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北京两大昏招 上海从此一蹶不振
自疫情封控及推行《国安法》以来，中共刻意打造的对外窗口上海从此一蹶不振，外国人、外企出走，本地人大量移民海外，萧条、失业、破产，上海与整个中国正在上演同样的故事。
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原上海外企管理人士曹鹏，经历了上海从繁华到萧条的时代变迁，他本人也从一个中产白领变成一位被中共警察盯上的异议人士，并于今年逃离了中国大陆。
见证上海外企的衰落
根据曹鹏介绍，他是江苏人，1997年高考虽然分数是超过本科线，但在父母的坚持下报考了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名江苏警官学院）。他当时很反感政治课，反而是体育跟英文比较好，毕业后分到泰州高港水上分局，天天做笔录，“做笔录的过程中，我发现派出所所长明显偏向有钱人。”他说。
曹鹏后来很快从派出所辞职，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读书，之后一直在外企工作。他最后就职的一家外企是法国埃顿服务公司（EN Services），前后工作了6年时间。
“为什么我后来辞职来上海？”他说，因为那时候上海不仅繁华，而且还是多多少少讲点道理的地方。上海有很多外企待遇好、也很人性化。因为欧美公司到中国来招管理层的时候，是按欧美一套待遇来比拟中国人的。
“忽然工资从1300涨到3000、5000人民币，而且还是做5休2，就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人了。”
曹鹏表示，那时候法国埃顿公司除了一个月两万多的工资，福利也很好。出差一天有四百多元的宾馆补助，吃饭、打车都是实报实消。“我在那家公司前后六年，虽然薪水不算很高，但它的性价比放到上海简直无敌，非常好。”
但如今，埃顿服务也濒临破产的边缘。
曹鹏告诉记者，“我们公司原来2019年、2020年、2021年我在的时候，公司还有三层楼，大概有一百多个老外。前一段时间我问了前同事，他说现在大概只剩了十来个了，走了百分之九十，只剩十分之一。”
那家法国公司在上海二十年了，法国老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说，“我觉得他很可怜，他要跟中共周旋，资金不停地被掏空、被消耗，听说前一段时间他又到法国卖了一片他的财产，来填补上海的这个窟窿。”
“没有办法，整个中国的国运下来了。公司还能撑多久，目前觉得也不太乐观。如果能够把重心转移到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还有生存空间，他也开始在做这样的转型。”
图为上海外滩。(Liu Jin/AFP)
为什么那么多欧美企业撤离中国？曹鹏认为，一方面他们在中国遇到的人，不像本世纪初那样对欧美人那么友善、能够交流合作。现在他们完全就是冲着渗透与偷技术来的，比如说从特斯拉（Tesla）学完技术，就要去比亚迪、去小鹏；从思科（Cisco）学完技术，就要去华为；从台积电学完技术，就要跳到中芯国际。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你（欧美企业）如果不转让技术，就用这种办法去偷你的技术。
曹鹏表示，中共它走了苏联的老路，在仅有的跟西方打交道的合作渠道里，不断搞些小动作。外资在中国公司的网络一定是被窃听的，电话、邮件一定是被窃听的，用人一定是被渗透的。
他说，中国几乎所有企业包括外企，都会设党支部来干涉用人权，如果不能设党支部，就千方百计地把人力主管弄成一个亲共的人。这样HR在筛选用人的时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亲共反美的人招进来。
“所以我对外企在中国现在用人的价值观是不看好的。”他说，“现在没有办法了，最好就是能够减少来往，因为现在有一个愚蠢的独裁者。”
萧条、失业 上海的悲歌
中共当局严酷的疫情封控及一系列国安政策，对上海影响非常大，上海曾经的繁华不再，一片萧条。
曹鹏表示，他曾开车到川沙、周浦，那里以前非常繁华。“川沙步行一条街一个手机店的老板跟我说，以前这条街有三十七八家手机店，现在锐减到五家，有两家准备转让、两家准备关店。以前晚上哪怕你去再垃圾的饭店，只要没有预订就会没位置了，等到八点九点也没有了。”
现在那边的餐饮业一片萧条，他补充道，有的人可能就回老家了，有的人就算不回老家，也在川沙躺平了。每天就是去市场买一点打折的菜叶子回去，两个鸡蛋、一个青菜、一碗饭，三五块钱的成本对付一下，也不会去花三五十去吃饭，这个盛况没有了。
