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幹部晉升機制決定了中國的產能過剩
《新蘇黎世報》評論指出，中國嚴重的產能過剩，並不只是由於政府補貼和內需疲軟，中國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才是造成產能過剩的真正原因。《法蘭克福匯報》評論稱，中國房地產危機壹日不除，德國經濟就將難有起色。媒體詳情https://t.co/JCgnh9PNI0 pic.twitter.com/jb6wNjSb5D — DW 中文- 德國之聲 (@dw_chinese) December 12, 2025 《新蘇黎世報》評論指出，中國嚴重的產能過剩，並不只是由於政府補貼和內需疲軟，中國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才是造成產能過剩的真正原因。《法蘭克福匯報》評論稱，中國房地產危機壹日不除，德國經濟就將難有起色。
中國生產的產品之多，早已超出了世界市場的吸收能力，因此，中國同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幾乎接連不斷。《新蘇黎世報》客座評論指出，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以及內需疲軟造成了工業產能的嚴重過剩，進而給國際市場帶來了沖擊。但事實上，這樣的觀點早已過時。這篇題為《中國模式中嚴重錯誤的激勵機制》的評論寫道：
”這壹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它看重的是速度和規模，而不是生產率和差異化。正是這種體制在激勵企業生產過多的產品。事實上，產能過剩也是中國現行經濟制度可以預見的必然結果。
造成中國生產過剩的根本原因，是壹個各方意想不到的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幹部的業績評估和提拔制度。在黨的官僚體系中，評估地方官員政績的主要標准是經濟增長、就業以及稅收。中國最大的單壹稅種-增值稅，由中央政府和提供生產和服務的所在地政府平分，而消費上述產品的所在地政府則不會獲得這壹稅務收入。
該制度決定了生產地才能分配到增值稅收入，從而鼓勵了地方政府不斷擴建大型生產中心的規模。地方官員會想法設法，挽留上流和下流企業，以盡可能擴大稅收基礎。這種特殊的稅收制度也解釋了中國為何會出現大量密集型工業基地的原因：電動車生產線的附近會有電池生產廠家，而生產光伏產品的企業則會集中在原料和配件供貨商附近。
在這種制度的鼓勵之下，地方官員的行為方式更像是產業投資者和風投玩家。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模式確實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偏遠省份照搬這壹模式時，很多項目往往達不到預期，並給地方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在中國經濟令人咋舌的快速崛起期間，這壹制度性功能失調的問題被其他壹些因素所掩飾，但現如今這些因素已經漸漸失去了影響力。2020年之後發生的壹些變化，例如房地產市場崩盤、當局對私營企業加強監管，使得中國錯誤的激勵機制變得更加突出。由於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只可以租賃使用，因此地方官員並不需要完全依賴發展工業。但2021年至2022年，隨著房地產泡沫的徹底破裂，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滑坡。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又開始加強監管那些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的融資工具，如專項以及短期債券等等。於是乎，地方政府填補財政缺口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在此背景下，擴張工業產能就成了地方官員推動增長、創造就業以及增加稅收的唯壹可靠杠杆。”
《新蘇黎世報》評論指出，中國特有的稅制以及黨政官員的晉升機制促成了中國工業產能的快速擴張，而國有銀行體系壹味重點扶持政府項目的做法，又導致了產能的重復建設和效率低下。
“綜上所述，企業、投資者和地方官員都在各自層面上做出了理智決策，但最終結果卻是產能過剩。有鑒於此，中國改變其制度性的激勵機制已經勢在必行。但迄今為止，北京只進行了微不足道的調整。要建立壹個鼓勵創新、避免產能過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中國必須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北京需要制定並執行鼓勵競爭的政策，大膽創新應得到鼓勵。相反，只要知識產權、公平競爭得不到法律保障，廉價的效仿者就會層出不窮。
減少過剩產能是對中國自我糾錯能力的終極測試。中國模式最終將走向衰敗，還是能夠再創輝煌，壹切都將取決於此。”
《法蘭克福匯報》評論認為，中國曠日持久的房地產危機，正在對德國經濟造成越來越大的沖擊：
”為了遏制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北京在肆年前出台了限制房產企業借貸的嚴格規定，但此舉卻最終引爆了房地產危機。而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又給全球市場造成了壹個數以千億計歐元的消費缺口。因為資產嚴重縮水的中國人突然不敢花錢了。
