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新闻] 特朗普"失去"纽约后,可能又要"失去"圣地亚哥
马姆达尼与哈拉的参选地：相似的发展程度特征，相似的经济政策史背景
自从阿连德失败后，由于皮诺切特长期法西斯独裁统治带来的经济发展，智利是安第斯西麓“主流资本主义叙事”最成功、基建等领域最发达的国家；但一片繁荣假象下贫富高度不均，社会矛盾早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2019年10月，以首都圣地亚哥公交涨价4%为导火索，智利全国爆发了史称“社会大爆发”的群众抗议运动，近400万人参加，到2020年3月才因新冠疫情自行熄灭。这场运动使右翼总统皮涅拉垮台、当时被“主流”目为“极左”的年轻总统博里奇当选，结束了皮诺切特政变以来右翼、极右翼、中右翼对智利近半世纪的统治。
与此同时，与在拉美同属经济高度发达、但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的乌拉圭完全不同，智利的共产主义思想早已非常普及，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正常理念”认知，且围绕一个（因皮诺切特独裁时期斗争）占据无法被自由派切割的“自由民主”政治正确、一贯政策也相对理性务实的领导核心——智利共产党。
相对应地，纽约市不仅作为联合国驻地号称“世界首都”，而且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全球北方”金融中心，从1994年起至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一直是一个红市（当选市长为共和党）；但纽约的财富分布和生活体验按地域、街区、居民族裔等高度不均。投机内卷压力造就了极高的白领死亡率：
其位于长岛湾上限制访问、（使用囚犯）公费处理赤贫穷人/流浪汉尸体和弃婴死胎的乱葬岗——“纽约市的影子”哈特岛，自1868年迄今已埋入100余万具尸体，其中有记录或考证出姓名的85万；本世纪除新冠年份外，该岛平均每年埋入1000-1500人，仅次贷危机前美国鼎盛时期的2006年，即埋入826名成人、546名婴儿或死胎、分属47人的尸块残肢（不全是碎尸案，包括了医疗截肢后丢弃的），总计1419人。
自2007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纽约小资中产大批跌落为“自我可感的无产阶级”。加上Z世代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感受到的绝望情绪，民间早已出现了明显的自发左倾愿望。只是在美国两党资产阶级媒体错误的舆论引导下，这种愿望的主流，曾长期被导向了回避经济和阶级问题、迷失于自由派“公民政治”，严重过度聚焦“竖切身份”导致政策观感失调的“白左”。
然而，笔者之前的文章论述过，没有阶级后盾、依赖权贵施舍，超越社会发展实际、过度和超阶级关心各种“身份弱势群体”却唯独不敢碰“穷人”二字的美国白左理念，不过是大资产阶级自我感动的空中楼阁。这注定了，构成“白左支持者”底层大部分基础的、因朴素正义感和善良本心认同参与乃至浅层卷入其中的普通美国人尤其受反共宣传较轻的年轻人，随着时间推移见识增长，要么最终与自由派政客和光同尘、堕落为资产阶级建制集团或阴谋论者所谓“深层政府”的帮凶；要么在思想碰几次壁、绕几个圈之后，以有美国特色文化形式的认知途径，自行重新找到阶级斗争这个真理。
现在，在资本主义剥削最严重、世界观和人际关系最世俗（去宗教迷信化）、青年思想最开放、信息获取和文化碰撞最快速的纽约，新一代美国年轻人中的很多人已经率先找到了。
纽约人从那时至今，已经过了三代“进步左派”和社会主义教育：
2011年形式上还是自由派“颜色革命”式的、完全没有阶级斗争纲领的模糊自发斗争——“占领华尔街”；
2016年桑德斯（在全国范围）和波多黎各女孩亚历杭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在本地（纽约州）的突然崛起；
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共产党的名誉从“联邦卧底开会”的刻板印象中有所恢复、多个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组织复兴，比美共更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解放党”（PSL）突然异军突起，使得大批“原子化”的左派个体突然找到了组织。巴以冲突以来，这些组织有效领导和主导了学生抗议，从民主党建制派手中夺取了对“左派”（leftist）的解释权，而桑德斯和AOC等“老一辈极左派”因支持以色列(专题)，在极左派的视角中快速右倾化、在中立派的视角中从“极左派”快速“中立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姆达尼以“进步左/极左派中的中间派”形象，作为这一代新人的最大公约数登上了历史舞台。