“我现在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只有九十万人，游客也远没有上海多。你每天觉得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人，就是非常繁荣。”他说，但在上海只有外滩和南京路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稍微偏一点的，哪怕普陀的长寿路、淮海中路都是一片萧条。包括曾经繁华的美罗城、爱琴海、周浦的万达广场都是一片萧条，嘉定新城的万达广场更是冷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2025年1月18日，荷兰国家郁金香日，游客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的采摘园里自由采摘郁金香。(Simon Wohlfahrt/AFP via Getty Images)
曹鹏表示，上海中产也节衣缩食，本来每个礼拜带孩子下馆子，现在变成每两个礼拜，或每一个月去一次；原来孩子上国际学校，现在改上公办学校；应季衣服本来每年都要买好几千的，现在应季衣服能穿就不换了；把欧洲游改成了日韩游或者东南亚游；原来打算换BBA（宾士、宝马和奥迪三款德国豪华汽车品牌的总称），现在也不换了，就开原来老比亚迪、捷达。
曹鹏说，尤其是外地来在上海的人日子很苦，现在没有什么好工作给外地人了，要不你就回去，要不就接受包吃包住的餐馆服务员工作，你做不做？
他解释，因为疫情之后经济下滑，各地都有排外现象。上海也是一样，肯定优先招上海话非常流利、言行举止符合上海一些标准的。过去为什么外地人也很容易入职，他们能拿8000到1万甚至1万加、2万加，因为本地人有更好的工作，好多都在外企做中高层，一月4万到5万，外地人拿就拿呗，大家一起赚。
“但现在高端岗位不断下沉，上海人退而求其次，也要跟外地大学生卷1万、2万的工作，他们动用当地的人脉，把仅有的好工作一锅端，外地大学生就剩下为数不多死卷的996、007工作和铁人三项。”
“007工作”是指一种比996工作制更极端的工作制度，即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俗称“从零点到零点”。
“铁人三项工作”在口语上通常指送外卖、送快递和开网约车，这三种需要体力和时间换取报酬的工作。
曹鹏表示，现在上海出国的人非常多，有点像1949年前景象，当时大量的上海人逃往香港。现在大量的上海有钱人逃往东京、新加坡甚至于美国、欧洲。上海人拿到日韩签证、美澳欧的签证，跟其它地区比还是要容易很多。他们更多还是想把房子卖掉走投资移民、或通过技术移民出来。移民到国外的上海人并不是底层，而是中产以上，也带走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现金。
腰斩的房地产
曹鹏表示，上海房地产和建筑业一塌糊涂。上海现在市区的二手房普遍都在跌，内环内跌了25%，中环内跌了35%到40%，中环以外跌了40%到50%。
“像凯德茂名公馆，2021年高位成交的时候可能是18万到20万（每平米），前一段时间就拍卖11万多，相当于腰斩，这种情况很多。我说的都是内环内的名盘，都是在黄埔区、原来卢湾区或徐汇区靠近原法租界的这样地方，都是非常贵的黄金地段，现在已经跌成这样子。”
他说，但也不排除中共它会营造1%的日光盘，让人觉得上海还有很多有钱人。因为中共控制资本外逃，你的钱只能留在国内，这时候资本就会选一个相对公平、没有非法捕捞的地方，那就是上海。所以上海一些像“新天地”、“中海‧顺昌玖里”或“翠湖六期”，还是会看到一些每平米20万、30万的日光盘，这是资本内逃的表现。
曹鹏表示，这些人推高了万分之一的楼盘，营造成一个虚假的繁荣，其实没有看到0.1%以外的99.9%是怎样的一种萧条和衰退。中共把这0.1%刻意放大，让人产生这代表中国全局的错觉。
“我说给一些阿拉伯人或非洲人听，他们都不敢相信。”他说，中共宣传上海那么美好、那么繁荣的陆家嘴，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水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那才是中国真实的一面，你不能说那百分之一能够代表中国，另外百分之九十九反而代表不了中国。
开网约车的艰辛
随着上海外企大量的搬迁或财务不佳，曹鹏也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法国公司，更糟糕的是他还被中共警察盯上。
大概2020年的时候，曹鹏在推特上发文，接受了外媒采访，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习支持俄乌战争、上海封城，及复活共产原教旨主义，把中国带入深渊。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中共警察找到了我。”
在失去外企工作及之后家庭变故之后，曹鹏变得一无所有，为了挣出国的机票钱，他曾开过两个月的网约车。
“我开了两个月的网约车。”曹鹏说，在上海开网约车的话，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一个月如果休息三天以上，就会被形容成好吃懒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自己租房吃饭的话，只有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一个月才能存个五六千。这非常可怕的，而且你没有医保社保，也不能有事故、不能有罚单。在理想状态下，你每月工作二十八天，简直已经不能算人了。
