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不是芯片 也不是AI:中美科技竞争比的是什么?
所以，对于科技竞争来说，往往最关键的并不是谁先拥有尖端技术，而是谁能够有更强大力量进行技术扩散和产业转化。在最近十多年，中国也逐渐获得了全球最强大的技术扩散能力。比如，在百度、阿里、腾讯等企业推动下，中国成为互联网技术渗透率最高的国家；大疆等企业的推动，打破了国外无人机长期用于军事领域的状态，正在逐渐成为物流、农业、应急救灾等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上，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也将这门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普及化，最近腾讯元宝、百度文库等主动接入Deepseek，让这项基础模型从专业领域迅速走入十亿级用户。
▎中国制造的民用航拍无人机。（图源：东方ic）
那么，中国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呢？很多人归因为中国市场庞大，但是笔者认为市场规模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是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何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何当今的印度(专题)产业发展仍旧落后？
促使中国在该项能力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改革开放后产生了一批具有全世界最具有开拓精神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及企业家，他们成为连接技术与商业，实验室与消费者之间的关键性纽带，把中国各方面的资源要素串接起来，产生化学反应，方使得中国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
因此，目前尽管中国不是顶尖技术研发中心，但是仍旧可以拥有最强大产业竞争力。美国现在对华制裁的重心也因此是供应链制裁，以破坏中国产业转化能力为目标，而不像麦卡锡时代那样，以限制科学家流动，阻止形成科学研究能力为目标；同时，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所谋求的制造业回归，根本上都是希望复兴美国的应用转化能力，这些都说明这方面对于两国竞争的关键性意义。
投入不少，效率却打折？
中国创新的制度短板在哪里
这方面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服务保障能力，大家普遍想到的是政府调动资源支持科研的能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24年度《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联邦政府在2022年的R&D经费赞助支出是1598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R&D经费支出约6226亿人民币(专题)（折合895亿美元，其中为3814亿为直接拨款，考虑到高校基本都是公立，高校的2412亿研发经费，也基本来自于政府支持）；另一个口径为财政中的科学技术支出，2022年中国为11128亿（约1599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政府的科研支出稍微高于美国。总体看，中美应该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不过科研体系的行政化、腐败等痼疾，大大拉低了中国科研支出的有效利用率。根据中国科协2011年的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又根据2022年广西审计厅对9所区管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69%的项目资金使用存在问题，因此直接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中美之间应该有不小差距。
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需要发达金融支持。美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和证券融资市场。根据清科的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共投资74602亿人民币，中国则为6036亿人民币，中国仅为美国的8%，即便是处于高峰期的2017年，也只有美国的26%。证券融资方面，2024年美国272家企业成功上市，融资总金额为407亿美元；中国为228家，融资额为234亿美元。
营商环境方面，中国最近改善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91位提升到2020年的31位，美国则稳定在前6名，中国企业在税负友好性、跨境贸易便利性、工商服务便利性等多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法治指数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根据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数排名，美国位居第20名左右，中国则是80名左右；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有全球最发达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评估和专利代理体系，而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指数（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ex）排行，中国在55个评估对象中居第25，处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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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民用航拍无人机。（图源：东方ic）
那么，中国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呢？很多人归因为中国市场庞大，但是笔者认为市场规模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是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何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何当今的印度(专题)产业发展仍旧落后？
促使中国在该项能力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改革开放后产生了一批具有全世界最具有开拓精神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及企业家，他们成为连接技术与商业，实验室与消费者之间的关键性纽带，把中国各方面的资源要素串接起来，产生化学反应，方使得中国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
因此，目前尽管中国不是顶尖技术研发中心，但是仍旧可以拥有最强大产业竞争力。美国现在对华制裁的重心也因此是供应链制裁，以破坏中国产业转化能力为目标，而不像麦卡锡时代那样，以限制科学家流动，阻止形成科学研究能力为目标；同时，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所谋求的制造业回归，根本上都是希望复兴美国的应用转化能力，这些都说明这方面对于两国竞争的关键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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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服务保障能力，大家普遍想到的是政府调动资源支持科研的能力，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24年度《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联邦政府在2022年的R&D经费赞助支出是1598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R&D经费支出约6226亿人民币(专题)（折合895亿美元，其中为3814亿为直接拨款，考虑到高校基本都是公立，高校的2412亿研发经费，也基本来自于政府支持）；另一个口径为财政中的科学技术支出，2022年中国为11128亿（约1599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政府的科研支出稍微高于美国。总体看，中美应该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不过科研体系的行政化、腐败等痼疾，大大拉低了中国科研支出的有效利用率。根据中国科协2011年的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又根据2022年广西审计厅对9所区管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69%的项目资金使用存在问题，因此直接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中美之间应该有不小差距。
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需要发达金融支持。美国有着全球最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和证券融资市场。根据清科的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共投资74602亿人民币，中国则为6036亿人民币，中国仅为美国的8%，即便是处于高峰期的2017年，也只有美国的26%。证券融资方面，2024年美国272家企业成功上市，融资总金额为407亿美元；中国为228家，融资额为234亿美元。
营商环境方面，中国最近改善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91位提升到2020年的31位，美国则稳定在前6名，中国企业在税负友好性、跨境贸易便利性、工商服务便利性等多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法治指数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根据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指数排名，美国位居第20名左右，中国则是80名左右；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有全球最发达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评估和专利代理体系，而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指数（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ex）排行，中国在55个评估对象中居第25，处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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