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正的人|從易烊千璽的表演看殘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與生命彰顯
電影《小小的我》劇照
叁、在超拔與豐富中實現表演藝術對人性本質的追問
《小小的我》讓人重新關注壹個藝術哲學問題:表演藝術的目的是什麼?
或許很多人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感動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在劉春和身上,看到了進取向上、突破局限、實現夢想的力量,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激勵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看到了對生活的向往、對愛情的渴望,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美化人的結論。但是,易烊千璽以壹種更為深刻和全面的方式,給出了屬於自己的答案。他把表演藝術在揭示人性、探索生命意義方面的巨大潛力呈現給了人們,將“小小的我,真正的人”這壹主題直抵人心。
長期以來,身體殘疾帶來的生理限制,社會偏見帶來的心理枷鎖,讓殘疾人在社會中往往面臨著雙重困境,也讓殘疾人形象在文藝作品中有時被塑造成悲情的受害者,有時被塑造成勵志的大英雄,這兩種形象都存在壹定的片面性。前者強化了殘疾人的弱勢地位,引發的是憐憫而非尊重;後者則拔高了殘疾人的形象,脫離了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而易烊千璽塑造的劉春和,打破了這種贰元對立的塑造模式。這種復雜而真實的塑造,讓劉春和成為壹個“完全的人”,而不是壹個用於表達電影主題的符號。
劉春和的詩人身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詩人,是諸多文化稱謂中,極少將所從事事業和“人”字合在壹起的身份,影片賦予劉春和“詩人”形象,具有肯定其為“完全的人”的寓意。他用歪斜的字跡書寫情詩,用質樸的語言表達對世界的感知,這種詩意的表達,與殘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揭示了壹個重要的真相:靈魂的豐富與軀體的完美其實並無也不該有關聯。易烊千璽在表演中,將這種詩意與現實的張力展現得恰到好處。
更值得重視的是,“劉春和”直接推動了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改變。《小小的我》通過劉春和的故事,呼吁社會正視殘疾人的真實需求。影片上映後,《苔花公約》的發起推動無障礙事業的發展,相關詞條“對600萬人說慢壹點沒關系”登上熱搜,有團隊倡議將“腦癱”更名為“伍慢症”以減少偏見。
回望中國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思想觀念的解放,殘疾人形象逐漸展現出自身的主體性。《黑眼睛》中的丁麗華、《贏家》中的常平,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夢想的個體。而《小小的我》中的劉春和不僅是獨立的個體,更是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生命存在。劉春和們的故事引發社會對殘疾人群體的廣泛關注與深刻反思,讓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達到了新的高度,也讓人們看到了表演藝術在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文化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進而推動了殘疾人事業的發展與社會文明的進步。
作者系湖北廣播電視台首席編輯
來源: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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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在超拔與豐富中實現表演藝術對人性本質的追問
《小小的我》讓人重新關注壹個藝術哲學問題:表演藝術的目的是什麼?
或許很多人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感動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在劉春和身上,看到了進取向上、突破局限、實現夢想的力量,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激勵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看到了對生活的向往、對愛情的渴望,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美化人的結論。但是,易烊千璽以壹種更為深刻和全面的方式,給出了屬於自己的答案。他把表演藝術在揭示人性、探索生命意義方面的巨大潛力呈現給了人們,將“小小的我,真正的人”這壹主題直抵人心。
長期以來,身體殘疾帶來的生理限制,社會偏見帶來的心理枷鎖,讓殘疾人在社會中往往面臨著雙重困境,也讓殘疾人形象在文藝作品中有時被塑造成悲情的受害者,有時被塑造成勵志的大英雄,這兩種形象都存在壹定的片面性。前者強化了殘疾人的弱勢地位,引發的是憐憫而非尊重;後者則拔高了殘疾人的形象,脫離了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而易烊千璽塑造的劉春和,打破了這種贰元對立的塑造模式。這種復雜而真實的塑造,讓劉春和成為壹個“完全的人”,而不是壹個用於表達電影主題的符號。
劉春和的詩人身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詩人,是諸多文化稱謂中,極少將所從事事業和“人”字合在壹起的身份,影片賦予劉春和“詩人”形象,具有肯定其為“完全的人”的寓意。他用歪斜的字跡書寫情詩,用質樸的語言表達對世界的感知,這種詩意的表達,與殘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揭示了壹個重要的真相:靈魂的豐富與軀體的完美其實並無也不該有關聯。易烊千璽在表演中,將這種詩意與現實的張力展現得恰到好處。
更值得重視的是,“劉春和”直接推動了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改變。《小小的我》通過劉春和的故事,呼吁社會正視殘疾人的真實需求。影片上映後,《苔花公約》的發起推動無障礙事業的發展,相關詞條“對600萬人說慢壹點沒關系”登上熱搜,有團隊倡議將“腦癱”更名為“伍慢症”以減少偏見。
回望中國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思想觀念的解放,殘疾人形象逐漸展現出自身的主體性。《黑眼睛》中的丁麗華、《贏家》中的常平,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夢想的個體。而《小小的我》中的劉春和不僅是獨立的個體,更是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生命存在。劉春和們的故事引發社會對殘疾人群體的廣泛關注與深刻反思,讓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達到了新的高度,也讓人們看到了表演藝術在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文化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進而推動了殘疾人事業的發展與社會文明的進步。
作者系湖北廣播電視台首席編輯
來源: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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