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玄烨,你管我叫阿玛,我管你叫老弟
◇ 图为荣禄
到了清朝末年，维新派和革命党成了发明皇室野史的主力军。比如说荣禄是慈禧太后初恋一事，就是这伙人楞编的，荣禄早年间经略西北， 1884年成为工部尚书进入行政中枢。直到1898年成为直隶总督，荣禄才算真正意义上成为慈禧近臣。在戊戌变法期间，慈禧担心康有为、梁启超搞变法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偷偷给荣禄写了密信，那封信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太后明说 “防备康有为党羽异动，必要时可调兵入京”。戊戌变法结束后，荣禄进京当军机大臣，成了慈禧最信任的人，这时候两人见面才多了起来，但荣禄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每次见面都在养心殿，聊的全是国事，要么是商量怎么应对外国列强，要么是讨论新军的训练情况，他甚至在日记里特意写了句“与太后议事，皆关国政，不敢有丝毫私念”，像是怕后人误会。
◇ 图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
荣禄不知道的是，此时外界已经开始误会上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清议报》上发表《戊戌政变记》，里面说“荣禄与慈禧有私，故得重用”，意思是慈禧和荣禄俩人有私情，所以荣禄才能位高权重，可整篇文章翻下来，连一个具体例子都没有，他这么写更像是泄愤。有梁启超的文章发出去，慈禧荣禄俩人是旧情的消息就立刻传开了，首先传的是海外流亡的维新派，1898年后，他们在海外办报纸、写文章，把慈禧塑造成“荒淫误国”的形象，既然是荒淫总得有个具体的荒淫对象吧，荣禄作为她的盟友，于是就成了故事中的男一号。这些人流亡海外，可他们的文章是能被国内看到或听到的，民间本来就喜欢听这些床帏秘事，再加上荣禄的风评确实过于一般，在他身前的直隶总督是李鸿章、他身后的直隶总督是袁世凯，被这两位近代风云人物夹在中间，荣禄的才干的确显得平庸。那么如此平庸的能力，却能坐在这般高位，不仅做了高位，还得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礼遇，1903年荣禄去世，死后追赠太傅，赏陀罗经被，按亲王规格治丧，这在清代非宗室大臣里很少见。人们就会琢磨，这样一个人，生前极尽恩宠，死后极尽哀荣，想必中间有些猫腻吧，所以民间也到处是俩人感情不一般的风言风语。
◇ 图为约翰·奥特威·珀西·布兰德（1863年11月15日-1945年6月23日），英国作家和记者，以撰写多部关于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书籍而闻名
这些乱传话的人群中，境外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庚子国难后，很多外国记者、传教士留在京城，他们接触不着宫中档案，就到处打听民间传闻。其中英国记者濮兰德就是其中一个，他连慈禧的面都没见过，就凭着道听途说写了本《慈禧外纪》，里面说 “慈禧与荣禄早年相识于京城庙会”。可稍微懂点清宫规矩的人都知道，后妃没得到皇帝允许，根本不能出宫廷大院，更别说逛庙会了，这说法从根上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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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末年，维新派和革命党成了发明皇室野史的主力军。比如说荣禄是慈禧太后初恋一事，就是这伙人楞编的，荣禄早年间经略西北， 1884年成为工部尚书进入行政中枢。直到1898年成为直隶总督，荣禄才算真正意义上成为慈禧近臣。在戊戌变法期间，慈禧担心康有为、梁启超搞变法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偷偷给荣禄写了密信，那封信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太后明说 “防备康有为党羽异动，必要时可调兵入京”。戊戌变法结束后，荣禄进京当军机大臣，成了慈禧最信任的人，这时候两人见面才多了起来，但荣禄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每次见面都在养心殿，聊的全是国事，要么是商量怎么应对外国列强，要么是讨论新军的训练情况，他甚至在日记里特意写了句“与太后议事，皆关国政，不敢有丝毫私念”，像是怕后人误会。
◇ 图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
荣禄不知道的是，此时外界已经开始误会上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清议报》上发表《戊戌政变记》，里面说“荣禄与慈禧有私，故得重用”，意思是慈禧和荣禄俩人有私情，所以荣禄才能位高权重，可整篇文章翻下来，连一个具体例子都没有，他这么写更像是泄愤。有梁启超的文章发出去，慈禧荣禄俩人是旧情的消息就立刻传开了，首先传的是海外流亡的维新派，1898年后，他们在海外办报纸、写文章，把慈禧塑造成“荒淫误国”的形象，既然是荒淫总得有个具体的荒淫对象吧，荣禄作为她的盟友，于是就成了故事中的男一号。这些人流亡海外，可他们的文章是能被国内看到或听到的，民间本来就喜欢听这些床帏秘事，再加上荣禄的风评确实过于一般，在他身前的直隶总督是李鸿章、他身后的直隶总督是袁世凯，被这两位近代风云人物夹在中间，荣禄的才干的确显得平庸。那么如此平庸的能力，却能坐在这般高位，不仅做了高位，还得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礼遇，1903年荣禄去世，死后追赠太傅，赏陀罗经被，按亲王规格治丧，这在清代非宗室大臣里很少见。人们就会琢磨，这样一个人，生前极尽恩宠，死后极尽哀荣，想必中间有些猫腻吧，所以民间也到处是俩人感情不一般的风言风语。
◇ 图为约翰·奥特威·珀西·布兰德（1863年11月15日-1945年6月23日），英国作家和记者，以撰写多部关于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书籍而闻名
这些乱传话的人群中，境外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庚子国难后，很多外国记者、传教士留在京城，他们接触不着宫中档案，就到处打听民间传闻。其中英国记者濮兰德就是其中一个，他连慈禧的面都没见过，就凭着道听途说写了本《慈禧外纪》，里面说 “慈禧与荣禄早年相识于京城庙会”。可稍微懂点清宫规矩的人都知道，后妃没得到皇帝允许，根本不能出宫廷大院，更别说逛庙会了，这说法从根上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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