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事"是日本迈向正常化的"敲门砖"
中日这场风波体现安全化理论与话语权力的实际政策作：透过构筑威胁，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国家身份转型的契机。 (资料照片/法新社)
内忧外患：弱势首相的安全化策略
高雄市早苗强调台海威胁的策略，不仅服务于国家战略转型，也明显带有转移国内视线、巩固自身权力的政治考量。 作为自民党内的强硬保守派，高市是在执政联盟遭遇重创的背景下接任首相一职的。 2024年因政治资金丑闻风波，岸田文雄被迫下台; 2025年高市虽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却导致执政盟友公明党退出联合政府，使得自民党一党在参众两院均沦为少数派。 高雄市上任时内阁支持率即处于低迷状态。 面对执政基础不稳和党内外压力，高市迫切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执政正当性和权威形象。
历史上，日本领袖屡有利用对外强硬姿态来转移内政压力的先例。 前首相安倍晋三即是一例。 2017年，安倍政府卷入“森友学园”等丑闻导致支持率骤降，但同年夏秋之交朝鲜连续试射飞弹、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引发东北亚局势紧张。 在此背景下，安倍毅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理由是“不能向朝鲜的威胁屈服”，需藉由选举授权来加强对朝强硬外交。
事实证明，朝鲜危机成功地转移了国内对安倍涉嫌用人徇私等丑闻的关注点，塑造出他作为危机领袖的强势形象。 朝鲜半岛局势升温让安倍获得民意加持，反对派对其丑闻的批评声量被大幅压过。 最终，安倍所在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大胜，他本人也借此稳固执政地位并推动修宪讨论。 这种“旗帜效应”(rally-round-the-flag effect)显示出，外部安全威胁往往能在短期内提升领导人的话语权和号召力，从而度过内政难关。
高雄市显然深谙此道，在执政联盟失去多数、政策推行受阻的困境中，她选择高调聚焦“台湾有事”这一安全化议题。 此举将舆论关注从执政党自身的丑闻与经济民生议题上引开，转而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危机;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以“捍卫国家存亡”的领袖形象自我塑造，为脆弱的执政基础注入强心针。
前日本外交官孙崎享指出，日本经济低迷和社会不安的背景下，政客往往选择将国内不满情绪引导至外部威胁上，“将民众对经济停滞的挫折感与所谓的『中国威胁』挂钩，是转移压力的最简便方法”，此种机制已经在日本政治中成形。 高雄市执政后持续渲染中国对日本安全的挑战，从强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性、到渲染中国军事动向，正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以外制内策略除寻求民意支持外，也意在整合自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压制不同声音。 她上任后任命多名涉及政治献金丑闻的同党议员担任要职，引发媒体质疑，此时强硬的安保议题有助于她凝聚党内强硬派对其领导的认同，避免内部因丑闻问题而离心。
高雄市的强硬外交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甚至超越了她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的路线，其挑动“台湾有事”议题的根本目的，可能在于恶化中日关系氛围、制造国家紧张感，以推进她意图已久的军事扩张政策。 换言之，高市将外部危机作为构筑执政合法性的工具，只要中国威胁论深入人心，她的强硬主张与领导地位便更难被挑战。 在安全危机语境下，进一步巩固她在政治话语上的主导权。
然而，以外部威胁转移内部矛盾的策略也存在风险。 首先，这种话语建构是否可长可久? 危机动员往往难以长期维系，尤其当民众发觉内政问题依然积重难返时，对执政者转移视线的耐心可能耗尽。 其次，过度的安全化叙事可能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导致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反而危及日本自身安全。 对高雄市而言，在“台湾有事”论述下提升的权力能见度，能否真正转化为内政改革动力，抑或仅止步于短暂的民意作，仍有待时间检验。
安全化的作是危机还是转机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述，已明显成为日本朝野共识逐步凝聚的新安全范式。 透过将台海危机安全化，东京成功地把一个地域冲突假想转化为攸关日本国运的现实课题，进而为超常规的安全政策背书。 从战略层面看，这块敲门砖正在叩开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的大门：不论是防卫预算翻倍也好，远程打击能力建置也好，抑或修宪解禁更大军事权限，都因有了外部威胁的衬托而获得舆论上的合理性。
从政治层面看，弱势的执政者运用此话题暂时摆脱了内政泥淖，获致话语权提升与支持度回升。 然而，危机话语毕竟是双刃剑，过度倚赖外部威胁正当化内政，长远而言可能削弱民主政治对政府问责的机能。 同时，周边国家也对日本正常化进程密切关注，担忧军事扩张是否意味着战后和平承诺的淡化。 这场风波体现安全化理论与话语权力的实际政策作：透过构筑威胁，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国家身份转型的契机; 但如何在维系区域稳定与满足正常化诉求之间取得平衡，将考验日本领导人的智慧。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无评论不新闻，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内忧外患：弱势首相的安全化策略
