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感染者 被攔在手術室外 ...
艾滋病毒感染者前往醫院就醫在法理層面無可厚非，但現實常常與法理錯位。
國務院2006年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第41條，明確規定“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然而現實中，很多已經住進醫院的患者在醫生得知其感染艾滋病毒後，會被以“不具備為該類患者手術的條件”等理由拒絕。
而另壹方面，《艾滋病防治條例》第38條亦規定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應當在就醫時將感染或發病事實如實告知接診醫生，然而多數患者常常因為擔心被拒診而回避這種告知義務。
這種惡性循環進壹步加劇了患者與醫療機構之間的信任危機。2024年11月底，佛山復星禪誠醫院創面修復科主任胡海濤在“丁香園”社區平台上發布“你願意收治HIV陽性患者嗎”的調研問卷，共有2335名醫務工作者參與了這次調研，結果顯示，願意收治HIV陽性患者的醫務工作者只有12.5%，近50%的醫務工作者明確表示自己會推薦患者去傳染病專科醫院接受規范治療，37.8%的醫務工作者則表示不願意收治。
在信息日益透明的今天，大眾對艾滋病的認知已有顯著提升，社會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然而，屢屢發生的拒診事件卻在提醒我們，偏見依然盤踞在診室。
誰“卡住”了艾滋病毒感染者？
張飽飽又被拒診了。
2022年11月，膝蓋韌帶斷裂兩周後，艾滋病毒感染者張飽飽等到了北醫叁院的住院名額，這是離他最近且在骨科領域比較權威的醫院，他希望能在這裡完成關節鏡手術。
因擔心被醫院拒絕住院，接受入院問詢時，他否認患有傳染病，但當天下午血檢結果出來後，他被住院醫師告知北醫叁院沒有接待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能力，並建議他去定點醫院。
張飽飽很無奈。
這不是他第壹次來北醫叁院就診，2016年他就曾在門診時坦白感染艾滋病毒而被拒絕過。
6年過去，張飽飽覺得什麼都沒有改變。
之後，張飽飽去了地壇醫院、航天總醫院、協和醫院都沒能入院，最後是北醫叁院的醫務科給了他壹位接受過艾滋病相關知識培訓且做過關節鏡手術的醫生的聯系方式，這被張飽飽視為最後壹根稻草。幸運的是，電話過去，醫生態度積極。2022年12月的最後壹周，張飽飽終於在艾滋病治療定點醫院北京地壇醫院住下。
在手術室裡，張飽飽意外地發現，主刀醫生正是當初在北醫叁院要為自己做手術的醫生。“他說這個手術我就給你做了，你不要跟別人講。”出院後，張飽飽發現，自己的手術小結、病歷上都沒有這個醫生的名字。
為什麼醫生要偷偷跑來地壇醫院給他做手術？為什麼這場本可以在北醫叁院完成的治療，最終變成了壹場隱秘的合作？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藏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就醫困難的復雜現實中。
在大多數醫院的管理規則裡，“傳染病患者”常常意味著風險，無論是隔離病房的設置、特殊手術室的配備，還是醫護人員的選擇及保護措施，艾滋病毒感染者無疑被以最高規格對待，因此許多非定點醫院都無法完全滿足接診需求。
“很多醫院對於艾滋病毒感染者並沒有壹套成熟的治療體系。”執醫生涯中已有過3次接診艾滋病毒感染者經歷的胡海濤告訴《第壹財經》YiMagazine，在他看來，成熟的體系包含了硬件、軟件及技術叁個方面，有時候並不是壹線醫生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醫療環境、設施以及管理機制成了阻礙。以他所在的創面修復科為例，就診的病人多是開放性創傷，在艾滋病毒面前屬於高風險易感染人群，然而目前科室慢性患者較多，床位使用率常年保持在120%，很難再有條件給艾滋病毒感染者單設壹個空間，“這種情況可能幾年也遇不到壹例，從投入產出比的角度考慮，院方也不太可能去投資擴大。”
此外，職業暴露的擔憂也讓許多醫生在面對艾滋病毒感染者時有所顧慮。盡管艾滋病毒的風險在規范的防護措施下微乎其微，可壹旦發生職業暴露，隨之而來的處理復雜性卻不容忽視。從阻斷治療到心理支持，再到醫院層面的保障，每壹個環節的缺失都可能加劇醫生的恐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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