曹鹏坦言，一般上海人只要能吃饭，哪怕做网红也不会开网约车，因为开网约车太累了，不是人干的。“我看见网约车司机在机场等的时候，突然就走掉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在里面，很容易凝固成血栓，血栓上来直接就走掉了。”
图为上海金融区示意图。(He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如今来到荷兰的曹鹏，更加确信中共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
他说，像荷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最低工资是（约合）两万多（人民币），医保把所有的病都包进去；在中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工作三四百个小时，工作时间是别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但收入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不到。
曹鹏表示，荷兰养老金的总额是荷兰GDP的百分之两百，两万多亿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十七万亿左右，中共所有的养老金加起来只有十一万亿到十四万亿，整个十四亿人的养老金，只有荷兰一千八百万人的养老金的百分之六十六，荷兰人均养老金是中国的一百二十五倍。
“你哪里来的脸说人家就快倒闭了，这也让我匪夷所思的。”他说，北欧国家只会更好，英国、法国、德国也不是很差，人家的退休金、养老都不错。
曹鹏表示，稍微差一点像希腊、葡萄牙、克罗地亚也有上海中环以内的水平，但中国有多少人能达到中环以内的水平呢？上海最低的工资是二千六百九，希腊、葡萄牙最低的工资（约合）有七八千（人民币）。人家社会更公平、基尼指数更低。你如果一个月就拿了两千六百九，你作为一个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上海活下去，除非你找到高收入工作，不然你怎么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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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原上海外企管理人士曹鹏，经历了上海从繁华到萧条的时代变迁，他本人也从一个中产白领变成一位被中共警察盯上的异议人士，并于今年逃离了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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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曹鹏介绍，他是江苏人，1997年高考虽然分数是超过本科线，但在父母的坚持下报考了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名江苏警官学院）。他当时很反感政治课，反而是体育跟英文比较好，毕业后分到泰州高港水上分局，天天做笔录，“做笔录的过程中，我发现派出所所长明显偏向有钱人。”他说。
曹鹏后来很快从派出所辞职，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读书，之后一直在外企工作。他最后就职的一家外企是法国埃顿服务公司（EN Services），前后工作了6年时间。
“为什么我后来辞职来上海？”他说，因为那时候上海不仅繁华，而且还是多多少少讲点道理的地方。上海有很多外企待遇好、也很人性化。因为欧美公司到中国来招管理层的时候，是按欧美一套待遇来比拟中国人的。
“忽然工资从1300涨到3000、5000人民币，而且还是做5休2，就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人了。”
曹鹏表示，那时候法国埃顿公司除了一个月两万多的工资，福利也很好。出差一天有四百多元的宾馆补助，吃饭、打车都是实报实消。“我在那家公司前后六年，虽然薪水不算很高，但它的性价比放到上海简直无敌，非常好。”
但如今，埃顿服务也濒临破产的边缘。
曹鹏告诉记者，“我们公司原来2019年、2020年、2021年我在的时候，公司还有三层楼，大概有一百多个老外。前一段时间我问了前同事，他说现在大概只剩了十来个了，走了百分之九十，只剩十分之一。”
那家法国公司在上海二十年了，法国老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说，“我觉得他很可怜，他要跟中共周旋，资金不停地被掏空、被消耗，听说前一段时间他又到法国卖了一片他的财产，来填补上海的这个窟窿。”
