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卫兵折磨起人来,比男的毫不逊色
我们家的花生油挂在房梁上，可能是怕老鼠偷油吧。没想到人也偷油吃呢。有一次父母没在家，我和弟弟踩着板凳，用一根筷子插进油坛子里，将筷子上的油抹到煎饼上，撒上一些盐粒，吃起来那个香啊，无法形容。以后再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的东西。那种感觉定然是由于肚子里缺油水而造成的。
刚才说到了吃，还有穿和住。住还算好办，山上有石头，可以用来垒墙；山上有一种植物叫黄草，非常耐腐烂，可以用来做屋顶。穿就不那么好办了。买公家织的布，很贵，没有钱买不起；只有自己织布穿。秋天，棉花收下来以后，妇女们就忙碌起来，家家都有纺线车。线纺完了，交给织布的。村里有几家专门织布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严新兴，他家有个土织布机，是用木头做的，相当复杂。我见过他织布的样子，手脚并用，非常忙活。从织布的家里拿来织好的布，再拿到染坊去染色。村里有名的染布匠是张单庭，他能够染出带花的布。所有的布都是一个颜色：深蓝色。所谓花布，就是布上面有一些白点和白色的图案而已。
夏天还好办，衣服多些少些都无所谓。常见有人穿的几乎是衣不蔽体，短裤的边缘处像是被风吹了好久的红旗那样，飘着很多带子。衣服上的补丁，是补了又补，很难见到新衣服，以至于刚穿新衣服时觉得不好意思。
冬天的日子就不那么容易过了。那时候的冬天似乎特别特别的冷，它好像总是和穷人作对，无论穿多少衣服，都觉得寒冷难耐。其实，那可能是因为身体里没有热量的缘故，身上全是瘦肉，没有脂肪，当然就不耐寒。孩子们虽然穿着很厚的棉裤，可是脚后跟依然被冻坏，直到来年夏天，冻疮才会消失。孩子们的后脖子中间都有一道很深的沟，大人说那是“馋窝子”，意思是：有这道沟意味着馋。现在看来，那哪里是什么馋？分明是缺营养的标志。
床上没有褥子，铺着的就是凉凉的席子，席子底下铺着一些秫秸，还有一些草。刚躺下的时候，席子冰冷，感觉像躺在冰块上。屋子里也是很冷，最冷的时候，早上醒来鼻子上是一层白白的霜雪。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却很少得病。孩子们也都很健康地活着，因为生病而死的很少。
生活的艰难使很多小伙子找不到媳妇，村里有不少的光棍。没有办法，总要传宗接代，于是有人就想出了“换亲”这种方式：就是把你的妹妹嫁给我，我的姐姐嫁给你。不用说，这种方式大多是以违背女性意愿为前提的。这种情况下，男方要么是家里穷，要么是长相差或者年纪大，女子们也只好委曲求全了；也有性子刚烈的，宁愿自杀，也不换亲。
至于说到公平，实在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农民们的日子度日如年，而书记家的日子却有滋有味。村里有点权的人，无不为自己捞得多一些。
在经济上，国家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个人经济存在，每家只有一小块菜地；有的人干点私活或到集上去卖点东西换点钱，就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开他的批斗会。
在教育制度方面，更是表现出不公平。那时的上学制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推荐；推荐的标准是“又红又专”，即是说出身好、思想进步，同时又学有所长。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就国家层面说，当时有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张铁生事件。记得他是上山下乡的城里青年，他在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候的大学都要在前边加上这个形容词；学生在按照上述标准选拔出来以后也象征性地进行文化考试）考试的时候，没有答题，而是发了一通牢骚，说天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怎么能够答得上来这些题；还批判了考试制度。结果，这个事情上了报纸，他不仅被录取了，而且成了人们学习的典型。于是，连最简单的考试也取消了。
我们几个村里又如何呢？在我升高中的时候（1974年），也是这种推荐制度，没有经过任何考试。我们班里所有学习好的，没有一个上高中的；上高中的那些人是所谓贫下中农烈军属的孩子，可实际上首先是村干部们的孩子，然后才轮到这些人。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学生，没有一个出身好的，也没有当官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些村干部们的孩子和贫下中农烈军属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好的。这样的推荐制度有何公正可言呢？这样推荐上去的学生，其学习结果可想而知。有的人因为听不懂高中课程而退学，不退学的，有的则因为听不懂而愁得哭。
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就像在一个封闭的轨道里，周而复始，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治安，确实比较好，极少发生失窃事件，几乎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一旦抓住小偷小摸，不是开批斗会，就是蹲监狱。然而，人们依然没有安全感，因为政治的恐怖已经渗透到人们心中，说话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假如哪一句话说错，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轻者入监，重者死刑。