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公安部长神秘死亡 周恩来下令彻查到底
谢富治
1969年初，在所谓机构改革中，公安部由1200人减至100人左右。后来，除留下40个造反派成员外，其余干部包括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连同家属在内，春节后一律送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和湖北沙洋农场(干校)劳动。
1970年，于桑、刘复之回到北京参加公安部核心小组工作。于桑，16岁参加红军，19岁入党，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性格内向，但在工作中却是一个敢于讲话、敢于负责的干部。刘复之， 20岁参加革命，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掌握着公安部的中枢，有主见、有头脑，性格开朗，含而不露。
“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会上，于桑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他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提意见时，刘复之和于桑的看法一致。群众提的意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砸烂公检法”;下放到 “五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文革”以来社会治安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等。
但这些意见并未得到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的认同，他们反而指责于桑、刘复之带头“算旧账”。“算旧账”就是要否定 “文化大革命”，这样就造成了公安部的造反派、军队干部与公安部老干部之间的矛盾。1972年底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撤销“三支两军”后，大部分部队干部都回到了部队，但公安部没有宣布过军管，军队干部基本没有走。1972年冬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有人反 “算旧账”，批评于桑、刘复之，在准备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但由于于桑坚决反对，核心小组对此争持不下，向中央的报告迟迟未能定稿。
1973年10月，李震将出差的于桑、刘复之叫回来，20日开会。会上，李震说:“算旧账” 的事要收收口。于桑和曾威双方拍了桌子，不欢而散。星期一继续开会，就是不见李震，一开始以为他到周总理那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中午，两名工人在公安部机关大院东南角的地下热力管道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正好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回家(住在公安部大院内)碰上，马上叫人通知核心小组。施义之、于桑、 曾威、刘复之等都赶了过来，刘湘屏要于桑和曾威下去看现场。李震半躺半跪在地下通道里，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估计是21日深夜死的，口袋里装有安眠药。
22日开始，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的调查，作出结论: 李震是自杀。他实事求是，如实报告。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份报告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给他招来了“牢狱”之灾。
结论引发不满，于、刘招来“牢狱”之灾
刘湘屏（谢富治的妻子）
这里不得不提到刘湘屏。她原是第八机械工业部一名局级干部，1970年6月被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副主任(八机部和一机部合并)，1973年7月至1976年10月任卫生部部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中共十大，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刘湘屏和李震同在太行地区工作，李震死前几天还到过她家，他们相当熟悉。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问题，她极力说于桑处理得不对， 说于桑是老公安，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她认为李震是“他人谋杀”，于桑、刘复之就是后台。
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李震之死给他的压力很大，他说: 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 认为他死于中共十大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之前，考虑问题要深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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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在所谓机构改革中，公安部由1200人减至100人左右。后来，除留下40个造反派成员外，其余干部包括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连同家属在内，春节后一律送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和湖北沙洋农场(干校)劳动。
1970年，于桑、刘复之回到北京参加公安部核心小组工作。于桑，16岁参加红军，19岁入党，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性格内向，但在工作中却是一个敢于讲话、敢于负责的干部。刘复之， 20岁参加革命，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掌握着公安部的中枢，有主见、有头脑，性格开朗，含而不露。
“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会上，于桑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他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提意见时，刘复之和于桑的看法一致。群众提的意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砸烂公检法”;下放到 “五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文革”以来社会治安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等。
但这些意见并未得到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的认同，他们反而指责于桑、刘复之带头“算旧账”。“算旧账”就是要否定 “文化大革命”，这样就造成了公安部的造反派、军队干部与公安部老干部之间的矛盾。1972年底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撤销“三支两军”后，大部分部队干部都回到了部队，但公安部没有宣布过军管，军队干部基本没有走。1972年冬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有人反 “算旧账”，批评于桑、刘复之，在准备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但由于于桑坚决反对，核心小组对此争持不下，向中央的报告迟迟未能定稿。
1973年10月，李震将出差的于桑、刘复之叫回来，20日开会。会上，李震说:“算旧账” 的事要收收口。于桑和曾威双方拍了桌子，不欢而散。星期一继续开会，就是不见李震，一开始以为他到周总理那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中午，两名工人在公安部机关大院东南角的地下热力管道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正好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回家(住在公安部大院内)碰上，马上叫人通知核心小组。施义之、于桑、 曾威、刘复之等都赶了过来，刘湘屏要于桑和曾威下去看现场。李震半躺半跪在地下通道里，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估计是21日深夜死的，口袋里装有安眠药。
22日开始，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的调查，作出结论: 李震是自杀。他实事求是，如实报告。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份报告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给他招来了“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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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屏（谢富治的妻子）
这里不得不提到刘湘屏。她原是第八机械工业部一名局级干部，1970年6月被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副主任(八机部和一机部合并)，1973年7月至1976年10月任卫生部部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中共十大，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刘湘屏和李震同在太行地区工作，李震死前几天还到过她家，他们相当熟悉。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问题，她极力说于桑处理得不对， 说于桑是老公安，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她认为李震是“他人谋杀”，于桑、刘复之就是后台。
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李震之死给他的压力很大，他说: 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 认为他死于中共十大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之前，考虑问题要深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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