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正的人｜從易烊千璽的表演看殘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與生命彰顯
“小小的我”，真正的人——從易烊千璽的表演看殘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與生命彰顯
李筠
隨著易烊千璽憑借《小小的我》中“伍慢症”患者劉春和壹角捧起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杯，中國電影的殘疾人形象塑造，由此完成了壹次文化躍遷。
劉春和——這個在爬樓梯的踉蹌中登場、在含混發音裡傾訴、在扭曲肢體上綻放生命韌性的角色，化為易烊千璽藝術生涯的極致突破。而更具價值的是，殘疾人形象從“符號化標簽”走向了“生命化主體”。極具影響力的青年演員與殘疾人群體在藝術中邂逅，主流大獎對殘疾人題材鄭重肯定，激起關於生命尊嚴、藝術本質與社會認知的層層漣漪，讓我們重新審視：當藝術直面殘疾，究竟能為人類的精神世界帶來怎樣的啟迪與革新？
電影《小小的我》劇照
壹、重塑是表演藝術對生命真相的直抵
劉春和這個藝術形象，構成了對易烊千璽表演藝術的考驗。
表演藝術的至高境界，永遠都不是對自我形象的固守與美化，而是對不同生命形態的深度潛入與真誠再現。易烊千璽對劉春和的塑造，被部分輿論簡單冠以“自毀形象”的標簽。站在藝術哲學角度看，這是割裂表演藝術與生命本質關聯的淺薄認知。在任何生命面前，表演者都不存在“自毀”，而是進入這個生命體，去完成壹次經過生命體驗的重新塑造。在真正的藝術創作中，沒有“自毀”的演員，只有“重生”的角色。演員的使命，就是褪去自身的所謂人設標簽和個性特質，讓另壹個生命在自己的軀體裡呼吸、悲歡、掙扎、生長。
1956年，安東尼·奎恩在《巴黎聖母院》中塑造的敲鍾人卡西莫多，成為影史不朽的經典。這個駝背、獨眼、耳聾的畸形者，在奎恩的演繹下，沒有淪為單純的丑角或悲情符號，而是成為兼具野性與溫柔、偏執與純粹的完整生命。奎恩從未將這次表演視為對自身形象的破壞，而是全身心沉浸在角色的命運軌跡中。這個形象之所以今天依然震撼人心，正是因為演員放棄了對“完美形象”的執念，選擇與角色的生命深度共振。
易烊千璽在劉春和這個角色的創作上，延續了電影表演藝術的優秀傳統——從影片開篇爬樓梯的第壹個鏡頭起，他就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劉春和生命的載體：佝僂的脊背承載著命運的重壓，含混的發音傾訴著內心的渴望，扭曲的步態丈量著生存的艱難，緊緊摳住扶手的手指凝聚著對尊嚴的堅守……如果把這些理解為刻意為之的“丑化”，不是淺薄便是無知。這樣的塑造實現了對壹個“伍慢症”患者日常生存狀態的真實還原，是演員將自身完全交付給角色的藝術勇氣。
相較於易烊千璽以往塑造的角色，劉春和的殘疾特征對表演提出了極致要求。《少年的你》中的劉北山，帶著青春期的叛逆與脆弱，其情感表達有著強烈的爆發力；《滿江紅》中的孫均，藏著江湖的隱忍與決絕，其魅力在於克制中的張力；《長津湖》中的伍萬裡，有著青年人的懵懂與成長，其表演貼近大眾對青春的認知。上述這些角色對易烊千璽來說，無論是性格把握，還是情感拿捏，都處在其作為角色同齡人可掌控的范疇。而到劉春和這個角色，易烊千璽不得不面對如何突破身體表達常規邏輯的問題。“伍慢症”患者的肢體動作絕不能被當成是簡單的“不正常”，而應看到其自身生理節律與情感的關聯；其語言表達也不能單純理解成“口齒不清”，而應發現其思維與生理限制不斷糾纏的復雜交織。易烊千璽不僅精准復刻了“伍慢症”患者的形體特征，更在拍攝期間每日承受身體的酸痛與疲憊，收工後需通過復健與筋膜放松緩解肌肉緊張。這種付出，超越了表演技巧的范疇，進入了表演藝術必備的生命體驗空間。
表演如果只是完成了對角色的“仿刻”，不僅靠不住，也絕對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表演藝術。表演藝術的真諦在於，它必須在角色塑造的過程中完成壹次對生命的“再現”。
部分壹味以殘疾人特征討得廉價笑聲和掌聲的表演，之所以庸惡且冒犯，正是因為它們只停留在對殘疾特征進行蹩腳而誇張的模仿上，從未試圖也無能力去理解角色背後所承受的生命重量。易烊千璽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掙脫了“演出來”的枷鎖。在《小小的我》中，他的肢體動作擺脫機械的模仿，而用與角色內心狀態的同頻共振，實現自然流露；他的微表情碾碎刻意的設計，而用情感濃度臨界點的直接抵達，實現真實迸發。這種表演，讓劉春和徹底從“殘疾人符號”中走出來，成為有喜怒哀樂、有夢想渴望、有尊嚴堅守的完整而鮮活的個體。
塑造殘疾人形象，從純粹“仿刻”角度看，具有很強便利性，這也給塑造“卡西莫多”式的偉大角色帶來挑戰。然而，成功塑造的路徑其實並不復雜，那就是真誠地走進人物，運用表演藝術特有的文化視角，賦予角色文化的含義和命運的必然性。中國殘疾人形象，太需要用文化的視角來重新認識、理解和塑造了。易烊千璽以其對表演藝術的真誠做到了這壹點。
電影《小小的我》劇照
贰、表演藝術的文化視角彰顯出殘疾人的文化身份
藝術的終極價值，不在於技巧的精妙或形式的炫目，而在於通過獨特的審美體驗，讓人們重新認識人與世界的關系。
《小小的我》之所以引發廣泛社會共鳴，正是因為易烊千璽通過劉春和這個角色，以文化的視角重新詮釋了殘疾人的生命價值。他們不是需要憐憫的弱者，不是被命運拋棄的邊緣人，而是“生命的歌唱家”“陽光的體驗師”“夢想的揚帆人”。
