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任教985高校3年 考核未过 背百万房贷离开
与家人反复商量后，我选择了一所南方沿海城市的高校。这所学校的名气没那么大，但考核要求不高，且薪资是之前的两倍多，还为我们一家三口提供了公寓。
妻子安慰我：“100多万的房贷可以慢慢还，就当没来过，好歹还成了个家。”如今，我们已经举家搬迁到新的城市，从头开始。
3、反思
回头再看，我不禁反思：为何在考核制度下，我成了被淘汰的“不合格产品”？
我必须先替学院的领导、同事说句公道话——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无论是工作期间对我的支持，还是找新工作时对我的安慰和帮助。那么，我面临的痛苦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首先，制度存在“不明确地带”且不断变化。我承认，2024年底接受考核时，自己确实没有达到考核要求，即“三年内拿到一个国家级课题（或引进经费至少20万），同时发表至少5篇符合学校要求的期刊论文”。
然而，这些要求是2024年学校的内部文件下发的“新办法”，并未写进我的入职合同，入职时也有“教学通道”和“3+3”的承诺，考核操作是比较“柔和”的。
实际上，一个普通青年教师仅凭“个人”努力，极难甚至绝无可能在三年内达到如此严苛的标准。我和身边的朋友日均工作12~18小时，但大多是“非升即走”的失败者。
我观察发现，高校的人才引进制度已经非常“市场化”了，永远有更年轻、更“卷”的人拿到职称，考核要求水涨船高，没能跟上节奏的“老人”惨遭淘汰。竞争是无情的，许多学校集结大批青年研究人员，学校的排名和论文发表数量大幅提升，但这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很不好。
其次，论文的发表存在着大片“灰色地带”。作为大学老师，每个星期打开邮箱，都能收到一大堆“代发论文”的邮件，其中期刊的等级被明码标价。
此外，作者的身份职级影响着论文发表。我亲身经历过，一篇论文在投稿时顺利通过审核，马上要发表了，编辑明确告诉我：“找一个正教授挂名，我们马上给你发表。”我当时想了很久，却没舍得，因为那篇论文是我花费很多心血的得意之作。
我们会看到，一位知名学者一年论文的发表量，超过一整所大学。被指出后，这种现象依然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无论是花钱“买”论文，还是找“大佬”带，都是普通青年教师难以承担的成本。
4、平庸之恶
除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还想举三个身边朋友的案例。
我的一位师弟，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痛。他家境普通，幼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送到北京大学读完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考核压力很大。2023年，因为长时间伏案工作，师弟突发心梗去世了。
在师弟的葬礼上，同学们发起了捐款。这件事也让我们“心有戚戚焉”。在考核的压力下，连熬几个通宵都是寻常，我们不禁思考：如果哪一天倒下，家人、孩子怎么办？
我的一位女同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符合“非升即走”制度期待的典型。她聪明、勤奋、能力极强，论文发表的篇数和级别都是同龄人之中的佼佼者，在北京一所知名院校任副教授。去年年底，我和她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她看起来妆容很不错，但她其实已经连续6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精神状态濒临崩溃。她恋爱长跑多年，至今没有敢领证结婚，更别提生娃。
第三个例子，是我一位工科的朋友。他非常优秀，一年能“拼”十余篇高水平论文。但他已经临近40岁，仍然因为压力过大不敢结婚。
大家可能都羡慕大学老师，看起来很光鲜、“不坐班”。但实际上，青年教师的工作时间超额、亚健康率极高、生活保障很弱。我现在不敢去体检，笑称“只要不体检，身体就没事”。
对我们而言，考核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对未来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就像阴影般如影随形。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在某些制度下，个体放弃独立思考而选择机械服从，最终推动了事实上的“恶”。在我看来，“非升即走”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对人才流动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如今已经被“异化”了，变成“唯论文”“唯课题”的结合。许多学校实施它的初衷，已经不是为了“让人留”，而是为了“让人走”：学校要的是能提升排名的论文和课题，而不是人才。