“没有办法，整个中国的国运下来了。公司还能撑多久，目前觉得也不太乐观。如果能够把重心转移到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还有生存空间，他也开始在做这样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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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欧美企业撤离中国？曹鹏认为，一方面他们在中国遇到的人，不像本世纪初那样对欧美人那么友善、能够交流合作。现在他们完全就是冲着渗透与偷技术来的，比如说从特斯拉（Tesla）学完技术，就要去比亚迪、去小鹏；从思科（Cisco）学完技术，就要去华为；从台积电学完技术，就要跳到中芯国际。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你（欧美企业）如果不转让技术，就用这种办法去偷你的技术。
曹鹏表示，中共它走了苏联的老路，在仅有的跟西方打交道的合作渠道里，不断搞些小动作。外资在中国公司的网络一定是被窃听的，电话、邮件一定是被窃听的，用人一定是被渗透的。
他说，中国几乎所有企业包括外企，都会设党支部来干涉用人权，如果不能设党支部，就千方百计地把人力主管弄成一个亲共的人。这样HR在筛选用人的时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亲共反美的人招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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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失业 上海的悲歌
中共当局严酷的疫情封控及一系列国安政策，对上海影响非常大，上海曾经的繁华不再，一片萧条。
曹鹏表示，他曾开车到川沙、周浦，那里以前非常繁华。“川沙步行一条街一个手机店的老板跟我说，以前这条街有三十七八家手机店，现在锐减到五家，有两家准备转让、两家准备关店。以前晚上哪怕你去再垃圾的饭店，只要没有预订就会没位置了，等到八点九点也没有了。”
现在那边的餐饮业一片萧条，他补充道，有的人可能就回老家了，有的人就算不回老家，也在川沙躺平了。每天就是去市场买一点打折的菜叶子回去，两个鸡蛋、一个青菜、一碗饭，三五块钱的成本对付一下，也不会去花三五十去吃饭，这个盛况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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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8日，荷兰国家郁金香日，游客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的采摘园里自由采摘郁金香。(Simon Wohlfahrt/AFP via Getty Images)
曹鹏表示，上海中产也节衣缩食，本来每个礼拜带孩子下馆子，现在变成每两个礼拜，或每一个月去一次；原来孩子上国际学校，现在改上公办学校；应季衣服本来每年都要买好几千的，现在应季衣服能穿就不换了；把欧洲游改成了日韩游或者东南亚游；原来打算换BBA（宾士、宝马和奥迪三款德国豪华汽车品牌的总称），现在也不换了，就开原来老比亚迪、捷达。
曹鹏说，尤其是外地来在上海的人日子很苦，现在没有什么好工作给外地人了，要不你就回去，要不就接受包吃包住的餐馆服务员工作，你做不做？
他解释，因为疫情之后经济下滑，各地都有排外现象。上海也是一样，肯定优先招上海话非常流利、言行举止符合上海一些标准的。过去为什么外地人也很容易入职，他们能拿8000到1万甚至1万加、2万加，因为本地人有更好的工作，好多都在外企做中高层，一月4万到5万，外地人拿就拿呗，大家一起赚。
“但现在高端岗位不断下沉，上海人退而求其次，也要跟外地大学生卷1万、2万的工作，他们动用当地的人脉，把仅有的好工作一锅端，外地大学生就剩下为数不多死卷的996、007工作和铁人三项。”
“007工作”是指一种比996工作制更极端的工作制度，即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俗称“从零点到零点”。
“铁人三项工作”在口语上通常指送外卖、送快递和开网约车，这三种需要体力和时间换取报酬的工作。
曹鹏表示，现在上海出国的人非常多，有点像1949年前景象，当时大量的上海人逃往香港。现在大量的上海有钱人逃往东京、新加坡甚至于美国、欧洲。上海人拿到日韩签证、美澳欧的签证，跟其它地区比还是要容易很多。他们更多还是想把房子卖掉走投资移民、或通过技术移民出来。移民到国外的上海人并不是底层，而是中产以上，也带走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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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凯德茂名公馆，2021年高位成交的时候可能是18万到20万（每平米），前一段时间就拍卖11万多，相当于腰斩，这种情况很多。我说的都是内环内的名盘，都是在黄埔区、原来卢湾区或徐汇区靠近原法租界的这样地方，都是非常贵的黄金地段，现在已经跌成这样子。”
