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 孙东旭也走了!俞敏洪为什么学不了任正非?
2. 价值分配:短期激励 vs. 长期利益共同体
价值分配是留住人才的“硬核”手段。
俞敏洪在价值分配上,早期通过股权和高薪吸引了合伙人,但随着企业发展,缺乏一套能持续、系统地解决“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的机制。当明星员工(如董宇辉)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时,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价值,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分配机制的不透明和不系统,是引发人才矛盾和流失的直接导火索。
任正非则通过“财散人聚”的哲学,构建了“利益共同体”。
“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过幸福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像资本家那样,把所有的利润都装进自己的口袋。我们要把利益分给员工,让员工分享公司的成长。”
华为的价值分配体系是其人才稳定的核心。它通过虚拟受限股等机制,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深度绑定,实现了“按劳分配要充分拉开差距”,以奋斗者为本。这种机制确保了:
高回报:奋斗者能获得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回报。
长期性:员工的财富增长与公司长期价值增长挂钩,降低了短期套现离职的动机。
公平性:价值分配的依据是能力、责任、贡献和工作态度,而非个人关系或创始人偏好。
3. 企业文化:温情“家”文化 vs. 铁血“奋斗者”文化
新东方的“家”文化,强调温情、兄弟情谊,容易让人产生归属感,但也容易滋生“惰性”和“平均主义”。这种文化在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时,缺乏足够的“铁血”和“自我批判”精神。
华为的“奋斗者”文化,则是一种目标驱动、危机驱动的文化。它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这种文化筛选出最能为公司创造价值的“狼”,并给予他们最丰厚的回报。它要求员工不断“自我批判”,保持组织的活力和竞争力。
03
制度的“非人格化”是留住牛人的关键
俞敏洪留不住牛人,任正非能稳定人才,其根本差异在于管理制度的“非人格化”程度。
俞敏洪的困境在于“非人格化”不足。他的管理高度依赖个人魅力和情感,企业文化是“俞敏洪的新东方”。当牛人成长到一定阶段,其个人能力和影响力足以支撑其独立发展时,他们发现新东方/东方甄选的平台,无法提供一个能超越创始人、系统化、长期化的人才激励和权力分配机制。牛人离开,不是因为俞敏洪不好,而是因为平台的天花板就是俞敏洪的个人边界。
任正非的成功在于“非人格化”的成功。他通过《华为基本法》和一系列制度,将企业从“任正非的华为”转变为“制度的华为”。他构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和“事业共同体”,让牛人留下的理由不再是“为了任正非”,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巨大的回报”。华为的平台,是一个能让牛人充分授权、合理分配、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化”平台。
04
对其他企业家的启发与借鉴
俞敏洪与任正非的管理实践,为所有企业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1. 从“人治”到“法治”
创始人魅力是企业起步的“燃料”,但制度才是企业长青的“发动机”。企业家必须将个人意志转化为组织意志,通过制度来规范权力、分配利益、激励人才。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企业的天花板。
2. 用科学的价值分配实现“财散人聚”
人才的竞争,本质上是价值分配机制的竞争。企业家必须设计一套科学、长期、有竞争力的价值分配机制,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深度绑定。
“我们要让奋斗者分享到公司成长的红利,只有‘财散’,才能‘人聚’。”
3. 权力“非人格化”
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授权和接班人制度,避免企业成为创始人个人意志的延伸。华为的轮值CEO制度,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其核心思想——权力制衡、集体决策、有序传承——值得所有企业学习。让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才能确保企业的持续稳定。
4. 用制度固化文化
企业文化不是口号,而是制度的体现。温情的“家”文化需要用铁血的制度来保障其效率;铁血的“奋斗者”文化需要用丰厚的回报来保障其可持续性。用制度固化文化,用文化引导制度的执行,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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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价值分配是留住人才的“硬核”手段。
俞敏洪在价值分配上,早期通过股权和高薪吸引了合伙人,但随着企业发展,缺乏一套能持续、系统地解决“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的机制。当明星员工(如董宇辉)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时,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价值,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分配机制的不透明和不系统,是引发人才矛盾和流失的直接导火索。
任正非则通过“财散人聚”的哲学,构建了“利益共同体”。
“奋斗的目的是为了过幸福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像资本家那样,把所有的利润都装进自己的口袋。我们要把利益分给员工,让员工分享公司的成长。”
华为的价值分配体系是其人才稳定的核心。它通过虚拟受限股等机制,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深度绑定,实现了“按劳分配要充分拉开差距”,以奋斗者为本。这种机制确保了:
高回报:奋斗者能获得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回报。
长期性:员工的财富增长与公司长期价值增长挂钩,降低了短期套现离职的动机。
公平性:价值分配的依据是能力、责任、贡献和工作态度,而非个人关系或创始人偏好。
3. 企业文化:温情“家”文化 vs. 铁血“奋斗者”文化
新东方的“家”文化,强调温情、兄弟情谊,容易让人产生归属感,但也容易滋生“惰性”和“平均主义”。这种文化在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时,缺乏足够的“铁血”和“自我批判”精神。
华为的“奋斗者”文化,则是一种目标驱动、危机驱动的文化。它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这种文化筛选出最能为公司创造价值的“狼”,并给予他们最丰厚的回报。它要求员工不断“自我批判”,保持组织的活力和竞争力。
03
制度的“非人格化”是留住牛人的关键
俞敏洪留不住牛人,任正非能稳定人才,其根本差异在于管理制度的“非人格化”程度。
俞敏洪的困境在于“非人格化”不足。他的管理高度依赖个人魅力和情感,企业文化是“俞敏洪的新东方”。当牛人成长到一定阶段,其个人能力和影响力足以支撑其独立发展时,他们发现新东方/东方甄选的平台,无法提供一个能超越创始人、系统化、长期化的人才激励和权力分配机制。牛人离开,不是因为俞敏洪不好,而是因为平台的天花板就是俞敏洪的个人边界。
任正非的成功在于“非人格化”的成功。他通过《华为基本法》和一系列制度,将企业从“任正非的华为”转变为“制度的华为”。他构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和“事业共同体”,让牛人留下的理由不再是“为了任正非”,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巨大的回报”。华为的平台,是一个能让牛人充分授权、合理分配、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化”平台。
04
对其他企业家的启发与借鉴
俞敏洪与任正非的管理实践,为所有企业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1. 从“人治”到“法治”
创始人魅力是企业起步的“燃料”,但制度才是企业长青的“发动机”。企业家必须将个人意志转化为组织意志,通过制度来规范权力、分配利益、激励人才。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企业的天花板。
2. 用科学的价值分配实现“财散人聚”
人才的竞争,本质上是价值分配机制的竞争。企业家必须设计一套科学、长期、有竞争力的价值分配机制,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深度绑定。
“我们要让奋斗者分享到公司成长的红利,只有‘财散’,才能‘人聚’。”
3. 权力“非人格化”
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授权和接班人制度,避免企业成为创始人个人意志的延伸。华为的轮值CEO制度,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其核心思想——权力制衡、集体决策、有序传承——值得所有企业学习。让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才能确保企业的持续稳定。
4. 用制度固化文化
企业文化不是口号,而是制度的体现。温情的“家”文化需要用铁血的制度来保障其效率;铁血的“奋斗者”文化需要用丰厚的回报来保障其可持续性。用制度固化文化,用文化引导制度的执行,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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