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炸鍋:"新冠疫苗之父"榮譽清零、獎章被收
11月28日，中國科協發布公告，撤銷楊曉明、徐佐所獲全國創新爭先獎獎狀，收回獎章和證書。
全國創新爭先獎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科協、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共同設立，按固定周期評選，面向科技工作者個人和團隊，在國家層面科技人才榮譽中位置很靠前。
外界注意到，這次撤獎發生在案件進展已經公開之後。楊曉明被撤獎前，紀律審查和司法程序已經啟動並有了對外通報。
獎勵機構在這個時間點追撤榮譽，表達的意思很清楚：工作上的貢獻可以記錄在案，行為上的底線不能模糊，榮譽也不是拿到就壹勞永逸。
楊曉明長期在國藥體系從事疫苗研發和產業化工作，曾任國藥集團總工程師、首席科學家，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等職務。
新冠疫情暴發後，他參與推進新冠滅活疫苗的研發和上市，有壹段時間被媒體和壹些業內人士稱為“新冠疫苗之父”。
公開信息顯示，2024年4月，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終止，相關職務同步被撤。楊曉明涉嫌在疫苗生產設備采購、科研資金審批等環節中，收受巨額回扣，同時違規轉移研發資金，涉案金額達數億元。
到了2025年10月前後，案件進入更明確的司法階段，方向集中在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等。
壹個月後，科技獎勵體系宣布撤獎，形成了壹條清晰的處理鏈條：先有組織處理和問責，再有案件進入司法程序，隨後榮譽追溯跟進。
公告文字裡重點寫的是“違紀違法”，沒有把撤獎理由寫成科研造假或技術失誤。對公眾拾分敏感的疫苗安全問題，現有公開材料多次強調：個人涉案行為與疫苗質量安全沒有聯系，疫苗質量經權威檢測和監管體系驗證，沒有發現安全性問題。
對相關部門而言，壹方面要按程序追責，另壹方面要避免把個人廉潔問題擴散成公共衛生產品風險，這條線拿捏起來並不輕松。
為何撤獎：從受賄到權力尋租
目前可以確認的是，楊曉明被追責的重點不在學術不端，而在職務行為的清廉和合規。公開信息提到的主要法律問題集中在兩類：
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
受賄行為通常出現在招標采購、合作准入、項目審批、經費撥付等環節，利用職務上的權力為他人辦事，收取不合法的財物回報。濫用職權壹般指越權決策，繞開集體決策和監督程序，違規幹預流程，導致公共資金使用秩序被打亂，國有資產面臨更高風險。
這些行為具體發生在哪些項目、涉及哪些單位和個人、金額如何認定，還需要等待起訴書、判決書等司法文書的公開。
這類違法指控壹旦出現在醫藥和疫苗領域，很容易引發社會關注，背後原因很現實。
疫苗屬於強監管產品，研發、臨床、審批、批簽發、上市後監測等環節，都有相對明確的制度關口，單壹個人難以在技術鏈條上完全掌控全局。
資金和采購鏈條的情況更復雜，專業門檻高，信息差距大，資金量也更可觀，容易出現灰色空間。
在大型央企體系中，既掌握技術話語權又握有管理權的關鍵崗位人員，可以同時影響技術路線、供應商選擇和經費安排，壹旦在這裡出現權力尋租，影響面會更廣。
為何要強調“與疫苗安全無關”在輿論傳播中，“人出問題”很容易被簡單理解為“產品也有問題”。
疫情記憶還很近，任何與疫苗研發關鍵人物有關的負面信息，都可能被放大、被誤讀，甚至被謠言利用。
相關部門在信息溝通中反復強調“與疫苗安全無關”，首要目的是穩住公眾對疫苗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基本信任，避免把廉潔問題直接拖到公共健康恐慌的層面。
