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影展的遭遇:從境內"強拆"到"跨境鎮壓"
中國獨立電影最蓬勃時期有叁大影展：“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中國獨立影像展”，以及“北京獨立影像展”。
但幹預和監視也壹直都有。林壹凡記得，當年影展放映趙亮拍了12年的《上訪》，觀眾群中早有數個“工作人員”，“但是那時候他（官方）並沒有直接幹涉”。
當局會約談拍攝敏感議題的導演，電影人也會有默契地用流動的方式規避審查，比如在影展中加入拿到“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不斷轉移放映地方等等。
相對溫和的情況在2012年徹底改變，那壹年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上台，當局的行動變得粗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形容，2012年是中國獨立影像的“強拆年”——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影片放映不到半小時，放映廳遭拉閘斷電。
2013年，警察稱電影學校不合法，強行用大巴載走20多位學員；2014年，影展開幕當天負責人栗憲庭和策展人王宏偉被帶走。最後，主辦方被強迫簽署保證書，承諾不再辦電影節，基金會的1500部館藏影片也被沒收。
林壹凡形容，中國當局打壓獨立電影是“壹種歷史”，手法沒變，只是工作“越來越嫻熟”。
朱日坤在這壹年離開中國。他說，離開有個人因素，但那時候“我也是有點煩那塊地方”。因為打壓不斷，朱日坤在宋莊變得“不受歡迎”，“把我列成壹個危險分子”。
搬去紐約後，朱日坤很少給電影策展。更多的時間，他忙著打理農場，回歸藝術家的身份拍片子。他感到壹種很久未有過的放松。“你想說什麼，直接通過作品就說了”。
但這些年，他壹直收到他人反饋，中國獨立電影環境越來越惡化，“甚至可能覺得獨立電影已經沒法存在了”。疫情過後，看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去在海外，在各地散落形成社群。朱日坤心想，好像可以做些什麼了。
第拾壹屆“北京獨立影像展”導演們聲援被捕的栗憲庭和王宏偉。
海外是安全之地？
林壹凡說，做獨立電影的人，始終最怕的是自我審查。
“我們都是被訓誡過的人，（知道）拍什麼是有前途、什麼沒前途。”當年影展受壓後，林壹凡身邊不少導演已經沒再拍片，離開中國的人也換了壹種生活；因為不想承受風險，國內地下放映也特別艱難。
藝術家蔣不見證這種轉變。他在2012年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經歷獨立電影受壓時期。2014年後，蔣不仍積極在獨立影展幫忙、選片。他舉例，2018年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投稿的紀錄片有160多部，但2019年收到的不到80部，少了不只壹半。
還在拍片的電影人把目光投到海外，但海外的影展也免不了有審查和紅線。蔣不現在移居巴黎，不時收到獨立影展主辦方給的名單，請他幫忙看壹眼，“哪些片子是敏感、是不能放的”。
在蔣不看來，這是海外影展定位問題：有些人要的是文化交流，希望把中國的影片和文化帶給國外觀眾 ，但另外壹種人，是想要把中國人看不到的中國真實和電影帶到海外放。
朱日坤想做的是後者。他不考慮觀眾喜不喜歡這電影、不考慮電影時長——有時獨立紀錄片長達肆、伍小時。他唯壹思考的是：“如果我在中國做這個電影節，它會是什麼樣子”。
“別人不知道的導演、別人不知道的作品，但我覺得它需要被別人看到、需要去討論這些東西，這是我喜歡的。”朱日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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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幹預和監視也壹直都有。林壹凡記得，當年影展放映趙亮拍了12年的《上訪》，觀眾群中早有數個“工作人員”，“但是那時候他（官方）並沒有直接幹涉”。
當局會約談拍攝敏感議題的導演，電影人也會有默契地用流動的方式規避審查，比如在影展中加入拿到“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不斷轉移放映地方等等。
相對溫和的情況在2012年徹底改變，那壹年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上台，當局的行動變得粗暴。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形容，2012年是中國獨立影像的“強拆年”——北京獨立影像展開幕影片放映不到半小時，放映廳遭拉閘斷電。
2013年，警察稱電影學校不合法，強行用大巴載走20多位學員；2014年，影展開幕當天負責人栗憲庭和策展人王宏偉被帶走。最後，主辦方被強迫簽署保證書，承諾不再辦電影節，基金會的1500部館藏影片也被沒收。
林壹凡形容，中國當局打壓獨立電影是“壹種歷史”，手法沒變，只是工作“越來越嫻熟”。
朱日坤在這壹年離開中國。他說，離開有個人因素，但那時候“我也是有點煩那塊地方”。因為打壓不斷，朱日坤在宋莊變得“不受歡迎”，“把我列成壹個危險分子”。
搬去紐約後，朱日坤很少給電影策展。更多的時間，他忙著打理農場，回歸藝術家的身份拍片子。他感到壹種很久未有過的放松。“你想說什麼，直接通過作品就說了”。
但這些年，他壹直收到他人反饋，中國獨立電影環境越來越惡化，“甚至可能覺得獨立電影已經沒法存在了”。疫情過後，看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去在海外，在各地散落形成社群。朱日坤心想，好像可以做些什麼了。
第拾壹屆“北京獨立影像展”導演們聲援被捕的栗憲庭和王宏偉。
海外是安全之地？
林壹凡說，做獨立電影的人，始終最怕的是自我審查。
“我們都是被訓誡過的人，（知道）拍什麼是有前途、什麼沒前途。”當年影展受壓後，林壹凡身邊不少導演已經沒再拍片，離開中國的人也換了壹種生活；因為不想承受風險，國內地下放映也特別艱難。
藝術家蔣不見證這種轉變。他在2012年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經歷獨立電影受壓時期。2014年後，蔣不仍積極在獨立影展幫忙、選片。他舉例，2018年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投稿的紀錄片有160多部，但2019年收到的不到80部，少了不只壹半。
還在拍片的電影人把目光投到海外，但海外的影展也免不了有審查和紅線。蔣不現在移居巴黎，不時收到獨立影展主辦方給的名單，請他幫忙看壹眼，“哪些片子是敏感、是不能放的”。
在蔣不看來，這是海外影展定位問題：有些人要的是文化交流，希望把中國的影片和文化帶給國外觀眾 ，但另外壹種人，是想要把中國人看不到的中國真實和電影帶到海外放。
朱日坤想做的是後者。他不考慮觀眾喜不喜歡這電影、不考慮電影時長——有時獨立紀錄片長達肆、伍小時。他唯壹思考的是：“如果我在中國做這個電影節，它會是什麼樣子”。
“別人不知道的導演、別人不知道的作品，但我覺得它需要被別人看到、需要去討論這些東西，這是我喜歡的。”朱日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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