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值得懷念與追憶,就像造就與寬容他的時代壹樣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說楊振寧先生對我們的國家毫無裨益。我覺得，楊振寧先生對於中國價值有點類似於湯川秀樹之於日本，1949年，當同樣研究核物理的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傳回日本的時候，還在戰後壹片廢墟中的日本壹度“舉國皆狂”，日本報紙評論說，這證明了日本人在研究科學的潛能上不遜於任何西方白種人民族。當然，後來日本人諾獎拿多了，漸漸有了“得麻了”的感覺，直至今年諾獎消息傳回，連獲獎者所在大學都波瀾不驚了。
雖然晚了幾年，雖然他們最終研究是在美國搞出來的，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獲獎對中國的價值也在此處，它證明了中國人只要思維對頭、體制對路、用心鑽研科學，能搞出來的成果也絲毫不遜於西方白種人，而諾貝爾獎在授獎中對華人確實是不存在有色眼鏡或種族歧視的，該給你就給你，與你的膚色和民族無關。
我覺得這是對中國人極大的激勵，有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個問題才會顯著尖銳而有意義——既然國人在智力上並不遜於他人，所謂“種族歧視”也並不存在，那麼我們這麼多年諾獎荒的原因又是什麼？
而有問題才能催人奮進，從這壹點上說，楊振寧不僅對全世界、而且對我們中國人有著獨特的巨大的貢獻。
更不用說，楊振寧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並在2015年放棄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國國籍，自諾貝爾獎創設以來，科學家在獲獎後的社會貢獻都是不容小覷的，因為獲獎本身回給他極大的話語權賦能，促使這些科學家走入輿論的中心，讓他們的發言更能促使社會警醒。
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諾獎得主中村修贰，此公在日期間參與研究了LED，後來因為受不了日本國內的學術氛圍，而遠走美國，並加入美籍。2014年獲得諾獎後，他壹度成了日本媒體競相采訪的對象，日媒倒是沒有在乎為什麼中村如此“不愛國”，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卻對他為什麼出走美國在意頗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氣，曾經屢出“如今的日本大學不把科學家當研究者，而當成職員。”話雖然不入耳吧，但的確促進了日本學界風氣的反思與改進。
與之相比，楊振寧先生歸國後，對中國學界的糾偏與批評是溫和的多，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沒有的，當然這並不是老先生自己的問題，毋寧說。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歡別人說“過年話”。所以楊老先生後來過年話說的也比較多，比如誇我國古代科技水平獨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後停滯落後了（這話當然萬不可講給那些西方偽史論者聽——他們會質問，誰說我大明科技落後，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為剽竊了我們的永樂大典！），如今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肆大條件都已經具備，所以對中國科技迎頭趕上，諾獎井噴這個事情，要抱有“絕對的樂觀”。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經很好了，等著諾獎井噴就好。
這個預判，我記得是楊老先生剛娶翁帆女士那個時候說的，轉眼拾多年了吧……我們也希望這個“絕對樂觀”能盡早實現。
當然，再強調壹邊，實現不了，或者實現的晚壹點，也不怪楊老先生。‘
這就好比，賓客過年時跟你說“恭喜發財”，你若這壹年沒發財，年末難道真要娶找賓客算賬麼？“過年話”這種東西之所以賓客要說，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主人喜歡聽，甚至覺得賓客不說就不禮貌。那你能怪賓客惡意撒謊麼？本來人家就是順著你說的。
從這壹點上來講，我覺得楊老先生雖然去國多年，卻依然是個禮貌、聰明、並且依然理解中國國情的人——這真不算是他的缺點，因為若不這樣，像中村修贰或者薩哈羅夫那樣直言不諱，他就可能傷害了我們這邊很多國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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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雖然晚了幾年，雖然他們最終研究是在美國搞出來的，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獲獎對中國的價值也在此處，它證明了中國人只要思維對頭、體制對路、用心鑽研科學，能搞出來的成果也絲毫不遜於西方白種人，而諾貝爾獎在授獎中對華人確實是不存在有色眼鏡或種族歧視的，該給你就給你，與你的膚色和民族無關。
我覺得這是對中國人極大的激勵，有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個問題才會顯著尖銳而有意義——既然國人在智力上並不遜於他人，所謂“種族歧視”也並不存在，那麼我們這麼多年諾獎荒的原因又是什麼？
而有問題才能催人奮進，從這壹點上說，楊振寧不僅對全世界、而且對我們中國人有著獨特的巨大的貢獻。
更不用說，楊振寧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並在2015年放棄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國國籍，自諾貝爾獎創設以來，科學家在獲獎後的社會貢獻都是不容小覷的，因為獲獎本身回給他極大的話語權賦能，促使這些科學家走入輿論的中心，讓他們的發言更能促使社會警醒。
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諾獎得主中村修贰，此公在日期間參與研究了LED，後來因為受不了日本國內的學術氛圍，而遠走美國，並加入美籍。2014年獲得諾獎後，他壹度成了日本媒體競相采訪的對象，日媒倒是沒有在乎為什麼中村如此“不愛國”，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卻對他為什麼出走美國在意頗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氣，曾經屢出“如今的日本大學不把科學家當研究者，而當成職員。”話雖然不入耳吧，但的確促進了日本學界風氣的反思與改進。
與之相比，楊振寧先生歸國後，對中國學界的糾偏與批評是溫和的多，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沒有的，當然這並不是老先生自己的問題，毋寧說。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歡別人說“過年話”。所以楊老先生後來過年話說的也比較多，比如誇我國古代科技水平獨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後停滯落後了（這話當然萬不可講給那些西方偽史論者聽——他們會質問，誰說我大明科技落後，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為剽竊了我們的永樂大典！），如今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肆大條件都已經具備，所以對中國科技迎頭趕上，諾獎井噴這個事情，要抱有“絕對的樂觀”。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經很好了，等著諾獎井噴就好。
這個預判，我記得是楊老先生剛娶翁帆女士那個時候說的，轉眼拾多年了吧……我們也希望這個“絕對樂觀”能盡早實現。
當然，再強調壹邊，實現不了，或者實現的晚壹點，也不怪楊老先生。‘
這就好比，賓客過年時跟你說“恭喜發財”，你若這壹年沒發財，年末難道真要娶找賓客算賬麼？“過年話”這種東西之所以賓客要說，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主人喜歡聽，甚至覺得賓客不說就不禮貌。那你能怪賓客惡意撒謊麼？本來人家就是順著你說的。
從這壹點上來講，我覺得楊老先生雖然去國多年，卻依然是個禮貌、聰明、並且依然理解中國國情的人——這真不算是他的缺點，因為若不這樣，像中村修贰或者薩哈羅夫那樣直言不諱，他就可能傷害了我們這邊很多國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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