要破除这种“平庸之恶”，就需要我们每个普通人去叩问制度。比如：能否更具有契约精神，在入职时就将考核的条件明确写进合同，此后不再变化？这样清晰透明的合同制对青年教师更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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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安慰我：“100多万的房贷可以慢慢还，就当没来过，好歹还成了个家。”如今，我们已经举家搬迁到新的城市，从头开始。
3、反思
回头再看，我不禁反思：为何在考核制度下，我成了被淘汰的“不合格产品”？
我必须先替学院的领导、同事说句公道话——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无论是工作期间对我的支持，还是找新工作时对我的安慰和帮助。那么，我面临的痛苦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首先，制度存在“不明确地带”且不断变化。我承认，2024年底接受考核时，自己确实没有达到考核要求，即“三年内拿到一个国家级课题（或引进经费至少20万），同时发表至少5篇符合学校要求的期刊论文”。
然而，这些要求是2024年学校的内部文件下发的“新办法”，并未写进我的入职合同，入职时也有“教学通道”和“3+3”的承诺，考核操作是比较“柔和”的。
实际上，一个普通青年教师仅凭“个人”努力，极难甚至绝无可能在三年内达到如此严苛的标准。我和身边的朋友日均工作12~18小时，但大多是“非升即走”的失败者。
我观察发现，高校的人才引进制度已经非常“市场化”了，永远有更年轻、更“卷”的人拿到职称，考核要求水涨船高，没能跟上节奏的“老人”惨遭淘汰。竞争是无情的，许多学校集结大批青年研究人员，学校的排名和论文发表数量大幅提升，但这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很不好。
其次，论文的发表存在着大片“灰色地带”。作为大学老师，每个星期打开邮箱，都能收到一大堆“代发论文”的邮件，其中期刊的等级被明码标价。
此外，作者的身份职级影响着论文发表。我亲身经历过，一篇论文在投稿时顺利通过审核，马上要发表了，编辑明确告诉我：“找一个正教授挂名，我们马上给你发表。”我当时想了很久，却没舍得，因为那篇论文是我花费很多心血的得意之作。
我们会看到，一位知名学者一年论文的发表量，超过一整所大学。被指出后，这种现象依然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无论是花钱“买”论文，还是找“大佬”带，都是普通青年教师难以承担的成本。
4、平庸之恶
除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还想举三个身边朋友的案例。
我的一位师弟，是大家心中永远的痛。他家境普通，幼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送到北京大学读完博士。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南方一所知名985高校，考核压力很大。2023年，因为长时间伏案工作，师弟突发心梗去世了。
在师弟的葬礼上，同学们发起了捐款。这件事也让我们“心有戚戚焉”。在考核的压力下，连熬几个通宵都是寻常，我们不禁思考：如果哪一天倒下，家人、孩子怎么办？
我的一位女同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符合“非升即走”制度期待的典型。她聪明、勤奋、能力极强，论文发表的篇数和级别都是同龄人之中的佼佼者，在北京一所知名院校任副教授。去年年底，我和她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她看起来妆容很不错，但她其实已经连续6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精神状态濒临崩溃。她恋爱长跑多年，至今没有敢领证结婚，更别提生娃。
第三个例子，是我一位工科的朋友。他非常优秀，一年能“拼”十余篇高水平论文。但他已经临近40岁，仍然因为压力过大不敢结婚。
大家可能都羡慕大学老师，看起来很光鲜、“不坐班”。但实际上，青年教师的工作时间超额、亚健康率极高、生活保障很弱。我现在不敢去体检，笑称“只要不体检，身体就没事”。
对我们而言，考核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对未来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就像阴影般如影随形。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在某些制度下，个体放弃独立思考而选择机械服从，最终推动了事实上的“恶”。在我看来，“非升即走”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对人才流动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如今已经被“异化”了，变成“唯论文”“唯课题”的结合。许多学校实施它的初衷，已经不是为了“让人留”，而是为了“让人走”：学校要的是能提升排名的论文和课题，而不是人才。
要破除这种“平庸之恶”，就需要我们每个普通人去叩问制度。比如：能否更具有契约精神，在入职时就将考核的条件明确写进合同，此后不再变化？这样清晰透明的合同制对青年教师更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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