建築產業整體陷入了困境，中國對鋼鐵和水泥的需求量大幅滑坡，上述建材大量湧入國際市場，在壹系列連鎖反應中，德國的蒂森克虜伯等公司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令人沮喪的是，在上述領域，德國經濟目前仍看不到轉機。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已經進入第伍個年頭。至於危機是否已經觸底，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仍莫衷壹是。目前，另壹個房地產巨頭萬科也陷入了困境，債權人正在討論該公司的前景，這壹發展加劇了中國購房者的不安全感，也使相關各方都感受到了前景的不確定。這壹負面發展也將波及德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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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產的產品之多，早已超出了世界市場的吸收能力，因此，中國同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幾乎接連不斷。《新蘇黎世報》客座評論指出，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以及內需疲軟造成了工業產能的嚴重過剩，進而給國際市場帶來了沖擊。但事實上，這樣的觀點早已過時。這篇題為《中國模式中嚴重錯誤的激勵機制》的評論寫道：
”這壹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它看重的是速度和規模，而不是生產率和差異化。正是這種體制在激勵企業生產過多的產品。事實上，產能過剩也是中國現行經濟制度可以預見的必然結果。
造成中國生產過剩的根本原因，是壹個各方意想不到的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幹部的業績評估和提拔制度。在黨的官僚體系中，評估地方官員政績的主要標准是經濟增長、就業以及稅收。中國最大的單壹稅種-增值稅，由中央政府和提供生產和服務的所在地政府平分，而消費上述產品的所在地政府則不會獲得這壹稅務收入。
該制度決定了生產地才能分配到增值稅收入，從而鼓勵了地方政府不斷擴建大型生產中心的規模。地方官員會想法設法，挽留上流和下流企業，以盡可能擴大稅收基礎。這種特殊的稅收制度也解釋了中國為何會出現大量密集型工業基地的原因：電動車生產線的附近會有電池生產廠家，而生產光伏產品的企業則會集中在原料和配件供貨商附近。
在這種制度的鼓勵之下，地方官員的行為方式更像是產業投資者和風投玩家。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模式確實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偏遠省份照搬這壹模式時，很多項目往往達不到預期，並給地方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在中國經濟令人咋舌的快速崛起期間，這壹制度性功能失調的問題被其他壹些因素所掩飾，但現如今這些因素已經漸漸失去了影響力。2020年之後發生的壹些變化，例如房地產市場崩盤、當局對私營企業加強監管，使得中國錯誤的激勵機制變得更加突出。由於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只可以租賃使用，因此地方官員並不需要完全依賴發展工業。但2021年至2022年，隨著房地產泡沫的徹底破裂，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滑坡。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又開始加強監管那些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的融資工具，如專項以及短期債券等等。於是乎，地方政府填補財政缺口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在此背景下，擴張工業產能就成了地方官員推動增長、創造就業以及增加稅收的唯壹可靠杠杆。”
《新蘇黎世報》評論指出，中國特有的稅制以及黨政官員的晉升機制促成了中國工業產能的快速擴張，而國有銀行體系壹味重點扶持政府項目的做法，又導致了產能的重復建設和效率低下。
“綜上所述，企業、投資者和地方官員都在各自層面上做出了理智決策，但最終結果卻是產能過剩。有鑒於此，中國改變其制度性的激勵機制已經勢在必行。但迄今為止，北京只進行了微不足道的調整。要建立壹個鼓勵創新、避免產能過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中國必須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北京需要制定並執行鼓勵競爭的政策，大膽創新應得到鼓勵。相反，只要知識產權、公平競爭得不到法律保障，廉價的效仿者就會層出不窮。
減少過剩產能是對中國自我糾錯能力的終極測試。中國模式最終將走向衰敗，還是能夠再創輝煌，壹切都將取決於此。”
《法蘭克福匯報》評論認為，中國曠日持久的房地產危機，正在對德國經濟造成越來越大的沖擊：
”為了遏制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北京在肆年前出台了限制房產企業借貸的嚴格規定，但此舉卻最終引爆了房地產危機。而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又給全球市場造成了壹個數以千億計歐元的消費缺口。因為資產嚴重縮水的中國人突然不敢花錢了。
建築產業整體陷入了困境，中國對鋼鐵和水泥的需求量大幅滑坡，上述建材大量湧入國際市場，在壹系列連鎖反應中，德國的蒂森克虜伯等公司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令人沮喪的是，在上述領域，德國經濟目前仍看不到轉機。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已經進入第伍個年頭。至於危機是否已經觸底，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仍莫衷壹是。目前，另壹個房地產巨頭萬科也陷入了困境，債權人正在討論該公司的前景，這壹發展加劇了中國購房者的不安全感，也使相關各方都感受到了前景的不確定。這壹負面發展也將波及德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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