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为什么"知识企业家"如此重要?

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企业、市场与法律》[5]


科斯在若干场合(尤其1988年《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曾将学术界与公共讨论称为“思想的市场”,但仍属比喻性用法。

他关注的是制度与产权如何影响知识传播,而非系统阐述“思想市场”作为文明现象。莫基尔

真正把“Market for Ideas”上升为理论框架并以之解释“欧洲为何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是莫基尔。

他进一步提出“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的概念,并以此分析东西方分明何以大分野,西方兴起而东方依旧停滞。



莫基尔-《启蒙经济》The Enlightened Economy Mokyr[6]

莫基尔指出,15—18世纪的欧洲,正是在政治分散、文化多元、出版自由的环境下,思想得以流通、竞争与积累。

当伽利略在意大利被定罪,荷兰的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

当笛卡尔在法国被围攻,他在阿姆斯特丹继续思索“我思故我在”。

思想于是拥有了“出逃权”,真理也因此拥有了进化力。

这种思想市场的形成,使“知识企业家”在欧洲首先得以出现:

他们可以出版、辩论、实验、传播;

他们把知识从权力的附庸,变成了创新的引擎。

而在缺乏思想市场的东方社会,知识被政治化、功利化、科举化——知识变成“考试的道具”“权力的装饰”“道德的符号”,不再具有创新的张力。

于是,就像莫基尔所言:

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让知识自我更新的制度。”

甚至,

“李约瑟难题,也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能让知识累积并自我更新的制度’。”四、三类企业家:市场、政府与知识

我多年以前,就曾提出过一个三分法:

现代社会需要三种企业家——

• 1️、市场企业家:通过创新产品等创造财富;


• 2️、政府企业家:通过创新制度改进公共秩序;

• 3️、知识企业家:通过思想创新推动文明更新。

过去四十年,中国最活跃的是第一类,偶尔也出现第二类,如邓小平、胡赵等;

但最稀缺、也最被忽视的,还是第三类——知识企业家。

在一个只崇拜权力与金钱的社会,思想创新者往往得不到尊重,甚至被视为“多事之人”。

然而,正是知识企业家,构成了文明性创新的源泉。

他们不仅推动技术革命,也唤醒制度更新,乃至信仰重建。五、中国的紧迫任务:重建知识尊严

中国今天拥有全球领先的高铁、航天与AI技术,却仍缺乏持续创新的文明结构。

原因不在技术,而在文化。

在一个不尊重思想和知识、不包容异见、不保障学术、言论与信仰自由的环境中,知识企业家无从生长,思想市场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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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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