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内卷式"竞争,要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见的脚"
在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企业采取了这种策略性扩张产能的手段，不过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湖北某新能源公司。2019年，全球储能市场基本饱和，该公司此时刚刚成立却加大投资，耗资近千亿元在武汉、孝感和绍兴等地提前布局多个生产基地，以至于两三年内其规划产能达到了数百GWh级别，迅速跻身国内电池企业产能规划的第一梯队。幸运的是，它赌对了。2021-2023年，在全球能源危机出现、新能源汽车产量井喷、锂电池成本大幅下降和各国能源政策支持等多重背景下，储能需求出现了大爆发。凭借超前的产能布局，该新能源公司成为全球储能电池市场的前五大企业之一。
然而，江西某农牧公司的逆势扩张则成为失败的反例。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9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该农牧公司预判之后需求会大幅增加，于是在2019-2021年投入了大量资金租赁栏舍、外购种猪和技术改造。不幸的是，它押错了。受疫情以及同行供给扩张等因素影响，2021年肥猪大量上市时猪价已经大幅下跌，价格甚至不足以覆盖公司的饲料和人工费用，最终亏损严重。
然后看需求侧，多数文章在讨论产能过剩时都忽视了这一视角。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供过于求，但供给的过剩只是相对的，因为可能还有其它潜在需求没有满足。打个比方。一个人富裕之后，除了想吃米饭，还想吃海鲜，但市场上只能买到大量同质的大米。此时，我们当然可以说大米产能过剩，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海鲜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因此，要避免供给侧的恶性竞争，前提是需求侧的多元化偏好能够通过市场充分显示，至少是没有被压抑。然而，目前需求侧的状态并没有满足上述前提。当前我们对于制造业产品或物质产品的需求已有较多关注和重视，但对服务需求、精神产品的需求重视不够。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中，食品支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住房支出大约占30%-50%。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的比例会下降；伴随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住房支出的比例也会下降。那么，剩下的支出空间很可能是由服务需求和精神产品的需求来填充。事实上，育儿、教辅、养老、旅游、文娱等方面的需求都没有被充分释放或者足够满足。举例来说，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在多数城市恐怕都很难找到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这是导致当前出生率很低的根本原因之一。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观影支出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一方面大量的有效需求没有被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工业产品又集中于已经被满足的需求领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经常看到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导致的严重内卷，但很少看到服务业领域的严重内卷。比如，中国金融业为什么没有像制造业那样卷到全世界呢？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破除内卷式竞争的对策
理解了产能过剩的原因，破解内卷式竞争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从供给侧来说，减少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么它们会通过获取信息和试错的方式，形成一种默契均衡或者协调各自的投资方向，从而减少重复投资和避免产能过剩。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政治目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的非市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当前政治经济格局下，地方官员要追求经济发展，而任期又短（通常不足三年），必然会在短期内锚定重点产业加大投资，并且大量借债。因此，如果不能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产能过剩和地方债问题一样，其实是无解的。怎么办？治本之策就是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即让地方官员不再以GDP考核为指挥棒，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那该怎么办呢？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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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湖北某新能源公司。2019年，全球储能市场基本饱和，该公司此时刚刚成立却加大投资，耗资近千亿元在武汉、孝感和绍兴等地提前布局多个生产基地，以至于两三年内其规划产能达到了数百GWh级别，迅速跻身国内电池企业产能规划的第一梯队。幸运的是，它赌对了。2021-2023年，在全球能源危机出现、新能源汽车产量井喷、锂电池成本大幅下降和各国能源政策支持等多重背景下，储能需求出现了大爆发。凭借超前的产能布局，该新能源公司成为全球储能电池市场的前五大企业之一。
然而，江西某农牧公司的逆势扩张则成为失败的反例。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9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该农牧公司预判之后需求会大幅增加，于是在2019-2021年投入了大量资金租赁栏舍、外购种猪和技术改造。不幸的是，它押错了。受疫情以及同行供给扩张等因素影响，2021年肥猪大量上市时猪价已经大幅下跌，价格甚至不足以覆盖公司的饲料和人工费用，最终亏损严重。
然后看需求侧，多数文章在讨论产能过剩时都忽视了这一视角。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供过于求，但供给的过剩只是相对的，因为可能还有其它潜在需求没有满足。打个比方。一个人富裕之后，除了想吃米饭，还想吃海鲜，但市场上只能买到大量同质的大米。此时，我们当然可以说大米产能过剩，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海鲜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因此，要避免供给侧的恶性竞争，前提是需求侧的多元化偏好能够通过市场充分显示，至少是没有被压抑。然而，目前需求侧的状态并没有满足上述前提。当前我们对于制造业产品或物质产品的需求已有较多关注和重视，但对服务需求、精神产品的需求重视不够。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中，食品支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住房支出大约占30%-50%。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的比例会下降；伴随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住房支出的比例也会下降。那么，剩下的支出空间很可能是由服务需求和精神产品的需求来填充。事实上，育儿、教辅、养老、旅游、文娱等方面的需求都没有被充分释放或者足够满足。举例来说，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在多数城市恐怕都很难找到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这是导致当前出生率很低的根本原因之一。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观影支出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一方面大量的有效需求没有被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工业产品又集中于已经被满足的需求领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经常看到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导致的严重内卷，但很少看到服务业领域的严重内卷。比如，中国金融业为什么没有像制造业那样卷到全世界呢？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破除内卷式竞争的对策
理解了产能过剩的原因，破解内卷式竞争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从供给侧来说，减少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么它们会通过获取信息和试错的方式，形成一种默契均衡或者协调各自的投资方向，从而减少重复投资和避免产能过剩。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政治目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的非市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当前政治经济格局下，地方官员要追求经济发展，而任期又短（通常不足三年），必然会在短期内锚定重点产业加大投资，并且大量借债。因此，如果不能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产能过剩和地方债问题一样，其实是无解的。怎么办？治本之策就是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即让地方官员不再以GDP考核为指挥棒，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那该怎么办呢？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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