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 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
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
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
“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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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 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
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
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
“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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