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内卷式"竞争,要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见的脚"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下大力气整治过度竞争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建议》里提到的内卷式竞争，就是过度竞争。《建议》先提到“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后提到“整治‘内卷式’竞争”，在我看来并非偶然。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内卷式竞争的主要推动者就是地方政府，因此整治过度竞争，主要是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见的脚”，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造成产能过剩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或过度竞争，首先要全面了解内卷式竞争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前所述，产能过剩会加剧价格战，因此本文下面将聚焦产能过剩。我们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看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地区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经济学家的研究早已证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地区竞争的动力来自地方官员的激励。通过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尹振东和聂辉华，2020）。但地区竞争的负面后果是，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统一大市场，并加剧产能过剩。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只要中央确定了重点产业目录，地方就会围绕重点产业目录招商引资，并为此提供土地、税收和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这些产业更容易获得中央部委审批、银行贷款，同时体现地方对中央战略的贯彻实施能力，这是政治上正确并且经济上有收益的无风险选项。然而，如果每个地方都如此行动，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此时，地方政府之间也陷入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囚徒困境：如果作为竞争对手或“对标”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大力发展了重点产业，而本地却无所作为，那么当地官员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丢分。因此，即便有产能过剩的风险，所有地方政府也会争先恐后根据国家战略布局本地产业，最终导致产能明显过剩。
以上只是静态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后果可能更加恶劣。即便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即便地方预计中央会整顿产能过剩，地方也不会收手，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因为历史经验显示，中央在推动“去产能”过程中，通常会采取“保大不保小”的策略，即让那些产能较低的地方关闭当地产能，保留那些规模较大的产能，从事后来看这样显然更符合效率原则。于是，那些产能扩张最厉害的地方，反而在产能整顿过程中幸存下来，然后在下一个供不应求的经济周期中，幸运地成为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的这种策略性行为，决定了产能过剩是重点产业政策的必然产物。我们之前在研究僵尸企业时就发现，企业明知会过剩但依然扩张产能，地方政府明知会过剩依然支持本地企业扩张产能，本质上就是一种押注式的政企合谋，逻辑和当前的产能过剩是一样的（聂辉华等，2016）。
事实上，如果我们梳理这几年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所有严重过剩的行业，几乎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这包括：钢铁、电解铝、光伏、汽车、水泥和石化。上述行业都曾经或者目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同时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产业链条较长、投资额度较大、税收贡献较多的行业，也是出口比例较低的行业（光伏除外）。国内市场同质且过剩，国外市场很难打开，恶性竞争当然难以避免。
供给侧的另一个主体是企业，它们推动产能过剩的行为基本上属于一种策略性市场行为。从理论上讲，如果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预期到产能过剩，不盈利的企业就会退出市场，盈利的企业才会留在市场，最终市场利润等于平均水平。当然，企业进入和退出需要时间，因此在某些阶段确实会存在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不会成为长期存在的均衡现象。在均衡调整过程中，一些企业会采取比较冒险的策略性行为：在行业处于产能过剩时期，通过加大投资、研发和收购实现逆势扩张，然后在下一个供不应求的经济周期中获取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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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产能过剩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或过度竞争，首先要全面了解内卷式竞争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前所述，产能过剩会加剧价格战，因此本文下面将聚焦产能过剩。我们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看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地区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经济学家的研究早已证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地区竞争的动力来自地方官员的激励。通过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尹振东和聂辉华，2020）。但地区竞争的负面后果是，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统一大市场，并加剧产能过剩。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只要中央确定了重点产业目录，地方就会围绕重点产业目录招商引资，并为此提供土地、税收和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这些产业更容易获得中央部委审批、银行贷款，同时体现地方对中央战略的贯彻实施能力，这是政治上正确并且经济上有收益的无风险选项。然而，如果每个地方都如此行动，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此时，地方政府之间也陷入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囚徒困境：如果作为竞争对手或“对标”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大力发展了重点产业，而本地却无所作为，那么当地官员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丢分。因此，即便有产能过剩的风险，所有地方政府也会争先恐后根据国家战略布局本地产业，最终导致产能明显过剩。
以上只是静态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后果可能更加恶劣。即便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即便地方预计中央会整顿产能过剩，地方也不会收手，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因为历史经验显示，中央在推动“去产能”过程中，通常会采取“保大不保小”的策略，即让那些产能较低的地方关闭当地产能，保留那些规模较大的产能，从事后来看这样显然更符合效率原则。于是，那些产能扩张最厉害的地方，反而在产能整顿过程中幸存下来，然后在下一个供不应求的经济周期中，幸运地成为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的这种策略性行为，决定了产能过剩是重点产业政策的必然产物。我们之前在研究僵尸企业时就发现，企业明知会过剩但依然扩张产能，地方政府明知会过剩依然支持本地企业扩张产能，本质上就是一种押注式的政企合谋，逻辑和当前的产能过剩是一样的（聂辉华等，2016）。
事实上，如果我们梳理这几年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所有严重过剩的行业，几乎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这包括：钢铁、电解铝、光伏、汽车、水泥和石化。上述行业都曾经或者目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同时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产业链条较长、投资额度较大、税收贡献较多的行业，也是出口比例较低的行业（光伏除外）。国内市场同质且过剩，国外市场很难打开，恶性竞争当然难以避免。
供给侧的另一个主体是企业，它们推动产能过剩的行为基本上属于一种策略性市场行为。从理论上讲，如果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预期到产能过剩，不盈利的企业就会退出市场，盈利的企业才会留在市场，最终市场利润等于平均水平。当然，企业进入和退出需要时间，因此在某些阶段确实会存在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不会成为长期存在的均衡现象。在均衡调整过程中，一些企业会采取比较冒险的策略性行为：在行业处于产能过剩时期，通过加大投资、研发和收购实现逆势扩张，然后在下一个供不应求的经济周期中获取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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