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宏福苑大火后,丧亲者和普通市民都需要疗伤
陈慕宁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遗体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当家属真正见到遗体时，情绪往往剧烈波动，会更加迷惘、彷徨、无措。最终家属可能确认出是亲人的遗体，也可能认不出来，“照片似乎是，但实际遗体却不是。”
若遗体无法辨认，就需要进行 DNA 比对。整个流程会因此延长四到六个月。漫长的等待会让这些家属特别无力、煎熬。“他们尚未成为丧亲者，但也预料自己随时可能接到死亡的消息。”陈慕宁说，社工会持续跟进这些家庭，帮助他们进行心理建设。
火灾后，慈善殡仪机构“毋忘爱”的创始人范宁遇到了几位迟迟不愿认领遗体的家属——他们当时还无法承受残酷的事实。
范宁是一位外科医生，参与过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的丧亲者支援，经验丰富。他告诉我，每个人的哀伤反应都不同，家属不是故意逃避，而是情绪尚未抵达那个位置，“一定要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处理，而不是用行政手段逼他们、push他们完成程序。”
同时他也提到，安排葬礼的重点也不在“尽快推进”，如果因推进太快、未能满足家属的真实需求，他们日后往往会感到后悔、遗憾，甚至怀疑自己在亲人的身后事上做了错误决定，这反而会带来二次创伤。
截止12月9日，仍有6人失联。警务处伤亡查询中心主管曾淑贤此前告诉媒体，“因为有些遗体已经烧成灰烬，所以我们不排除，最后未必能够将所有失联人士从（火场中）带出来。”说这句话时，她声音哽咽，忍住眼泪后又说了一句，“sorry”。
香港市民献花悼念
香港生死学协会总监梁梓敦，有接近20年的安宁服务社工经验。他告诉我，亲人失联的家庭是此次火灾中最需要支援的人群之一。因为在丧亲者支援中，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让家属确认和接受死者去世的事实，哀伤才会真正开始流动、显现。而当没有遗体时，家属会产生“模糊性丧失”（ambiguous loss），这种丧失更复杂，也更难处理——“从客观上你知道他们大概已遇难，但主观上却会不愿承认。家属会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纠结的状态：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们已经去世了？”
让家属获得一个有仪式感、有意义的告别，是修复灾后创伤的重要部分。有些遇难者家属在与社工交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并未被预料到的需求——他们不希望亲人的遗体经历火葬。
陈慕宁解释，许多遇难者遗体都有烧伤，部分家属不希望亲人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想要寻求土葬的方式安葬死者。虽然土葬在香港并非主流的殡葬方式，但社工们会尽力协调资源，帮助妥善安排。
一位年轻人在火灾中不幸丧生，他的家人第一时间询问圣公会的社工能否举办日本文化的葬礼，因为年轻人生前喜欢看日本漫画、听日本歌曲，家里还摆满了动漫公仔。社工回复，可以根据年轻人的兴趣与生活习惯举办个性化葬礼，家人听后感到宽慰，陈慕宁说，“他们最后还能花一些心思、按照逝者的喜好，好好送别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接受采访时提到，有235名外籍佣工在大埔宏福苑工作，94人来自菲律宾、141人来自印尼。根据最新数字，至少10名外籍佣工在火灾中去世。对于这些工人，陈慕宁说，“即使她们是外籍，家人在外地，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家人庄重地接她们回家。”
对于那些没见到亲人遗体的家庭，梁梓敦设想了一些告别方式——可以将逝者的照片、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衣服放进棺木里，形成一个“衣冠冢”，同时邀请家属写下纪念文字。
人们需要道别，但有时候来不及道别。12月9日，曾淑贤告诉媒体，“我们收到查询，一位 90 岁婆婆在找一位 100 岁的婆婆，是她住在宏福苑的朋友。我们查询了资料，这位婆婆在 11 年前已经去世了。”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若遗体无法辨认，就需要进行 DNA 比对。整个流程会因此延长四到六个月。漫长的等待会让这些家属特别无力、煎熬。“他们尚未成为丧亲者，但也预料自己随时可能接到死亡的消息。”陈慕宁说，社工会持续跟进这些家庭，帮助他们进行心理建设。
火灾后，慈善殡仪机构“毋忘爱”的创始人范宁遇到了几位迟迟不愿认领遗体的家属——他们当时还无法承受残酷的事实。
范宁是一位外科医生，参与过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的丧亲者支援，经验丰富。他告诉我，每个人的哀伤反应都不同，家属不是故意逃避，而是情绪尚未抵达那个位置，“一定要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处理，而不是用行政手段逼他们、push他们完成程序。”
同时他也提到，安排葬礼的重点也不在“尽快推进”，如果因推进太快、未能满足家属的真实需求，他们日后往往会感到后悔、遗憾，甚至怀疑自己在亲人的身后事上做了错误决定，这反而会带来二次创伤。
截止12月9日，仍有6人失联。警务处伤亡查询中心主管曾淑贤此前告诉媒体，“因为有些遗体已经烧成灰烬，所以我们不排除，最后未必能够将所有失联人士从（火场中）带出来。”说这句话时，她声音哽咽，忍住眼泪后又说了一句，“sorry”。
香港市民献花悼念
香港生死学协会总监梁梓敦，有接近20年的安宁服务社工经验。他告诉我，亲人失联的家庭是此次火灾中最需要支援的人群之一。因为在丧亲者支援中，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让家属确认和接受死者去世的事实，哀伤才会真正开始流动、显现。而当没有遗体时，家属会产生“模糊性丧失”（ambiguous loss），这种丧失更复杂，也更难处理——“从客观上你知道他们大概已遇难，但主观上却会不愿承认。家属会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纠结的状态：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们已经去世了？”
让家属获得一个有仪式感、有意义的告别，是修复灾后创伤的重要部分。有些遇难者家属在与社工交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并未被预料到的需求——他们不希望亲人的遗体经历火葬。
陈慕宁解释，许多遇难者遗体都有烧伤，部分家属不希望亲人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想要寻求土葬的方式安葬死者。虽然土葬在香港并非主流的殡葬方式，但社工们会尽力协调资源，帮助妥善安排。
一位年轻人在火灾中不幸丧生，他的家人第一时间询问圣公会的社工能否举办日本文化的葬礼，因为年轻人生前喜欢看日本漫画、听日本歌曲，家里还摆满了动漫公仔。社工回复，可以根据年轻人的兴趣与生活习惯举办个性化葬礼，家人听后感到宽慰，陈慕宁说，“他们最后还能花一些心思、按照逝者的喜好，好好送别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接受采访时提到，有235名外籍佣工在大埔宏福苑工作，94人来自菲律宾、141人来自印尼。根据最新数字，至少10名外籍佣工在火灾中去世。对于这些工人，陈慕宁说，“即使她们是外籍，家人在外地，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家人庄重地接她们回家。”
对于那些没见到亲人遗体的家庭，梁梓敦设想了一些告别方式——可以将逝者的照片、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衣服放进棺木里，形成一个“衣冠冢”，同时邀请家属写下纪念文字。
人们需要道别，但有时候来不及道别。12月9日，曾淑贤告诉媒体，“我们收到查询，一位 90 岁婆婆在找一位 100 岁的婆婆，是她住在宏福苑的朋友。我们查询了资料，这位婆婆在 11 年前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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