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卫兵折磨起人来,比男的毫不逊色
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阶级之爱，有对于解放军的热爱，有对于无产阶级的爱（然而这只是口头上的，因为实际上谁都不愿意当无产阶级）。特别强调出身，可以说是唯出身论，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够当兵，因而凡是当兵的都是根红苗正的，所以不仅社会上一般人对当兵的有好感，而且姑娘们也趋之若鹜，当了兵，找媳妇就可以挑挑拣拣。
至于男女之爱，则是拿不到台面的事，这方面的观念是极端保守的，可以说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在农村几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谁家的女孩自由恋爱了，是很丢人的事。有一位外村姑娘与我们村的小伙子恋爱，结果轰动了周围几个村庄，女孩被家人关了起来。即便领了结婚证，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认为是一种流氓行为。
这种观念表现文艺作品里，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几乎都是单身，根本没有爱情故事，甚至连两口子都很少。“八块样板戏”中不仅没有爱情，而且连两口子都不同时出现，甚至另一方根本就不出现，配偶要么死了，要么外出了。《红灯记》里三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均为独身。《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单帮去了”；《龙江颂》中江水英去大队长家做工作，问大嫂哪里去了，回答说“开会去了”。
那时候最侮辱人的话是“流氓”，这个词特指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干净。说一个人是流氓，是最严重的人格侮辱。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作风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领导要过问，甚至还要开批斗会，改造他的思想。“作风问题”是最有损面子的问题，一个人一旦被指为有这个问题，就无法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因而许多人因这类错误而闯了关东。村里有个人被指为有男女关系，于是就进行改造：当我们干活休息的时候，他得站在太阳底下，手别在腰后边，弯着腰，晒太阳。后来他只好逃到东北去了。如果一个人与多个人有性交往，那么就是严重的“淫乱罪”，是要判死刑的。
恋人之间互称同志，恋爱不叫恋爱，叫革命友谊。性爱方面的知识就更是空白，人们只能偷偷地去寻找。男女之间的交往极其严肃，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哪个男人要是有这方面的一点点表示，就被认为是思想不干净。女孩子胸部发育起来，会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紧，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来。
这种观念到了八十年代初依然存在，对于一些病态的心理也当作道德问题来处理。记得上大学时（那时虽然文革已过，但观念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有天夜里人声轰然，原来，有个年轻老师经常偷女生的内衣，还去女厕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时候被体育系的学生捅了一刀子。当时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骇人听闻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现在看来，他那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德问题。
在性爱观上的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义的一种表现。对于人的种种欲望，采取压抑甚至消除的态度，对于性爱当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红卫兵运动，都起着抹平男女性别差异的作用，女红卫兵个个都男性化了，所谓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她们不仅穿军装，而且折磨起人来一点也不比男红卫兵逊色。
现在有些人美化那时候的爱情，认为那时的爱情纯洁、美好，这纯粹是一种误导。那种所谓爱情是建立在愚昧、无知基础上的，是人性高度压抑状况下的一种表现，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恋爱，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它违反人性。
“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文艺
“文革”时期的文艺，完全是一种政治的符号，几乎没有艺术性可言，因为政治代替了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艺作品都是政治观念的图解，干巴巴的，没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艺作品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全都表现阶级斗争，表现无产阶级如何战胜坏人；人物脸谱化，凡是坏人都长得贼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营养不良，而正面人物则形象高大、英俊、雄壮、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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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男女之爱，则是拿不到台面的事，这方面的观念是极端保守的，可以说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在农村几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谁家的女孩自由恋爱了，是很丢人的事。有一位外村姑娘与我们村的小伙子恋爱，结果轰动了周围几个村庄，女孩被家人关了起来。即便领了结婚证，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认为是一种流氓行为。
这种观念表现文艺作品里，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几乎都是单身，根本没有爱情故事，甚至连两口子都很少。“八块样板戏”中不仅没有爱情，而且连两口子都不同时出现，甚至另一方根本就不出现，配偶要么死了，要么外出了。《红灯记》里三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均为独身。《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单帮去了”；《龙江颂》中江水英去大队长家做工作，问大嫂哪里去了，回答说“开会去了”。
那时候最侮辱人的话是“流氓”，这个词特指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干净。说一个人是流氓，是最严重的人格侮辱。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作风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领导要过问，甚至还要开批斗会，改造他的思想。“作风问题”是最有损面子的问题，一个人一旦被指为有这个问题，就无法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因而许多人因这类错误而闯了关东。村里有个人被指为有男女关系，于是就进行改造：当我们干活休息的时候，他得站在太阳底下，手别在腰后边，弯着腰，晒太阳。后来他只好逃到东北去了。如果一个人与多个人有性交往，那么就是严重的“淫乱罪”，是要判死刑的。
恋人之间互称同志，恋爱不叫恋爱，叫革命友谊。性爱方面的知识就更是空白，人们只能偷偷地去寻找。男女之间的交往极其严肃，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哪个男人要是有这方面的一点点表示，就被认为是思想不干净。女孩子胸部发育起来，会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紧，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来。
这种观念到了八十年代初依然存在，对于一些病态的心理也当作道德问题来处理。记得上大学时（那时虽然文革已过，但观念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有天夜里人声轰然，原来，有个年轻老师经常偷女生的内衣，还去女厕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时候被体育系的学生捅了一刀子。当时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骇人听闻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现在看来，他那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德问题。
在性爱观上的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义的一种表现。对于人的种种欲望，采取压抑甚至消除的态度，对于性爱当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红卫兵运动，都起着抹平男女性别差异的作用，女红卫兵个个都男性化了，所谓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她们不仅穿军装，而且折磨起人来一点也不比男红卫兵逊色。
现在有些人美化那时候的爱情，认为那时的爱情纯洁、美好，这纯粹是一种误导。那种所谓爱情是建立在愚昧、无知基础上的，是人性高度压抑状况下的一种表现，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恋爱，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它违反人性。
“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文艺
“文革”时期的文艺，完全是一种政治的符号，几乎没有艺术性可言，因为政治代替了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艺作品都是政治观念的图解，干巴巴的，没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艺作品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全都表现阶级斗争，表现无产阶级如何战胜坏人；人物脸谱化，凡是坏人都长得贼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营养不良，而正面人物则形象高大、英俊、雄壮、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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