易烊千璽通過精准的表演，將殘疾人作為文化意義上的生命存在進行了深度挖掘。作為“生命的歌唱家”，劉春和的“歌唱”並非通過嘹亮的嗓音表現命運的不公，而是通過頑強的生存姿態展現生命的韌性。他拖著殘疾的身體求職、求學，在咖啡店笨拙卻認真地學習服務技能，在老年合唱團中用不標准的節奏敲擊鼓點，在日記本上用歪斜的字跡書寫情詩。這些看似平凡甚至艱難的舉動，都是對生命最深情的吟唱。易烊千璽用克制的表演，讓這種“歌唱”充滿了力量。
殘疾人作為“陽光的體驗師”，有著對世界最敏銳的感知力。易烊千璽將這種敏銳的感知力展現得淋漓盡致。當公交車上有人對他出言不遜時，他眼神中滿是隱忍與委屈；當外婆以“劉老師”稱呼他、肯定他的理想時，他眼中難掩喜悅與感動；當雅雅回應他的情感、願意與他平等相處時，他綻放羞澀而真誠的笑容。這種表演，讓人們看到他們作為“人”的真實情感狀態——既有對傷害的畏懼，也有對美好的向往；既有對自我的懷疑，也有對尊嚴的堅守。
而作為“夢想的揚帆人”，殘疾人的每壹次嘗試，都是對命運的挑戰，都是對尊嚴的扞衛。易烊千璽著重展現了劉春和在追求夢想過程中的主動性。雖然劉春和最終沒有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但他完成了自我蛻變，從自我走向自信，從隔閡走向接納，這種精神層面的成長，正是夢想最本質的體現。殘疾人的夢想，往往比健全人更加沉重，也更加動人，因為它承載著打破偏見、證明自我的重量。這種對殘疾人文化身份的詮釋，讓《小小的我》超越了壹般的勵志電影。它沒有將殘疾人塑造成需要同情的對象，也沒有將他們神化為無所不能的英雄，而是將他們還原為真實的人，讓觀眾真正理解他們的處境與情感。
電影《小小的我》劇照
叁、在超拔與豐富中實現表演藝術對人性本質的追問
《小小的我》讓人重新關注壹個藝術哲學問題：表演藝術的目的是什麼？
或許很多人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感動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在劉春和身上，看到了進取向上、突破局限、實現夢想的力量，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激勵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看到了對生活的向往、對愛情的渴望，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美化人的結論。但是，易烊千璽以壹種更為深刻和全面的方式，給出了屬於自己的答案。他把表演藝術在揭示人性、探索生命意義方面的巨大潛力呈現給了人們，將“小小的我，真正的人”這壹主題直抵人心。
長期以來，身體殘疾帶來的生理限制，社會偏見帶來的心理枷鎖，讓殘疾人在社會中往往面臨著雙重困境，也讓殘疾人形象在文藝作品中有時被塑造成悲情的受害者，有時被塑造成勵志的大英雄，這兩種形象都存在壹定的片面性。前者強化了殘疾人的弱勢地位，引發的是憐憫而非尊重；後者則拔高了殘疾人的形象，脫離了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而易烊千璽塑造的劉春和，打破了這種贰元對立的塑造模式。這種復雜而真實的塑造，讓劉春和成為壹個“完全的人”，而不是壹個用於表達電影主題的符號。
劉春和的詩人身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詩人，是諸多文化稱謂中，極少將所從事事業和“人”字合在壹起的身份，影片賦予劉春和“詩人”形象，具有肯定其為“完全的人”的寓意。他用歪斜的字跡書寫情詩，用質樸的語言表達對世界的感知，這種詩意的表達，與殘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揭示了壹個重要的真相：靈魂的豐富與軀體的完美其實並無也不該有關聯。易烊千璽在表演中，將這種詩意與現實的張力展現得恰到好處。
更值得重視的是，“劉春和”直接推動了社會對殘疾人認知的改變。《小小的我》通過劉春和的故事，呼吁社會正視殘疾人的真實需求。影片上映後，《苔花公約》的發起推動無障礙事業的發展，相關詞條“對600萬人說慢壹點沒關系”登上熱搜，有團隊倡議將“腦癱”更名為“伍慢症”以減少偏見。
回望中國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思想觀念的解放，殘疾人形象逐漸展現出自身的主體性。《黑眼睛》中的丁麗華、《贏家》中的常平，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夢想的個體。而《小小的我》中的劉春和不僅是獨立的個體，更是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生命存在。劉春和們的故事引發社會對殘疾人群體的廣泛關注與深刻反思，讓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達到了新的高度，也讓人們看到了表演藝術在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文化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進而推動了殘疾人事業的發展與社會文明的進步。
作者系湖北廣播電視台首席編輯
來源：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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