他说，但也不排除中共它会营造1%的日光盘，让人觉得上海还有很多有钱人。因为中共控制资本外逃，你的钱只能留在国内，这时候资本就会选一个相对公平、没有非法捕捞的地方，那就是上海。所以上海一些像“新天地”、“中海‧顺昌玖里”或“翠湖六期”，还是会看到一些每平米20万、30万的日光盘，这是资本内逃的表现。
曹鹏表示，这些人推高了万分之一的楼盘，营造成一个虚假的繁荣，其实没有看到0.1%以外的99.9%是怎样的一种萧条和衰退。中共把这0.1%刻意放大，让人产生这代表中国全局的错觉。
“我说给一些阿拉伯人或非洲人听，他们都不敢相信。”他说，中共宣传上海那么美好、那么繁荣的陆家嘴，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水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那才是中国真实的一面，你不能说那百分之一能够代表中国，另外百分之九十九反而代表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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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2020年的时候，曹鹏在推特上发文，接受了外媒采访，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习支持俄乌战争、上海封城，及复活共产原教旨主义，把中国带入深渊。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中共警察找到了我。”
在失去外企工作及之后家庭变故之后，曹鹏变得一无所有，为了挣出国的机票钱，他曾开过两个月的网约车。
“我开了两个月的网约车。”曹鹏说，在上海开网约车的话，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一个月如果休息三天以上，就会被形容成好吃懒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自己租房吃饭的话，只有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一个月才能存个五六千。这非常可怕的，而且你没有医保社保，也不能有事故、不能有罚单。在理想状态下，你每月工作二十八天，简直已经不能算人了。
曹鹏坦言，一般上海人只要能吃饭，哪怕做网红也不会开网约车，因为开网约车太累了，不是人干的。“我看见网约车司机在机场等的时候，突然就走掉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在里面，很容易凝固成血栓，血栓上来直接就走掉了。”
图为上海金融区示意图。(He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如今来到荷兰的曹鹏，更加确信中共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
他说，像荷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最低工资是（约合）两万多（人民币），医保把所有的病都包进去；在中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工作三四百个小时，工作时间是别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但收入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不到。
曹鹏表示，荷兰养老金的总额是荷兰GDP的百分之两百，两万多亿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十七万亿左右，中共所有的养老金加起来只有十一万亿到十四万亿，整个十四亿人的养老金，只有荷兰一千八百万人的养老金的百分之六十六，荷兰人均养老金是中国的一百二十五倍。
“你哪里来的脸说人家就快倒闭了，这也让我匪夷所思的。”他说，北欧国家只会更好，英国、法国、德国也不是很差，人家的退休金、养老都不错。
曹鹏表示，稍微差一点像希腊、葡萄牙、克罗地亚也有上海中环以内的水平，但中国有多少人能达到中环以内的水平呢？上海最低的工资是二千六百九，希腊、葡萄牙最低的工资（约合）有七八千（人民币）。人家社会更公平、基尼指数更低。你如果一个月就拿了两千六百九，你作为一个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上海活下去，除非你找到高收入工作，不然你怎么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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