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多起非正常死亡,"指居"何去何从
这名当事人推翻了他被“指居”期间所作的有罪口供，胡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过，这些口供还是作为了对这名当事人的定罪依据。
“一听到当事人被‘指居’，我们律师和家属心里都会一沉。到了看守所，反而能稍微放心一些。” 胡瑾说。
这名当事人在“指居”期间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多起“指居”致死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带到宾馆“指居”。十多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2023年，内蒙古某地公安局办案人员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北京某科技公司总经理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在当地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警方采取“指居”措施。2024年4月，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
实践中，“指居”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前检察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中无固定住处的嫌疑人，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住处执行有碍侦查的情形，“指居”能弥补取保候审与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空白，既保障侦查顺利推进，又避免不当羁押。
但是，“指居”制度在实践中逐渐背离其立法初衷，究其原因，是“指居”制度执行与监督的合一。胡瑾称，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但在“指居”场所，办案人员自己看管、自己办案，极易创造出一个不受监督的违法违规办案环境。“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当口供难以突破时，‘指居’就成为让嫌疑人脱离看守所监管，方便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手段。”
魏景峰表示，容易出现“指居”滥用的案件集中在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及涉众型犯罪，这类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部分侦查人员为了便于取证，有可能会选择突破法定适用边界。
新规出台
在“指居”制度被诟病的背景下，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新规，成为当前规范“指居”制度的核心文件。
新规对“指居”的适用条件和审批、执行、变更以及解除、法律监督、责任追究作出详细规定。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在规定层级和细致程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在实践中，“指居”制度被滥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部分办案机关将“无固定住处”认定标准放宽，或将案件指定异地管辖变相来适用“指居”。比如嫌疑人在案发A地有住所，为了对嫌疑人“指居”，办案机关将案件指定到其没有住所的B地管辖。魏景峰表示，而指定管辖的合法性难以举证质疑。
对此，新规明确，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适用指定管辖。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地有固定住处的，禁止为了适用“指居”而指定异地公安机关管辖。
什么叫固定住处？新规一样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包括其本人或者共同居住的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合法住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固定住处”通常是指当事人有所有权的住所，有的案件嫌疑人或辩护律师提出在当地租个房子来监视居住，被办案机关拒绝。如今，新规将“固定住处”扩大到当事人租赁的房子，以及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房子，有望大幅度缩小“指居”适用范围。
新规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条款是，将适用“指居”的审批权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升至必须呈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魏景峰认为，这提高了“指居”的启动门槛，增加了滥用程序的制度成本。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维认为，审批权上收的积极作用在于，基层办案人员无法再自行决定适用“指居”，必须准备材料逐级上报，这本身就形成了过滤。同时，将决策责任提升至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其在审批时会更加审慎，权衡案件是否真正符合“指居”的法定条件。
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文友说，对于部分重大、敏感或来自上级部门的交办案件，市级审批机关仍然可能会因为压力而批准适用“指居”。比如市公安局收到一个线索，指定到某个县公安局去办，后者再上报到市公安局申请适用“指居”，市公安局很可能会同意。“审批权上收是有效的内部监督，但无法完全阻断权力的不当干预。”魏景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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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一听到当事人被‘指居’，我们律师和家属心里都会一沉。到了看守所，反而能稍微放心一些。” 胡瑾说。
这名当事人在“指居”期间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多起“指居”致死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带到宾馆“指居”。十多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2023年，内蒙古某地公安局办案人员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北京某科技公司总经理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在当地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警方采取“指居”措施。2024年4月，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
实践中，“指居”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前检察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中无固定住处的嫌疑人，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住处执行有碍侦查的情形，“指居”能弥补取保候审与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空白，既保障侦查顺利推进，又避免不当羁押。
但是，“指居”制度在实践中逐渐背离其立法初衷，究其原因，是“指居”制度执行与监督的合一。胡瑾称，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但在“指居”场所，办案人员自己看管、自己办案，极易创造出一个不受监督的违法违规办案环境。“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当口供难以突破时，‘指居’就成为让嫌疑人脱离看守所监管，方便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手段。”
魏景峰表示，容易出现“指居”滥用的案件集中在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及涉众型犯罪，这类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部分侦查人员为了便于取证，有可能会选择突破法定适用边界。
新规出台
在“指居”制度被诟病的背景下，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新规，成为当前规范“指居”制度的核心文件。
新规对“指居”的适用条件和审批、执行、变更以及解除、法律监督、责任追究作出详细规定。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在规定层级和细致程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在实践中，“指居”制度被滥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部分办案机关将“无固定住处”认定标准放宽，或将案件指定异地管辖变相来适用“指居”。比如嫌疑人在案发A地有住所，为了对嫌疑人“指居”，办案机关将案件指定到其没有住所的B地管辖。魏景峰表示，而指定管辖的合法性难以举证质疑。
对此，新规明确，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适用指定管辖。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地有固定住处的，禁止为了适用“指居”而指定异地公安机关管辖。
什么叫固定住处？新规一样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包括其本人或者共同居住的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合法住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固定住处”通常是指当事人有所有权的住所，有的案件嫌疑人或辩护律师提出在当地租个房子来监视居住，被办案机关拒绝。如今，新规将“固定住处”扩大到当事人租赁的房子，以及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房子，有望大幅度缩小“指居”适用范围。
新规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条款是，将适用“指居”的审批权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升至必须呈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魏景峰认为，这提高了“指居”的启动门槛，增加了滥用程序的制度成本。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维认为，审批权上收的积极作用在于，基层办案人员无法再自行决定适用“指居”，必须准备材料逐级上报，这本身就形成了过滤。同时，将决策责任提升至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其在审批时会更加审慎，权衡案件是否真正符合“指居”的法定条件。
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文友说，对于部分重大、敏感或来自上级部门的交办案件，市级审批机关仍然可能会因为压力而批准适用“指居”。比如市公安局收到一个线索，指定到某个县公安局去办，后者再上报到市公安局申请适用“指居”，市公安局很可能会同意。“审批权上收是有效的内部监督，但无法完全阻断权力的不当干预。”魏景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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