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内卷式"竞争,要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见的脚"
过度竞争导致没有创新
市场竞争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手段，然而过度竞争却可能导致资源错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产业界曾明确提出企业“过度竞争”的担忧。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市场竞争不存在过度问题。这显然是幼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就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确实存在过度的市场竞争。比如一个行业中，多家企业打价格战，最后的均衡状态很可能是价格由最低的边际成本决定。在这个价格上，很多企业会亏损，而且幸存的企业也不一定能盈利，因为它们无法收回固定成本。即便获得了微薄的利润，也难以进行持续的创新，因为创新需要冒险，而冒险需要较高的利润支持（这是熊彼特假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存在恶性的价格竞争。这似乎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认为，完全竞争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但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创新！
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又能看到很多企业在不断地创新，那是因为它们既有适当的竞争压力，同时又有一定的利润。因此，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型关系，这正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菲利普·阿吉翁的研究成果（Aghion et al.，2005）。
除了恶性的价格战，过度竞争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在博弈论中，“公地的悲剧”就是一种典型的产能过剩。在一个市场上，每个企业都希望提高产量，这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但提高产量也会拉低价格，只不过扩产的企业只承担了拉低价格的部分后果。这种负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总产量太高，甚至超过了需求量，以至于所有企业都减少了利润。从企业的角度讲，过度扩张产能就是一种恶性竞争。这里的“过度”是指超过利润最大化的临界产量。
在现实中，价格战和产能过剩往往是相关的。因为全行业产能过剩，所以企业只能通过打价格战来打败对手，这应该是当前过度竞争的主要表现。但价格战也经常发生在一个行业兴起或扩张阶段，比如前几年网约车市场上“滴滴”和“快的”的价格战，以及今年京东、美团和饿了么三大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外卖大战，都与产能过剩无关。但不管是价格战还是产能过剩，都是过度的竞争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且导致整个行业都成为低效率的输家。2017年，《人民日报》曾经两次发文批评“最低价中标”现象，并将这种恶性竞争的后果形象地概括为“饿死同行、累死自己、坑死业主”。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产能过剩和价格战一样，都是一种囚徒困境，所以即便所有企业预见到这种后果，单靠自身的力量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等外部力量的干预，才能矫正市场失灵。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过度竞争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这一问题的后果尤其严重。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老牌制造业大国之和。在外贸“新三样”中，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的市场份额分别占全球60%、70%和80%以上。不夸张地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很可能是空前且绝后的。如果延续过度竞争的老路，不仅会导致国内市场的资源错配，而且可能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损害中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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