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公安部长神秘死亡 周恩来下令彻查到底
1973年12月初，华国锋召开破案小组会议，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华国锋在会上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建议他们看毛主席所说的明代三大疑案。
华国锋明确了有“自杀” “他杀”两种可能。吴忠在卫戍区召开破案组会议，鼓励大家发言。这样慢慢地，大家才敢谈论自杀的根据，杨贵的工作也顺利多了。为了说服对方，按照华国锋的指示，杨贵将“他杀”的根据一个一个地排查否定，最后查明就是自杀。于桑、刘复之的结论是对的。
1974年1月初，吴忠领导的破案组在事实面前，确认李震是自杀。既然是自杀，与于桑、刘复之无关，那就应放人。祝家耀、徐海涛反对，称于、刘有 “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华国锋知道能让他们转弯已很不容易，便同意核心小组的意见，先召开大组(即相当于“文革”前的局级)和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核心小组的成员最终同意自杀一说，但是祝家耀及一些部队干部心里并不服气。部里的清查必须结束，而且越早越好。这个担子最后落在杨贵的身上。杨贵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的责任。杨贵讲话后， 解放了绝大部分审查、受牵连的干部，公安部内的气氛逐渐和缓，正常的业务工作慢慢开展起来。
会议宣布李震是自杀后，公安部内部没有再生事端。
华国锋建议：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4年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吴忠和破案组的人谈话。华国锋向周恩来建议，既然于桑与此无关，应放出来。周恩来同意后，第二天，华国锋到卫戍区召开破案组和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他在会上宣布:“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刘复之是华侨，放他在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华国锋当场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人员表态。他先问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施义之。施是从部队来的，老同志比造反派遵守纪律。施说:“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华国锋紧跟了一句:“给你一周时间。”随后又说:“你和吴忠一起接于桑出来。”由于于桑的家就在公安部院里，为了便于核心小组做善后工作，大家商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万寿路招待所住几天。
13日，吴忠、施义之将于桑接回来，并给他看了周恩来批准的报告。这时，于桑被关了近3个月。于桑回部里作了检查，那些人仍不放过他，大会小会让他检查。但是他恢复了工作，周恩来指示，他仍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官复原职。周恩来承认自己当初也搞错了，表示道歉。
刘复之被多关了几个月，但是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们只好同意放人。1974年底，华国锋做通了吴忠的工作，由吴忠出面在破案组提出了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理由是:隔离久了对他身体不利。华国锋为了不授人以柄，减少阻力，说:解除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暂时不恢复工作。其实这都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一直很关心这些人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1975年1月，刘复之被放出来， 已被关了15个月。他回来后， 公安部内的军队干部、造反派仍不放过他，批判他，一直到粉碎 “四人帮”后才停止。
1974年1月中旬，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判周公(影射周恩来)，不少地方开始明里暗里批周恩来。华国锋告诫施义之:“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都不要表态。”不让他们跟着反周恩来。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是自杀，也建议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 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这次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10点多，为了缓和气氛，会议中间看了半个小时的电影《计划生育》。刘是卫生部长，看这个电影也在她的业务范围之内，可见周恩来用心良苦。周恩来很慎重，又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否则江青这些人闹起来，也办不成。
为了做公安部军队干部的工作，3月22日晚9时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一起找施义之谈话，周恩来亲自做他的工作。此时，距案发已过去了5个月。
然而，刘湘屏和公安部的一些人仍不死心，又坚持认为李是被逼而死，一直不同意自杀的说法，因此李震是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就没有作成，直到1977年底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才宣布:李震是畏罪自杀。1977年9月12日， 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将在我部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请求报告》，很快中央就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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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明确了有“自杀” “他杀”两种可能。吴忠在卫戍区召开破案组会议，鼓励大家发言。这样慢慢地，大家才敢谈论自杀的根据，杨贵的工作也顺利多了。为了说服对方，按照华国锋的指示，杨贵将“他杀”的根据一个一个地排查否定，最后查明就是自杀。于桑、刘复之的结论是对的。
1974年1月初，吴忠领导的破案组在事实面前，确认李震是自杀。既然是自杀，与于桑、刘复之无关，那就应放人。祝家耀、徐海涛反对，称于、刘有 “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华国锋知道能让他们转弯已很不容易，便同意核心小组的意见，先召开大组(即相当于“文革”前的局级)和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核心小组的成员最终同意自杀一说，但是祝家耀及一些部队干部心里并不服气。部里的清查必须结束，而且越早越好。这个担子最后落在杨贵的身上。杨贵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的责任。杨贵讲话后， 解放了绝大部分审查、受牵连的干部，公安部内的气氛逐渐和缓，正常的业务工作慢慢开展起来。
会议宣布李震是自杀后，公安部内部没有再生事端。
华国锋建议：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4年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吴忠和破案组的人谈话。华国锋向周恩来建议，既然于桑与此无关，应放出来。周恩来同意后，第二天，华国锋到卫戍区召开破案组和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他在会上宣布:“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刘复之是华侨，放他在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华国锋当场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人员表态。他先问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施义之。施是从部队来的，老同志比造反派遵守纪律。施说:“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华国锋紧跟了一句:“给你一周时间。”随后又说:“你和吴忠一起接于桑出来。”由于于桑的家就在公安部院里，为了便于核心小组做善后工作，大家商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万寿路招待所住几天。
13日，吴忠、施义之将于桑接回来，并给他看了周恩来批准的报告。这时，于桑被关了近3个月。于桑回部里作了检查，那些人仍不放过他，大会小会让他检查。但是他恢复了工作，周恩来指示，他仍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官复原职。周恩来承认自己当初也搞错了，表示道歉。
刘复之被多关了几个月，但是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们只好同意放人。1974年底，华国锋做通了吴忠的工作，由吴忠出面在破案组提出了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理由是:隔离久了对他身体不利。华国锋为了不授人以柄，减少阻力，说:解除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暂时不恢复工作。其实这都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一直很关心这些人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1975年1月，刘复之被放出来， 已被关了15个月。他回来后， 公安部内的军队干部、造反派仍不放过他，批判他，一直到粉碎 “四人帮”后才停止。
1974年1月中旬，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判周公(影射周恩来)，不少地方开始明里暗里批周恩来。华国锋告诫施义之:“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都不要表态。”不让他们跟着反周恩来。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是自杀，也建议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 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这次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10点多，为了缓和气氛，会议中间看了半个小时的电影《计划生育》。刘是卫生部长，看这个电影也在她的业务范围之内，可见周恩来用心良苦。周恩来很慎重，又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否则江青这些人闹起来，也办不成。
为了做公安部军队干部的工作，3月22日晚9时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一起找施义之谈话，周恩来亲自做他的工作。此时，距案发已过去了5个月。
然而，刘湘屏和公安部的一些人仍不死心，又坚持认为李是被逼而死，一直不同意自杀的说法，因此李震是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就没有作成，直到1977年底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才宣布:李震是畏罪自杀。1977年9月12日， 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将在我部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请求报告》，很快中央就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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