另壹個目的，是把問題拉回兩條清晰的軌道：疫苗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交給監管數據、真實世界研究和藥物警戒體系去回答；違紀違法問題，由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程序來處理。
兩條軌道都重要，各有邊界，不能混在壹起。
功勞不等於護身符
全國創新爭先獎是對創新成果的壹種認可，也帶有示范和引導作用。撤銷獎狀、收回獎章和證書，說明獎勵體系對獲獎人可以事後核查，也可以按規定把榮譽收回。
這類處理針對的是獲獎人的違紀違法行為，處理的是人和責任，不是在對科研成果本身下“成果不成立”的結論。
榮譽是壹種公開的背書，靠的是社會信任。獲獎人壹旦出現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榮譽還留著，獎項的可信度會下降，也容易給行業帶來錯誤示范。
把它放到新冠那段經歷裡看，這個問題更容易引發情緒。疫情期間，傳播裡常用“英雄敘事”，把復雜的系統能力和集體投入，壓縮成少數人的標簽，方便集中資源，也方便穩定預期。個人被捧得越高，出問題後的反彈就越大，相關團隊和機構也更容易被牽連。撤獎和案件推進在時間上靠得很近，傳出的底線很清楚：科研貢獻可以肯定，違法違規要追責，兩件事分開算，不能互相抵消。
同樣被撤獎的徐佐，也曾在國藥體系內擔任重要崗位。兩人壹起被撤銷榮譽，說明壹個更明確的變化：
科技榮譽體系在建立“退出機制”。
疫苗這類成果很依賴產業鏈，研發、生產、供應鏈、采購、推廣等環節都緊密相連。很多榮譽既講科學貢獻，也講組織協調。
關鍵人物在廉潔環節失守，受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名聲，也會影響公眾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機構的信任。
更現實的問題是，怎麼把這種“壹個點出事，帶動壹片受損”的風險降下來。緊急狀態下，審批提速、產能擴張、供應鏈加速運轉，動員力度被放大，個人光環也會跟著放大。
緊急狀態過去後，治理要回到常態規則，更要把經費使用、采購、合作等環節講清楚、公開出來，讓每壹筆錢、每壹次合作都能查得明白。
反腐延伸到科研治理：經費與采購更需要透明
從更大的治理角度看，這起事件讓人看到科研和產業結合中的壹些制度空檔。疫苗研發投入大，專業要求高，經費多、采購多、合作多，管理本來就更復雜。
如果主要靠個人自覺來維持秩序，而關鍵環節又缺少制衡，壹旦權力用了不對地方，問題就會從錢花得不合規，擴大到損害社會對科研和公共產品的信任。
在國企體系裡，濫用職權的表現往往很細碎：
該走的流程被跳過，該公開比價的環節變成不公開，該集體討論的事項落到個人手裡。這樣的做法壹旦和受賄連在壹起，撤獎的意義就很清楚，是在提醒公共資源的使用必須守規則。
不少業內人士提到，下壹步更需要能落地的治理辦法。
采購和招標環節要做好。
穿透式審計和價格對比，重要項目的價格形成過程要有記錄，能查得出來。
科研經費使用要做到全流程留痕，責任劃分清楚，出了問題能找到人，也能找到環節。重大項目和供應商選擇時，要讓利益關系說清楚，出現沖突時能主動回避。
關鍵崗位人員要定期輪崗，外部第叁方評估要形成固定做法，引入更多獨立視角。技術部門、采購部門、財務和審計之間，要把職責分開，讓彼此形成牽制。
廉潔風險也要進入科技項目管理全過程，把風險控制往前推。制度越細、越明白，就越不需要靠壹次次個案來付代價。
結語：
把科學交給證據，把問責交給制度
楊曉明的榮譽被撤，核心是要把兩條邏輯說清楚。疫苗的科學評價交給證據、監管體系和數據去回答；對權力失范的追責交給法律、紀律和制度去處理。
減少“某某之父”式的個人神話，降低對單壹人物的依賴，更強調團隊貢獻和系統能力，有助於減輕信任被反復拉扯的風險。
