫的壹份長達276頁的報告，內容包括臉書等社交平台服務公司需要為限制兒童使用其平台承擔“系統性責任”。隨後，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州長相繼提出，要求社交平台對兒童使用該平台的最低年齡進行限制，並希望展開全國性的行動。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5月表示，他希望采取強有力的有效行動，但不應過於倉促。在聯邦政府考慮這壹提議時，反對黨領袖彼得·達頓則明確表態，稱堅決支持社交平台進行年齡驗證，並誓言如果未來其領導的聯盟政府執政，將在上台後的100天內落實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禁令。
反對黨的呼聲將該議題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執政黨工黨感受到更大壓力，因為聯邦大選將在壹年後舉行。2024年6月，聯邦政府宣布，撥款650萬澳元試驗“年齡驗證”技術，了解這項技術是否能有效檢查訪問社交平台和色情內容的用戶年齡。
盡管社交媒體平台公司抵觸該禁令，但民意卻持續推高了議題的熱度，推動政府和議會加速審議法案。民調機構YouGov 當年8月實施的民調顯示，澳大利亞61%的受訪者支持限制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4個月後這壹比例增加至77%。兩個月後YouGov/ABC News民調再度確認：超60%的跨黨派民眾支持限制17歲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體。壓力之下，執政黨迅速將“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從競選口號轉化為立法行動。
圍繞禁令本身存在爭議
回溯其立法過程，各方圍繞禁令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存在諸多爭議。比如，關於年齡驗證問題，禁令實施後，未成年人如果通過借用家長身份信息、購買虛假賬號等方式繞過驗證，禁令的效力必定大打折扣。
禁令出台後，多個社交媒體平台表示將遵守規定。大多數平台為16歲以下用戶提供了停用或刪除賬戶的選項，並允許用戶在年滿16歲時重新使用所有現有數據。但對於采取怎樣的“合理措施”來實施禁令，最終要由社交媒體平台自行決定。
據澳大利亞當地媒體報道，已有當地青少年轉向不受新規定覆蓋的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也有專家認為，禁令或可能引發未成年人的逆反心理——越是被禁止，越想去嘗試。或將未成年人推向“灰色地帶”，如壹些充斥著暴力、色情、詐騙等不良信息同時又缺乏內容審核機制與安全保護措施的非主流平台，這可能增加其受侵害風險。
此外，還有觀點也對驗證用戶年齡所需的大規模數據的收集和存儲安全表示擔憂。
還有人提出，在社交媒體廣泛普及的當下，禁令是否會對青少年“數字素養”的培養產生影響。
所謂數字素養，既包括使用數字工具的基本技能，也包括辨別網絡信息真偽、保護個人隱私、遵守網絡規則、理性參與網絡社交等核心能力。從社會發展趨勢來看，未來的工作、生活、社交都將深度依賴數字技術，數字素養將成為個人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它需要在實際的數字生活中通過不斷地實踐、試錯、反思來培養。
西悉尼大學文化與社會研究所數字社會與文化研究首席研究員、教授阿曼達·瑟德表示，她非常理解壹些父母擔心社交媒體對孩子的影響和傷害，但僅靠禁令無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挑戰。
在她看來，圍繞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影響的討論不應只關注傷害性這壹話題。孩子們使用社交媒體與朋友聯系並發展友誼，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如何管理與其他人的關系，非常重要。他們可以從平台上獲取更多信息、學習新技能以及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社交媒體在培養年輕壹代數字公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信息課是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失的“必修課”，能防止他們成年後面臨“數字鴻溝”問題。
多方共同承擔保護責任
瑟德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是在全球80多個國家調查兒童和青少年的數字體驗。她從孩子們的反饋中發現，很多家長不理解他們的子女為什麼喜歡使用社交媒體。在她看來，家長們應思考如何有效地讓孩子管理自己的社交媒體實踐。
她建議，家長要與孩子建立規則，討論為什麼這些規則很重要，並認真聽取孩子對這些規則的反饋。隨著孩子的成長，規則也要不斷變化。還有壹點是，在孩子的生活中，成年人的示范至關重要。“家長、學校、青少年都必須承擔責任，構成壹個生態。”
實際上，在中國，“青少年模式”已實施有相當時間，並形成了壹套綜合保護體系。從功能設計來看，未成年模式明確了使用時限，根據未成年人的年齡特點，設置了每日使用時長限制，避免沉迷；建立了嚴格的內容審核機制，篩選出適合未成年人的教育、科普、動畫、音樂等優質內容，能夠屏蔽暴力、色情、低俗等不良信息；並強化了家長管控功能，家長可以通過設置密碼、查看使用記錄、定制內容權限等方式實時掌握孩子的用網情況，據此進行個性化引導。
在“青少年模式”下，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在受保護的環境中進行項目式學習，家長通過家長控制功能逐步放手，平台則需提供適齡的學習工具與內容。這樣的“用中管、管中育”模式，是對互聯網已成社會基礎設施的正視，也是在著力將風險防控與能力培養融為壹體，將保護責任從單壹主體擴展為多元共治，有助於形成可持續的社會治理網絡。
當前，隨著技術飛速發展，尤其是隨著生成式AI的普及，各類風險也在增多，如何在保護未成年人免受風險侵害的同時又有益於他們數智素養的養成，全社會都應更多去思考並采取有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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