实际上，此次11月4日的选举中他并非“反建制左派”当选的孤例：在纽约州绮色佳（冰心当年的译名，今通常译为“伊萨卡”），一个年仅20岁、还在康奈尔大学读二年级的姑娘汉娜·什维茨（公开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击败民主党建制派推举的老白男，“夺舍”民主党当选了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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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自从阿连德失败后，由于皮诺切特长期法西斯独裁统治带来的经济发展，智利是安第斯西麓“主流资本主义叙事”最成功、基建等领域最发达的国家；但一片繁荣假象下贫富高度不均，社会矛盾早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2019年10月，以首都圣地亚哥公交涨价4%为导火索，智利全国爆发了史称“社会大爆发”的群众抗议运动，近400万人参加，到2020年3月才因新冠疫情自行熄灭。这场运动使右翼总统皮涅拉垮台、当时被“主流”目为“极左”的年轻总统博里奇当选，结束了皮诺切特政变以来右翼、极右翼、中右翼对智利近半世纪的统治。
与此同时，与在拉美同属经济高度发达、但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的乌拉圭完全不同，智利的共产主义思想早已非常普及，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正常理念”认知，且围绕一个（因皮诺切特独裁时期斗争）占据无法被自由派切割的“自由民主”政治正确、一贯政策也相对理性务实的领导核心——智利共产党。
相对应地，纽约市不仅作为联合国驻地号称“世界首都”，而且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全球北方”金融中心，从1994年起至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一直是一个红市（当选市长为共和党）；但纽约的财富分布和生活体验按地域、街区、居民族裔等高度不均。投机内卷压力造就了极高的白领死亡率：
其位于长岛湾上限制访问、（使用囚犯）公费处理赤贫穷人/流浪汉尸体和弃婴死胎的乱葬岗——“纽约市的影子”哈特岛，自1868年迄今已埋入100余万具尸体，其中有记录或考证出姓名的85万；本世纪除新冠年份外，该岛平均每年埋入1000-1500人，仅次贷危机前美国鼎盛时期的2006年，即埋入826名成人、546名婴儿或死胎、分属47人的尸块残肢（不全是碎尸案，包括了医疗截肢后丢弃的），总计1419人。
自2007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纽约小资中产大批跌落为“自我可感的无产阶级”。加上Z世代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感受到的绝望情绪，民间早已出现了明显的自发左倾愿望。只是在美国两党资产阶级媒体错误的舆论引导下，这种愿望的主流，曾长期被导向了回避经济和阶级问题、迷失于自由派“公民政治”，严重过度聚焦“竖切身份”导致政策观感失调的“白左”。
然而，笔者之前的文章论述过，没有阶级后盾、依赖权贵施舍，超越社会发展实际、过度和超阶级关心各种“身份弱势群体”却唯独不敢碰“穷人”二字的美国白左理念，不过是大资产阶级自我感动的空中楼阁。这注定了，构成“白左支持者”底层大部分基础的、因朴素正义感和善良本心认同参与乃至浅层卷入其中的普通美国人尤其受反共宣传较轻的年轻人，随着时间推移见识增长，要么最终与自由派政客和光同尘、堕落为资产阶级建制集团或阴谋论者所谓“深层政府”的帮凶；要么在思想碰几次壁、绕几个圈之后，以有美国特色文化形式的认知途径，自行重新找到阶级斗争这个真理。
现在，在资本主义剥削最严重、世界观和人际关系最世俗（去宗教迷信化）、青年思想最开放、信息获取和文化碰撞最快速的纽约，新一代美国年轻人中的很多人已经率先找到了。
纽约人从那时至今，已经过了三代“进步左派”和社会主义教育：
2011年形式上还是自由派“颜色革命”式的、完全没有阶级斗争纲领的模糊自发斗争——“占领华尔街”；
2016年桑德斯（在全国范围）和波多黎各女孩亚历杭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在本地（纽约州）的突然崛起；
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共产党的名誉从“联邦卧底开会”的刻板印象中有所恢复、多个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组织复兴，比美共更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解放党”（PSL）突然异军突起，使得大批“原子化”的左派个体突然找到了组织。巴以冲突以来，这些组织有效领导和主导了学生抗议，从民主党建制派手中夺取了对“左派”（leftist）的解释权，而桑德斯和AOC等“老一辈极左派”因支持以色列(专题)，在极左派的视角中快速右倾化、在中立派的视角中从“极左派”快速“中立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姆达尼以“进步左/极左派中的中间派”形象，作为这一代新人的最大公约数登上了历史舞台。
实际上，此次11月4日的选举中他并非“反建制左派”当选的孤例：在纽约州绮色佳（冰心当年的译名，今通常译为“伊萨卡”），一个年仅20岁、还在康奈尔大学读二年级的姑娘汉娜·什维茨（公开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击败民主党建制派推举的老白男，“夺舍”民主党当选了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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