讓榮譽服從底線，讓資源服從規則，讓監督穿透專業壁壘，這類事件帶來的震蕩才更容易被控制在制度框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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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創新爭先獎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科協、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共同設立，按固定周期評選，面向科技工作者個人和團隊，在國家層面科技人才榮譽中位置很靠前。
外界注意到，這次撤獎發生在案件進展已經公開之後。楊曉明被撤獎前，紀律審查和司法程序已經啟動並有了對外通報。
獎勵機構在這個時間點追撤榮譽，表達的意思很清楚：工作上的貢獻可以記錄在案，行為上的底線不能模糊，榮譽也不是拿到就壹勞永逸。
楊曉明長期在國藥體系從事疫苗研發和產業化工作，曾任國藥集團總工程師、首席科學家，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等職務。
新冠疫情暴發後，他參與推進新冠滅活疫苗的研發和上市，有壹段時間被媒體和壹些業內人士稱為“新冠疫苗之父”。
公開信息顯示，2024年4月，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終止，相關職務同步被撤。楊曉明涉嫌在疫苗生產設備采購、科研資金審批等環節中，收受巨額回扣，同時違規轉移研發資金，涉案金額達數億元。
到了2025年10月前後，案件進入更明確的司法階段，方向集中在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等。
壹個月後，科技獎勵體系宣布撤獎，形成了壹條清晰的處理鏈條：先有組織處理和問責，再有案件進入司法程序，隨後榮譽追溯跟進。
公告文字裡重點寫的是“違紀違法”，沒有把撤獎理由寫成科研造假或技術失誤。對公眾拾分敏感的疫苗安全問題，現有公開材料多次強調：個人涉案行為與疫苗質量安全沒有聯系，疫苗質量經權威檢測和監管體系驗證，沒有發現安全性問題。
對相關部門而言，壹方面要按程序追責，另壹方面要避免把個人廉潔問題擴散成公共衛生產品風險，這條線拿捏起來並不輕松。
為何撤獎：從受賄到權力尋租
目前可以確認的是，楊曉明被追責的重點不在學術不端，而在職務行為的清廉和合規。公開信息提到的主要法律問題集中在兩類：
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
受賄行為通常出現在招標采購、合作准入、項目審批、經費撥付等環節，利用職務上的權力為他人辦事，收取不合法的財物回報。濫用職權壹般指越權決策，繞開集體決策和監督程序，違規幹預流程，導致公共資金使用秩序被打亂，國有資產面臨更高風險。
這些行為具體發生在哪些項目、涉及哪些單位和個人、金額如何認定，還需要等待起訴書、判決書等司法文書的公開。
這類違法指控壹旦出現在醫藥和疫苗領域，很容易引發社會關注，背後原因很現實。
疫苗屬於強監管產品，研發、臨床、審批、批簽發、上市後監測等環節，都有相對明確的制度關口，單壹個人難以在技術鏈條上完全掌控全局。
資金和采購鏈條的情況更復雜，專業門檻高，信息差距大，資金量也更可觀，容易出現灰色空間。
在大型央企體系中，既掌握技術話語權又握有管理權的關鍵崗位人員，可以同時影響技術路線、供應商選擇和經費安排，壹旦在這裡出現權力尋租，影響面會更廣。
為何要強調“與疫苗安全無關”在輿論傳播中，“人出問題”很容易被簡單理解為“產品也有問題”。
疫情記憶還很近，任何與疫苗研發關鍵人物有關的負面信息，都可能被放大、被誤讀，甚至被謠言利用。
相關部門在信息溝通中反復強調“與疫苗安全無關”，首要目的是穩住公眾對疫苗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基本信任，避免把廉潔問題直接拖到公共健康恐慌的層面。