高雄市早苗强调台海威胁的策略，不仅服务于国家战略转型，也明显带有转移国内视线、巩固自身权力的政治考量。 作为自民党内的强硬保守派，高市是在执政联盟遭遇重创的背景下接任首相一职的。 2024年因政治资金丑闻风波，岸田文雄被迫下台; 2025年高市虽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却导致执政盟友公明党退出联合政府，使得自民党一党在参众两院均沦为少数派。 高雄市上任时内阁支持率即处于低迷状态。 面对执政基础不稳和党内外压力，高市迫切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执政正当性和权威形象。
历史上，日本领袖屡有利用对外强硬姿态来转移内政压力的先例。 前首相安倍晋三即是一例。 2017年，安倍政府卷入“森友学园”等丑闻导致支持率骤降，但同年夏秋之交朝鲜连续试射飞弹、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引发东北亚局势紧张。 在此背景下，安倍毅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理由是“不能向朝鲜的威胁屈服”，需藉由选举授权来加强对朝强硬外交。
事实证明，朝鲜危机成功地转移了国内对安倍涉嫌用人徇私等丑闻的关注点，塑造出他作为危机领袖的强势形象。 朝鲜半岛局势升温让安倍获得民意加持，反对派对其丑闻的批评声量被大幅压过。 最终，安倍所在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大胜，他本人也借此稳固执政地位并推动修宪讨论。 这种“旗帜效应”(rally-round-the-flag effect)显示出，外部安全威胁往往能在短期内提升领导人的话语权和号召力，从而度过内政难关。
高雄市显然深谙此道，在执政联盟失去多数、政策推行受阻的困境中，她选择高调聚焦“台湾有事”这一安全化议题。 此举将舆论关注从执政党自身的丑闻与经济民生议题上引开，转而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危机;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以“捍卫国家存亡”的领袖形象自我塑造，为脆弱的执政基础注入强心针。
前日本外交官孙崎享指出，日本经济低迷和社会不安的背景下，政客往往选择将国内不满情绪引导至外部威胁上，“将民众对经济停滞的挫折感与所谓的『中国威胁』挂钩，是转移压力的最简便方法”，此种机制已经在日本政治中成形。 高雄市执政后持续渲染中国对日本安全的挑战，从强调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性、到渲染中国军事动向，正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以外制内策略除寻求民意支持外，也意在整合自民党内部的保守势力，压制不同声音。 她上任后任命多名涉及政治献金丑闻的同党议员担任要职，引发媒体质疑，此时强硬的安保议题有助于她凝聚党内强硬派对其领导的认同，避免内部因丑闻问题而离心。
高雄市的强硬外交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甚至超越了她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的路线，其挑动“台湾有事”议题的根本目的，可能在于恶化中日关系氛围、制造国家紧张感，以推进她意图已久的军事扩张政策。 换言之，高市将外部危机作为构筑执政合法性的工具，只要中国威胁论深入人心，她的强硬主张与领导地位便更难被挑战。 在安全危机语境下，进一步巩固她在政治话语上的主导权。
然而，以外部威胁转移内部矛盾的策略也存在风险。 首先，这种话语建构是否可长可久? 危机动员往往难以长期维系，尤其当民众发觉内政问题依然积重难返时，对执政者转移视线的耐心可能耗尽。 其次，过度的安全化叙事可能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导致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反而危及日本自身安全。 对高雄市而言，在“台湾有事”论述下提升的权力能见度，能否真正转化为内政改革动力，抑或仅止步于短暂的民意作，仍有待时间检验。
安全化的作是危机还是转机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述，已明显成为日本朝野共识逐步凝聚的新安全范式。 透过将台海危机安全化，东京成功地把一个地域冲突假想转化为攸关日本国运的现实课题，进而为超常规的安全政策背书。 从战略层面看，这块敲门砖正在叩开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的大门：不论是防卫预算翻倍也好，远程打击能力建置也好，抑或修宪解禁更大军事权限，都因有了外部威胁的衬托而获得舆论上的合理性。
从政治层面看，弱势的执政者运用此话题暂时摆脱了内政泥淖，获致话语权提升与支持度回升。 然而，危机话语毕竟是双刃剑，过度倚赖外部威胁正当化内政，长远而言可能削弱民主政治对政府问责的机能。 同时，周边国家也对日本正常化进程密切关注，担忧军事扩张是否意味着战后和平承诺的淡化。 这场风波体现安全化理论与话语权力的实际政策作：透过构筑威胁，日本政界成功塑造了国家身份转型的契机; 但如何在维系区域稳定与满足正常化诉求之间取得平衡，将考验日本领导人的智慧。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