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变了,中国80后拒绝当领导
从早上忙到深夜,却拿不出任何成果,一切变成了一场消耗/顾芗·AI制图
升到一定职级后,李念开始直面更高位阶的领导。对方“推己及人”,将提拔视为“给予的莫大的荣耀”,并“预设每个人都渴望往上爬”。
但李念已经累了。
几年前,抑郁与焦虑彻底压垮了李念。确诊、失眠、轻生念头……李念回忆,深夜睡不着觉得活不下时,她会想到自己年龄还不大的孩子,她琢磨不明白自己为何会陷入如此境地。
李念说,早在疫情前,她就开始思考辞掉处长一职,但真正的转折只发生在一瞬间,是听到丈夫说“痛苦已经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忍受呢”的那一刻。当时,她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因为无法呼吸而停下休息。
李念回忆,小时候,自己害怕被困在小县城里,害怕没有机会离开家,害怕未知的未来。怀揣着这份惴惴不安的“恐惧”,她一路向前。多年的求学、体面的工作、接二连三的成绩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她牵到今天。可她没想到,最终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质问——“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
那一瞬间的决绝,把李念逼到了领导办公室门前。她轻声叩门,收起情绪,先说“有件事一直想当面汇报”,再一点点切入;斟酌着每一个词,表达自己并不是抱怨,只是不想拖累整体的工作。当时的李念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但口中的话停不下来。
李念说,她没想过领导竟然理解她,这也许是多年认真工作带来的意外之喜。如今,她被安排到一个“边缘部门”,办公地搬到了有些潮湿的新楼层。
偶尔遇到熟悉的年轻同事,有人会装作没看见,也有人揣度领导心思,在她面前故意耍些小动作。李念只觉得好笑——“就像小学生一样”。
新办公室没什么“人气儿”,但不再“被看见”,也意味着不必再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岗位清闲,李念开始有时间读书、写作,陪伴家人。
但她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离开了管理岗位。
不上进
陈晴今年44岁,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东部沿海城市某基层单位工作。她从未想过要往上爬,年轻时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被提拔为科长,是领导看重她的“踏实与责任心”——即便在被提拔前,她已经委婉推辞过一次。
上任后没几年,她就向领导提过辞去职务,得到的回应始终是:“暂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晴说,她理解基层人手的短缺,只能硬着头皮扛下去。只是没想到这一扛,就是近十年。
陈晴回忆,刚参加工作时,她常跟着“师父”跑村子。记得最深的一幕,是师父一次次下村,教不会电脑的村会计们一步步从开机开始,直到学会操作电脑,从不抱怨,也不催促。她看着那些人从摆烂抗拒到主动求教,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可以“改变一些人的日常”。

哪怕再基础的工作,也存在价值/顾芗·AI制图
可当了科长之后,她的工作开始被“非本职工作”占据。陈晴说,那时候的她一直是“活人微死”。
最大的压力,来自频繁的大型活动。每到这种时候,她要进社区,晚上和村社干部们挤在同一个大厅里,行军床一排排摆开,蚊香点着也挡不住蚊虫叮咬。
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值守,吃的是千篇一律的盒饭,洗澡只能趁下班匆匆回趟家。即便难得放一天假,也被规定必须待在离单位30分钟车程内。
陈晴记得,有一次,她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凌晨两三点才下班,开车回家时遭遇事故。陈晴说,虽然人仅受了轻伤,但留下了心理阴影,很久不能正常开车。她至今都想不通:“这样究竟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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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升到一定职级后,李念开始直面更高位阶的领导。对方“推己及人”,将提拔视为“给予的莫大的荣耀”,并“预设每个人都渴望往上爬”。
但李念已经累了。
几年前,抑郁与焦虑彻底压垮了李念。确诊、失眠、轻生念头……李念回忆,深夜睡不着觉得活不下时,她会想到自己年龄还不大的孩子,她琢磨不明白自己为何会陷入如此境地。
李念说,早在疫情前,她就开始思考辞掉处长一职,但真正的转折只发生在一瞬间,是听到丈夫说“痛苦已经来了,你为什么还要忍受呢”的那一刻。当时,她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因为无法呼吸而停下休息。
李念回忆,小时候,自己害怕被困在小县城里,害怕没有机会离开家,害怕未知的未来。怀揣着这份惴惴不安的“恐惧”,她一路向前。多年的求学、体面的工作、接二连三的成绩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她牵到今天。可她没想到,最终换来的却是对自己的质问——“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
那一瞬间的决绝,把李念逼到了领导办公室门前。她轻声叩门,收起情绪,先说“有件事一直想当面汇报”,再一点点切入;斟酌着每一个词,表达自己并不是抱怨,只是不想拖累整体的工作。当时的李念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但口中的话停不下来。
李念说,她没想过领导竟然理解她,这也许是多年认真工作带来的意外之喜。如今,她被安排到一个“边缘部门”,办公地搬到了有些潮湿的新楼层。
偶尔遇到熟悉的年轻同事,有人会装作没看见,也有人揣度领导心思,在她面前故意耍些小动作。李念只觉得好笑——“就像小学生一样”。
新办公室没什么“人气儿”,但不再“被看见”,也意味着不必再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岗位清闲,李念开始有时间读书、写作,陪伴家人。
但她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离开了管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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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晴今年44岁,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东部沿海城市某基层单位工作。她从未想过要往上爬,年轻时总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被提拔为科长,是领导看重她的“踏实与责任心”——即便在被提拔前,她已经委婉推辞过一次。
上任后没几年,她就向领导提过辞去职务,得到的回应始终是:“暂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晴说,她理解基层人手的短缺,只能硬着头皮扛下去。只是没想到这一扛,就是近十年。
陈晴回忆,刚参加工作时,她常跟着“师父”跑村子。记得最深的一幕,是师父一次次下村,教不会电脑的村会计们一步步从开机开始,直到学会操作电脑,从不抱怨,也不催促。她看着那些人从摆烂抗拒到主动求教,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可以“改变一些人的日常”。

哪怕再基础的工作,也存在价值/顾芗·AI制图
可当了科长之后,她的工作开始被“非本职工作”占据。陈晴说,那时候的她一直是“活人微死”。
最大的压力,来自频繁的大型活动。每到这种时候,她要进社区,晚上和村社干部们挤在同一个大厅里,行军床一排排摆开,蚊香点着也挡不住蚊虫叮咬。
白天照常上班,晚上熬夜值守,吃的是千篇一律的盒饭,洗澡只能趁下班匆匆回趟家。即便难得放一天假,也被规定必须待在离单位30分钟车程内。
陈晴记得,有一次,她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凌晨两三点才下班,开车回家时遭遇事故。陈晴说,虽然人仅受了轻伤,但留下了心理阴影,很久不能正常开车。她至今都想不通:“这样究竟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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