另外的不安因素就是来自帮派之间的争斗，有的地方动刀枪，听说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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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刚才说到了吃，还有穿和住。住还算好办，山上有石头，可以用来垒墙；山上有一种植物叫黄草，非常耐腐烂，可以用来做屋顶。穿就不那么好办了。买公家织的布，很贵，没有钱买不起；只有自己织布穿。秋天，棉花收下来以后，妇女们就忙碌起来，家家都有纺线车。线纺完了，交给织布的。村里有几家专门织布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严新兴，他家有个土织布机，是用木头做的，相当复杂。我见过他织布的样子，手脚并用，非常忙活。从织布的家里拿来织好的布，再拿到染坊去染色。村里有名的染布匠是张单庭，他能够染出带花的布。所有的布都是一个颜色：深蓝色。所谓花布，就是布上面有一些白点和白色的图案而已。
夏天还好办，衣服多些少些都无所谓。常见有人穿的几乎是衣不蔽体，短裤的边缘处像是被风吹了好久的红旗那样，飘着很多带子。衣服上的补丁，是补了又补，很难见到新衣服，以至于刚穿新衣服时觉得不好意思。
冬天的日子就不那么容易过了。那时候的冬天似乎特别特别的冷，它好像总是和穷人作对，无论穿多少衣服，都觉得寒冷难耐。其实，那可能是因为身体里没有热量的缘故，身上全是瘦肉，没有脂肪，当然就不耐寒。孩子们虽然穿着很厚的棉裤，可是脚后跟依然被冻坏，直到来年夏天，冻疮才会消失。孩子们的后脖子中间都有一道很深的沟，大人说那是“馋窝子”，意思是：有这道沟意味着馋。现在看来，那哪里是什么馋？分明是缺营养的标志。
床上没有褥子，铺着的就是凉凉的席子，席子底下铺着一些秫秸，还有一些草。刚躺下的时候，席子冰冷，感觉像躺在冰块上。屋子里也是很冷，最冷的时候，早上醒来鼻子上是一层白白的霜雪。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却很少得病。孩子们也都很健康地活着，因为生病而死的很少。
生活的艰难使很多小伙子找不到媳妇，村里有不少的光棍。没有办法，总要传宗接代，于是有人就想出了“换亲”这种方式：就是把你的妹妹嫁给我，我的姐姐嫁给你。不用说，这种方式大多是以违背女性意愿为前提的。这种情况下，男方要么是家里穷，要么是长相差或者年纪大，女子们也只好委曲求全了；也有性子刚烈的，宁愿自杀，也不换亲。
至于说到公平，实在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农民们的日子度日如年，而书记家的日子却有滋有味。村里有点权的人，无不为自己捞得多一些。
在经济上，国家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个人经济存在，每家只有一小块菜地；有的人干点私活或到集上去卖点东西换点钱，就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开他的批斗会。
在教育制度方面，更是表现出不公平。那时的上学制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推荐；推荐的标准是“又红又专”，即是说出身好、思想进步，同时又学有所长。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就国家层面说，当时有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张铁生事件。记得他是上山下乡的城里青年，他在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候的大学都要在前边加上这个形容词；学生在按照上述标准选拔出来以后也象征性地进行文化考试）考试的时候，没有答题，而是发了一通牢骚，说天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怎么能够答得上来这些题；还批判了考试制度。结果，这个事情上了报纸，他不仅被录取了，而且成了人们学习的典型。于是，连最简单的考试也取消了。
我们几个村里又如何呢？在我升高中的时候（1974年），也是这种推荐制度，没有经过任何考试。我们班里所有学习好的，没有一个上高中的；上高中的那些人是所谓贫下中农烈军属的孩子，可实际上首先是村干部们的孩子，然后才轮到这些人。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学生，没有一个出身好的，也没有当官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些村干部们的孩子和贫下中农烈军属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好的。这样的推荐制度有何公正可言呢？这样推荐上去的学生，其学习结果可想而知。有的人因为听不懂高中课程而退学，不退学的，有的则因为听不懂而愁得哭。
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就像在一个封闭的轨道里，周而复始，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治安，确实比较好，极少发生失窃事件，几乎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一旦抓住小偷小摸，不是开批斗会，就是蹲监狱。然而，人们依然没有安全感，因为政治的恐怖已经渗透到人们心中，说话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假如哪一句话说错，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轻者入监，重者死刑。另外的不安因素就是来自帮派之间的争斗，有的地方动刀枪，听说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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