另壹個目的，是把問題拉回兩條清晰的軌道：疫苗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交給監管數據、真實世界研究和藥物警戒體系去回答；違紀違法問題，由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程序來處理。
兩條軌道都重要，各有邊界，不能混在壹起。
功勞不等於護身符
全國創新爭先獎是對創新成果的壹種認可，也帶有示范和引導作用。撤銷獎狀、收回獎章和證書，說明獎勵體系對獲獎人可以事後核查，也可以按規定把榮譽收回。
這類處理針對的是獲獎人的違紀違法行為，處理的是人和責任，不是在對科研成果本身下“成果不成立”的結論。
榮譽是壹種公開的背書，靠的是社會信任。獲獎人壹旦出現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榮譽還留著，獎項的可信度會下降，也容易給行業帶來錯誤示范。
把它放到新冠那段經歷裡看，這個問題更容易引發情緒。疫情期間，傳播裡常用“英雄敘事”，把復雜的系統能力和集體投入，壓縮成少數人的標簽，方便集中資源，也方便穩定預期。個人被捧得越高，出問題後的反彈就越大，相關團隊和機構也更容易被牽連。撤獎和案件推進在時間上靠得很近，傳出的底線很清楚：科研貢獻可以肯定，違法違規要追責，兩件事分開算，不能互相抵消。
同樣被撤獎的徐佐，也曾在國藥體系內擔任重要崗位。兩人壹起被撤銷榮譽，說明壹個更明確的變化：
科技榮譽體系在建立“退出機制”。
疫苗這類成果很依賴產業鏈，研發、生產、供應鏈、采購、推廣等環節都緊密相連。很多榮譽既講科學貢獻，也講組織協調。
關鍵人物在廉潔環節失守，受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名聲，也會影響公眾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機構的信任。
更現實的問題是，怎麼把這種“壹個點出事，帶動壹片受損”的風險降下來。緊急狀態下，審批提速、產能擴張、供應鏈加速運轉，動員力度被放大，個人光環也會跟著放大。
緊急狀態過去後，治理要回到常態規則，更要把經費使用、采購、合作等環節講清楚、公開出來，讓每壹筆錢、每壹次合作都能查得明白。
反腐延伸到科研治理：經費與采購更需要透明
從更大的治理角度看，這起事件讓人看到科研和產業結合中的壹些制度空檔。疫苗研發投入大，專業要求高，經費多、采購多、合作多，管理本來就更復雜。
如果主要靠個人自覺來維持秩序，而關鍵環節又缺少制衡，壹旦權力用了不對地方，問題就會從錢花得不合規，擴大到損害社會對科研和公共產品的信任。
在國企體系裡，濫用職權的表現往往很細碎：
該走的流程被跳過，該公開比價的環節變成不公開，該集體討論的事項落到個人手裡。這樣的做法壹旦和受賄連在壹起，撤獎的意義就很清楚，是在提醒公共資源的使用必須守規則。
不少業內人士提到，下壹步更需要能落地的治理辦法。
采購和招標環節要做好。
穿透式審計和價格對比，重要項目的價格形成過程要有記錄，能查得出來。
科研經費使用要做到全流程留痕，責任劃分清楚，出了問題能找到人，也能找到環節。重大項目和供應商選擇時，要讓利益關系說清楚，出現沖突時能主動回避。
關鍵崗位人員要定期輪崗，外部第叁方評估要形成固定做法，引入更多獨立視角。技術部門、采購部門、財務和審計之間，要把職責分開，讓彼此形成牽制。
廉潔風險也要進入科技項目管理全過程，把風險控制往前推。制度越細、越明白，就越不需要靠壹次次個案來付代價。
結語：
把科學交給證據，把問責交給制度
楊曉明的榮譽被撤，核心是要把兩條邏輯說清楚。疫苗的科學評價交給證據、監管體系和數據去回答；對權力失范的追責交給法律、紀律和制度去處理。
減少“某某之父”式的個人神話，降低對單壹人物的依賴，更強調團隊貢獻和系統能力，有助於減輕信任被反復拉扯的風險。
讓榮譽服從底線，讓資源服從規則，讓監督穿透專業壁壘，這類事件帶來的震蕩才更容易被控制在制度框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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